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料圖片，來源：Alina Blumberg @ Pexels

曾任理大會計及金融學院副教授的林本利博士，強於研究能源及電訊等公共事業，並擔任過不少與其所學有密切關連的公職。十年前，他在《AM730》連續寫了幾篇題為《學術界的威迫利誘》的專欄文章，憶述他一些見聞，並解讀之：

「本地財團的遊說能力極之強大，財團的高層不時會邀請學者及其他人士一同午膳或者共晉晚餐，視學者為上賓，以極禮貌親切的態度進行遊說。……財團除邀請學者出席宴會，給予研究資助或內部認購物業等好處外，亦喜愛向大學的研究中心提供資助，作為公關和宣傳一部分。」（《學術界的威迫利誘（二）》）

「本地財團透過『利誘』，包括邀請學者出席宴會、給予研究資助，贊助研究中心的活動，甚至邀請學者進入公司董事局，給予豐厚的酬金等等，相信已經窒礙了一些學者的獨立思考及判斷的能力，令他們放低學術尊嚴。當財團無法透過『利誘』而令學者收聲或者改變立場，下一步便以『威迫』方法對待。」（《學術界的威迫利誘（三）》）

「2002 年，筆者除了面對『專欄』作家的攻擊外，亦被一間電訊公司直接入稟法院控告誹謗，以及被一間電台列入『黑名單』，新聞部不可引用筆者的言論。……去年 3 月，筆者和理大同事（包括張超雄）發表公開信，呼籲新校董會主席正視大學的管治問題，包括附屬上市公司涉及貪污案件。之後便收到附屬公司的律師信，指出是附屬公司管理層而不是公司本身涉及貪污案件，要求澄清言論及道歉。」（《學術界的威迫利誘（四）》）

林博士後來離開理大，從事投資／教育的工作。他的經濟學觀點，以至對樓／股市的預測，我們不需要一一認同，但他就商界伸手入學界的陳述，有親歷其境的事實根據，而且關乎重大公眾利益，相當值得大學高層正視、嚴肅處理 — 尤其坊間經常有聲音要求大學和私人機構合作，把研究成果商品化，變相令大學成為企業的外判研究部，後者有走精面、擇肥而噬的主導權，無肉食的理論性、基礎性研究便由大學用公帑埋單。

究竟林博士當年的指證，到了今天是否仍然存在？如果是，又有幾普遍，有幾嚴重？大學當局有責任長期跟進和監察，開誠布公，向公眾保證學府中人與不恰當的（延後）利益輸送絕緣，跟商界的關係不會因過度密切而致失去誠信，不會在評論公共政策時失去應有客觀公正性，誤導政府和公眾。比較棘手的是，大學高層自己也牽涉其中，那到底由誰來主持公道，用甚麼方法，才可以在陽光之下，合理地排除私相授受的嫌疑。就以港大首席副校王于漸為例。十年前已有傳媒報道這位在 2002 年建議停建居屋的香港知名經濟學者，投資物業的成績很理想。

王于漸擔任大量公職，同時在多間上市公司任獨立非執行董事，08 年，董事袍金的收入已達 179 萬元（09 年袍金更高逾 190 萬元），比一名教授級教員的年薪還要多。王于漸被封為學界「外快王」，實在當之無愧。雖然王于漸的酬金不少來自地產商，受人非議。但據他解釋，他是「入世的經濟學者」，在大企業當非執董的角色，是為了保障小股東利益，沒有涉及正式運作。

當然，有人仍會質疑，王于漸曾任領展高層，替其出謀獻策多年，而他一向大力宣揚把公共資產私有化的經濟主張，正正讓輿論傾向給領展拓展業務 — 例如 2014 年 8 月，用來規管領展的證監會守則放寬限制，領展得以由物業租務管理變為地產發展商，可以投資土地，投資限額亦同時放寬。但當年領匯（領展前身）上市，政府曾承諾不讓它拆售資產，並確保房屋條例第四條 (1) 賦予公屋居民享用社會設施的權益受到保障。

王于漸另一樣最落力做的事情是鼓吹賤賣公屋。客觀效果上，這會大大促進巿場購買力，令地產界有大把生意做。但假如我們因為這緣故，便斷定他以學者身分發表有利於大財團的意見，存在重大利益衝突問題，這是不對的。在哲學上來說，有以下這個可能：他是基於本身學識而發表高見，但巧合地這意見有利於大地產商。即使這個可能性很低，但只要無法百分百地排除 — 正如無法完全排除買六合彩會中頭獎的可能，我們也不能輕率地、魯莽地、有誹謗嫌疑地一口咬定王于漸幫大地產商說話出於金錢動機。

後記：林本利曾在 2015 年一篇訪問中提到：「香港單位數目足夠香港人住，香港有 269 萬個單位，只有 240 幾萬住戶，只是空置囤積太多」。而作為本港芝加哥學派的代表性人物、港府重要經濟智囊的王于漸則向來認為，香港的深層次問題是房屋供不應求之過，反對抽空置稅，而要移山填海，大量造地起樓。

 

原刊於作者 Facebo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