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 年 11 月 13 日，Foodpanda 外送員展開罷工。

【文：歐陽達初（嶺南大學社會學及社會政策系助理教授）、徐詠然（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創新研究中心研究助理）】

目前正在發生的 Foodpanda 工潮，有別於傳統的勞資糾紛，不單因為外賣「平台」一直不承認與外送員的僱傭關係，更涉及平台企業對工人及就業市場帶來的新挑戰。事實上，不論是外送平台或是叫車服務，近年類似的衝突在其他國家屢見不鮮。一方面，隨著數碼媒體及手機應用程式的普及，強調水平式連繫的平台經濟應運而生。所謂的「平台」其實是企業或組織扮演服務貨物的需求者與供應者的中介。數碼化及自動化的平台經濟，提高了市場的共時性（synchronicity）、擴充性（scalability）等特質，似乎讓交易可大幅地擺脫時間、空間及組織的限制，更可善用閒置的人力及物質資源。另一方面，以勞動服務營商的平台，為服務提供者及需求者，均提供了隨選（on-demand）的靈活性，並創造了門檻相對較低的收入來源，不論登記者的背景。由平台中介導向的經濟模式，一些論者描述為「零工經濟」（gig economy）。「零工」源自音樂自由工作者從事的單次表演，而零工經濟可指以零碎交易、獨立工序為主的服務活動。

平台企業往往能在起始時以較高的時薪或訂單價，吸引不少人加入成平台從業員，更何況在失業飆升及全球疫情的背景下，理應在供求方面都不斷增長，為何仍出現這些勞資爭議？這可歸納為零工經濟及平台勞工的三大問題。首先，平台與工人的結構性不平等關係，讓平台可以單方面控制及更改勞動待遇。一些平台勞工的研究指出，營利的平台大都以中介面貌出現，將企業的實體成本減至最低，例如將僱主的僱用成本及風險，轉嫁至「被自僱」的工人身上，卻同時享受著僱主的權力，例如指派工作、為工人的表現評級及終止工作等。平台的中介位置讓他們可進入僱傭關係的灰色地帶，避過勞工法例的監管（是否假自僱則是另一問題）。更重要的是平台使用的數碼技術：包括定位追蹤可對工人進行遙距監控；演算法可根據工人的接單率及上線時間等數據，自動地分配較佳的訂單甚至作出懲罰，例如停賽。平台在關係及市場上的優勢，可使它們根據其競爭策略及複雜的算式，單方面調整服務費或改變其他勞動條件，作為「獨立」的工人不易與平台在工作間（workplace）議價。

第二，許多國家的勞工法例框架，對工人的定義及分類不同，而就自僱工人的法定保障，似乎未能追上零工經濟的趨勢。在香港零散工受「4.1.18」連續性合約影響，未能享受有薪假期及遣散費長服金等，更遑論「被自僱」的平台工人，自然不受勞工保險覆蓋。外賣員特別是車手較易遭到意外，身體受損以至停工及失去收入。除了打擊假自僱外，不少國家近年都開始引入更多中央性的補償或保險制度，以不同形式增加自僱工人的職業福利（occupational welfare）。當然，這可能涉及自僱人士的供款或其他形式的參與，需要進一步醞釀社會共識。

第三，平台的溝通機制，未能有效地促進工人發聲及參與。數碼技術進一步強化平台的主導權，例如對工人及市場數據的擁有權，導致人事決策過程更不透明，工人難以掌握或挑戰平台的政策。再加上所謂的網絡效應（network effects），平台企業先天地具有不斷擴張的傾向，以獲得更多的數據、更理想的演算法效果。這進一步鞏固平台企業的壟斷性地位，減少工人在數碼勞工市場（marketplace）的選擇，亦削弱了平台企業讓工人發聲的動機。當然，平台企業的跨國人事管理模式，都在在地阻礙了工人與平台的溝通。

由此可見，平台經濟不見得可以擺脫營利企業與勞工的衝突，只是通過數碼技術的介入，平台企業可隨收隨放地改變僱傭模式，調整營利策略。是次的罷工既揭示了平台工作的黑暗面，但亦顯示了工人在數碼社會中，如何透過網絡動員組織行動，工人的行動主義（labour activism）沒有因威權打壓工會而停下來。本文的下篇將討論是次抗爭如何與族群性（ethnicity）產生連結。

 

參考資料：
Vallas, S., & Schor, J. B. （2020）. What do platforms do? Understanding the gig economy.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46, 273-294.
Woodcock, J., & Graham, M. （2020）. The gig economy: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Cambridge: Pol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