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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當局新推出「價值觀教育課程架構」，首要培育「勤勞」價值觀。有小學校長附和，認為「勤勞」是中國文化之一，並提出論據：近年部份香港學生好「崇尚躺平」，「好逸惡勞」，「抱僥倖心態」，「無目標」，「自己反正無能力買樓，不如吃喝玩樂」。大意是說，要通過教育灌輸，重新召喚 50、60、70 年代香港工商業社會發展時期「奮發向上，力爭上游」的精神。

50 至 70 年代發生甚麼事？首先就是日軍被美國炸降，日本放棄香港，總督撤出現在的禮賓府，蔣介石曾經想一拼接收香港，令香港提早「回歸中國」，但當時帝國首相邱吉爾拒絕，於是香港「光復」回歸英國人管治，也避過了 49 年一局同歸赤化的命運。

雖然冷戰馬上就席捲全世界，香港也成為各種勢力的交戰地，但大格局定下來。50 年的開局一點也不和平，中華民國軍在大陸戰場戰敗，東渡台灣，共產主義新中國成立，一大波難民逃奔海外，這個「海外」其中一部份是英國統治的香港。50 年代開始，新中國陷入連串土地改革和內部政治清算，打消了很多南逃人口的回國打算，他們的資金就投入香港各種實業。50 年代的精神，就是背棄祖國投奔英國人租界。他們是難民，在香港不會馬上發財，但港英政府保護這個地帶，不受土改和政治鬥爭影響，大家可以在戰後休養生息。

50 至 70 年代給人「勤勞」的印象，因為那是經濟結構決定的，也就是香港本土有龐大製造業的時候。得益於外來資金和外來廉價勞動力，以及整個中國的動蕩和停擺，香港各類輕工重工產品正在征服南洋，進而進入歐美市場。所以香港當時是勞力密集型的螞蟻工人社會，李嘉誠一開始在穿膠花，也就是在從事塑料生意，是輕工業，因此他們需要很多人手，而經濟正在膨脹（下一個時代發展到 GDP 一度超過英國本土），人們分享到經濟發展的紅利。因此他們有「多勞多得」的世界觀。

至今，香港「工業」早就養不起以前的人口，由 50 至 70 年代出身的社會賢達制訂了之後的方向，大家從「服務業社會」跨到「知識型社會」，大家基本上變成持學位的無產階級。例如觸發第三次世界大戰的陳同佳，殺人前也是讀大專的，在 50 至 70 年代，他不必在學院浪費時間，馬上投身任何一種火速擴張的工業即可。對於年輕一輩，「多勞多得」的工作倫理沒有好或不好，純粹是在今天沒有實踐路徑，不存在這個選擇。所以那個光榮年代出身的社會賢達就會確信，自己那一代人確實開創了時代，而且是靠一股奮發向上的精神，但他們不知道之後得以發揮的空間，是由其他人所守護所謀劃的，並錯誤以為是自己的勤勞改變了世界。當時當刻一個同樣勤勞的北韓農民會在經濟實驗中死亡，他的勤勞無法抵過錯誤的大氣候。這樣一個勤奮北韓農民的待遇，還不如一個非常懶賴的美國城市混混。純粹他們投胎時搞對了方向。

就像愛斯基摩人據說有幾十種講法去形容「雪」，他們這種「冰雪文化」是本來就有，還是後來被冰雪世界塑造出來？現在我們覺得，應該是後者。上一代談論自己那一代的美德時，當然是根據特定史觀。那是英國人的史觀，那時英國在香港那一套大概類似 19 世紀維多利亞時代，所以我們的中小學都是培養技術工人為主，也就是產品可以馬上入大工廠受訓，同樣地，勤勞當然會是勞工的美德，不幸地這一套在香港的教育制度已經生了根，之後卻無太多進步。甚麼是美德在現實裡十分相對，意識形態很大程度受經濟結構影響，例如矽谷群英們崇尚的美德是創新、反叛、Think out of the box，他們的美德和校長們的美德就完全不同。所以香港人口對「勤勞」概念的遠古熱烈記憶，很政治不正確地，其實是一種英國工業城市模式，那時是勞力密集經濟，因而產生了崇尚提高效率的社教化。

社會賢達確是要繼承傳達社教化的，於是他們誤以為那一時的時尚，是古今之通誼。一個全職炒家，比起「正常上班」的人更加不耕而食？但教書對比起農民，又何嘗不是不耕而食。但大家身體都會很誠實，很多從事教育的人都「投資地產」，有份炒高樓價。社會賢達一方面設定了「買到樓就是贏家」的議程，也在事實上壓迫無樓人士的生存空間，卻也一齊將樓價推到無下一代能夠承擔的程度，導致無人能夠 genuinely 達成這個人生大富翁，導致整個神話崩塌，之後大家都自由了，像張愛玲所說的「像文藝復興時代的歐洲人，一旦不相信死的永生了，便大大地作樂而且作惡，鬧得天翻地覆。」

香港人的問題不是做不做港豬的問題，而是想做港豬但路徑已經被上一代聯手拆除。勤勞覓食的野豬反被人類捕殺，證明勤勞未必得到好下場。新界隻牛夠勤力啦，大家都會說，那就是知。所以如果由我們來寫，甚麼是需要提倡的美德？那一定是 Ignorance 啦，而 Ignorance is Strength。成功的教育，都能成功灌輸此一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