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法院，2019年4月

36 歲男市場推廣助理經理，被指於前年 12 月 26 日，與約 30 人在大埔超級城一食肆內搗亂，以及阻礙防暴警進入商場，審訊時雖獲裁定阻差辦公罪表證不成立，惟被告因與搗亂的蒙面人進出涉案食肆，遭裁定遊蕩罪成，判囚 9 個月。助理經理不服定罪及判刑上訴，高等法院（24 日）今開庭審理。上訴方指，原審裁判官裁決時將「基本形式」及「延伸形式」的共同犯罪原則，以及「從犯罪行」的法律原則混淆，以致被告技術上遭錯誤裁定罪成；事實上根據案發片段角度，可推論被告無法看到搗亂過程，難證被告有份犯罪。

上訴方另爭議若某被告沒有直接做出犯罪行為，而是在共同犯罪原則下遭控遊蕩罪，那麽法庭裁決時須否考慮被告本身有否令他人擔心的意圖，抑或事件結果導致他人擔心即可裁定罪成。法官認為此爭議既重要且複雜，但因上訴方早前沒寫在書面陳詞中，今天才突然提出，故押後案件至明年 2 月 18 日再訊，如有需要會就此點再聽取雙方陳詞。

上訴人為楊浩然（36 歲，市場推廣助理經理），他去年被裁定遊蕩罪成，被指於 2019 年 12 月 26 日在大埔超級城 C 區 534 號店「星泰真味」內遊蕩，令該食肆東主及負責人符賽珍合理地擔心其人身安全。

上訴方：原審裁判官混淆法律原則

原審裁判官在裁決時，指被告雖然沒被拍到有參與在餐廳內的搗亂，即有兩名少女倒調味料在地及叫口號，但憑被告跟隨搗亂者進出餐廳，可推斷被告與搗亂者有協議，有「搗亂餐廳製造麻煩」的共同目的。裁判官又認為，被告「可預見」搗亂者的行為，因此即使被告沒直接參與，他的出現鼓勵在場者參與，也要負上罪責。

上訴方指，若裁判官裁定被告與其他搗亂者有協議及共同目的，代表裁判官認為被告對搗亂一事知情，只是沒直接參與，可理解為「基本形式」的共同犯罪；可是，裁判官又同時提及「延伸形式」共同犯罪的概念，稱被告「可預見」當日的搗亂，而可預見一字代表被告本身對搗亂並不知情。由此可見，裁判官在法律上犯錯，沒有清晰區分定罪基礎。

至於被告的出現有鼓勵作用這點，上訴方指裁判官用上「從犯罪行」中協助與教唆的概念，與共同犯罪原則互相重疊。故此，裁決是將「基本形式」及「延伸形式」共同犯罪原則、「從犯罪行」3 個法律原則混淆。

上訴方續指，即使法庭基於以上任何一套原則，證據上也不足以在毫無合理疑點下裁定被告罪成。

上訴方：商業利益不應構成定罪理由

原審裁判官裁定被告遊蕩罪成的另一個基礎，是指當日的搗亂行為令東主擔心餐廳利益及食客安全，認為「要保障市民營商利益」。上訴方直言，如相關法例中所指的「自身利益」，包括餐廳利益的話，「原審裁判官的理解依據是荒謬」，舉例指一個露宿者到餐廳用膳，也可能因影響餐廳生意，而干犯遊蕩罪，強調商業利益不可能是入罪理由。

律政司：本案以基本形式共同犯罪原則檢控定罪

律政司一方回應時指，雖然原審裁判官在裁決理由中提及「可預見」一詞，但不代表裁判官認為本案涉及延伸形式共同犯罪原則，因本案所涉的搗亂，本身已屬被告與搗亂者欲達成共同目的的行為，故本案一直只是以基本形式的共同犯罪原則作檢控及定罪；又指共同犯罪原則雖與從犯罪行有重疊之處，但本案上不構成問題，因被告以協助及教唆原因出現時，其目的也可是為了對餐廳製造麻煩。

案件編號：HCMA354/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