「為文化所化之人」— 陳寅恪思想的微妙意義

【文：一個律師的筆記本】

1927 年，王國維自沉於北京頤和園昆明湖。在他死後，陳寅恪寫下這幾句悼念之詞，來形容王國維的晚年心境：

「凡一種文化值衰落之時，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現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則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參《王觀堂先生輓詞序》，頁 12）

這幾句話雖然是寫王國維，但也彷彿是在形容陳寅恪自己。跟王國維一樣，陳寅恪受所謂「中華文化」浸染極深，同樣是「為此文化所化之人」；如果王國維「必感苦痛」，陳寅恪自也不能例外。只不過，「經此世變，義無再辱」的王國維，以他的方式尋求解脫；至於抱持述史之志的陳寅恪，則必須跟這種苦痛一起活下去，直到人生的終點。

然而，陳寅恪有非常微妙的兩面性。儘管中華文化與中華國家是他的摯愛，但他的思想，卻蘊含著對於中華歷史神話的解構力量。一方面，他對「中華文化」有很深的情感；但另一方面，他卻也是其重要批評者，不時在著作當中，表現出對於這種文化（及其相應的政治秩序）的深刻批評。

舉例而言，陳寅恪談論北魏的漢化政策時，他的形容是「魏孝文帝遷都洛陽，其漢化程度更為增高，至宣武、孝明之世，則已達頂點，而逐漸腐化矣。」（《唐代政治史述論稿》，頁 197）。這個說法，宛然帶有「漢化即腐化」的弦外之音。此語若是出自當代學者之口，可能馬上就會掀起辱不辱的爭議。

至於對所謂「大唐盛世」，陳寅恪的說法如下：

「李唐一族之所以崛興，蓋取塞外野蠻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頹廢之軀，舊染既除，新機重啟，擴大恢張，遂能別創空前之世局。」（參《李唐氏族之推測後記》，頁 344）

這番話其實也就是說：大唐盛世之所以「盛」，恰恰是因為它沒有那麼「華」，而具有濃烈的「塞外野蠻精悍」氣息。否則，就只不過是個「頹廢之軀」而已，更遑論什麼「別創空前之世局」。

這個論點如果進一步推演下去，就會得出一個想法：大唐盛世的勃興不是特例，而是通則。換言之，所謂「中原文化」是一種難以穩定自我維持、更難以發展提升的結構，需要吸納外來的「精悍之血」，才能重振「頹廢之軀」。同樣的歷程，隨後又會再重演，周而復始。

這樣的觀念，跟後世論者所謂的「文明窪地論」其實只有一線之隔。在這個認知圖景之下，所謂「中原文化」不是高高在上的天朝，反而更像是東亞的文明墳場，不斷吸取週邊民族的「精悍之血」，再把它們的文明消溶掉，藉以延續古老而衰頹的軀體。

至於陳寅恪提出「外族盛衰之連環性」這個概念（《唐代政治史述論稿》，頁 321 以下），更直指一個思考方向：中原帝國其實只是東亞諸國其中之一，而且其存續高度依賴與周邊各國的權力平衡。以唐代為例，從初唐臣服於突厥、一直到晚唐因南詔問題而間接引發崩潰，都是在這個大架構下發生。

概言之，所謂「天朝」並沒有真的那麼高高在上，就只是國際秩序的一員。如果抱持「天朝中心論」的視角，將「天朝上國凌駕四夷」作為理解歷史的基礎，認知圖景就會整個扭曲。

我的意思並不是說，以上這些觀點都是由陳寅恪本人所主張。毋寧是說，他的思想揭示了一些新的視角、新的思路、新的概念工具，後人從這些視角出發，運用類似的概念，順著同樣的思路走下去，就可以推想出這些觀點。

在思想史上，有些論述者的重大意義在於揭示新的思考方向，而不是他本人有把那個方向走完。比如說，霍布斯本人或許不算是自由主義者，但他對自然狀態與社會契約的論述，卻刺激了自由主義思想的興起。

舉凡偉大的思想家，往往具有微妙的兩面性。在我看來，陳寅恪也是如此；而且，其思想的一大魅力亦在此。

參考資料：
陳寅恪，《王觀堂先生輓詞序》，收錄於《詩集》，北京三聯 2015
陳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北京三聯 2015
陳寅恪，《李唐氏族之推測後記》，收錄於《金明館叢稿二編》，北京三聯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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