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代革命》金馬映後會 周冠威：這是一部香港人的作品
編按：入圍康城影展卻在香港被禁映的反送中紀錄片《時代革命》昨日（25 日）於台灣金馬影展進行放映。導演周冠威出席線上映後談，對答內容筆錄如下。
主持：看到《十年》的預想變成更誇張的事實，感覺如何？《時代革命》是什麼時候決定拍的，經過怎樣的心情轉折？
周：這麼多年前的預言，沒想到這麼快便見到，甚至痛苦更大。但有另一種很極端很相反的情緒，就是在同一時間，看到 2019 年的香港出現很多人性光輝。我們不是看結果，而是看到裡頭的勇氣 — 那是永恆的。不是看贏或輸，像《十年》裡一句話：「唔係睇得唔得，而係啱唔啱。」很多香港人在 2019 年為公義、自由、民主、良知犧牲了，這對我來說，傷痛之餘也有振奮一面。我不是從一開始便拍攝，是到 2019 年 8 月才籌備的。某程度是抗爭者的勇氣鼓動了我，尤其是 7 月 1 日，很多抗爭者在立法會拯救留守的人 — 這些犧牲須要付出勇氣。於是我問自己，我可不可以為香港犧牲？我可以為香港做什麼？我是電影人我拍電影，就拿攝影機走上現場。
主持：哪個部分最困難？譬如取得受訪者信任？
周：最困難是，太多了……（沉吟一下）可能是我自己。很多受訪者因為我拍過《十年》而知道我，對我有很大的信任，有一個很大的心意：很多東西想要講給全世界的人知道。他們找到信任的人，便坦然讓我跟他們到現場，講述內心世界。所以信任不能說是最大的困難。
反而是自己。我是有家室的人，那時太太懷孕，我吸入很多催淚彈影響到身體，也影響妻子。太太身體有少許狀況，我很擔心胎兒。那是我唯一想放棄紀錄片的階段。
觀眾：感謝影片呈現 nobody 這個群體。最想知道導演在香港可安好？另，在今日香港重看此片，跟最初想呈現相距多遠？
周：我和家人在香港安好。雖然失去很多工作。記錄片曝光後，新電影資金和演員都有退出，很多人害怕再跟我合作，即使出席講座也有芥蒂。
如果問希望影片怎樣、最後是否成功，或者該交給觀眾回答。我最希望貼近運動的精神，或靈魂，那就是無大台無領袖，所以我選擇記錄這麼多人，像你說的 nobody。另一點是香港人豐富的抗爭，我想在影片中呈現那種豐富，而非單一事件，很想宏觀地講述過程。
除了宏觀，也想微觀每個人的內心世界，這要靠訪問。像剛才說的，很感謝受訪者敞開心扉。尤其蒙面的手足，我很想大家看到他們的分享，感受到每個的人性軟弱和勇氣，最希望拍到「人」。
觀眾（表明自己是影片受訪者之一「阿媽」，現場爆發掌聲）：在那期間，有沒有哪個日子令你決定用另一種做法拍攝？多謝影片記錄了這個時代下勇敢的我，然它又記錄了怎樣的你？
周：（很開心見到「阿媽」，表示要稍稍平伏情緒）最初想拍攝每個手足，想拍攝他們的家庭，想觀眾了解他們背景，記得他們。我想過很多方法，怎樣在隱藏身份的情況下，仍然讓觀眾記得你們，並且拍攝到抗爭以外、你們的另一面，但我做不到，因為風險太大。可是有人看完影片對我說：「我記不得誰跟誰也沒所謂，他們是整體。」這令我豁出去，放心繼續跟他們留在現場。因為最能顯現你們的人性的，就是現場，以及在信任之下的內心剖白。我就靠這兩者來成就這齣影片。原來我最初想做的，不一定要做到。
至於想記錄怎樣的自己？我倒想把自己退去，只成為平台或媒介，傳遞抗爭者的心聲。我希望自己像一塊反光板，把他們的光反射出去。這才是我的責任，而未必是強調我想講的東西。這也是為什麼我說：這是一部香港人的作品。
觀眾（第一位提問觀眾回來，表明自己是片中受訪者之一「阿爸」，現場爆發掌聲）：對不起，我覺得自己比你更懦弱，因為我在台灣，而你在香港，有點覺得對不起你。我不懂說，但感謝你。你把我們堅強的一面播放出來，但我覺得自己很不配做「阿爸」，不配做「勇武抗爭者」……（現場響起鼓勵「阿爸」的呼聲）
觀眾：參與抗爭是我人生最開心最光輝的時刻。特別記得電影中一個片段，說一起計劃行動時，望着其他手足，雖然不知道名字，仍會放心把性命交給他們。我有很深感受。那時我跟幾個人在一起，他們大部分現已在獄中，我至今還是不知道名字，但很記得透過眼罩望着他們的眼睛，覺得可以把性命交給他們。這感覺，這世人未必會再有另一次……
觀眾：拍攝時有沒有想過會被捕或接近死亡？
周：片中有一個鏡頭，在理大，攝影師鏡頭突然搖動，有人問「有無事」，有人答「頭盔頂住」，那就是我。如果說最接近死亡的危機，那刻我便最能感受。該是橡膠子彈（他指着一邊前額），慶幸我戴了頭盔。那是令我最驚恐的一刻。
觀眾：假設性問題，如果有天共黨抓住你的家人，要你放棄影片，你會放棄嗎？
周：但我已經拍了……（大家鼓掌，爆發笑聲）（主持人請導演最後發言）最後要說，「阿爸」你不是不配，你們做過的、我們做過的東西，是有價值的，一定不會浪費，值得肯定。我們香港人說了太多「對不起」，但最該說「對不起」的不該是我們。我們不如多說「多謝」。多謝大家。
（原文刊於作者 Facebook，獲授權轉載。文本無題，現題為編輯所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