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主義的霸權 — 反思共同富裕、社會公平與躺平
《The Tyranny of Merit: What’s Become of the Common Good》— Michael J. Sandel
我承認，我算是個精英主義下的得益者。父母悉心安排進入教會幼稚園、小學，考升中試靠成績進入傳統名校中學，家境也能支持我到外國升學，雖然不是美國長春藤名校，但也能進入一家工程系「性價比」最高的好大學，畢業後際遇也不算差，在跨國大公司做過，又有機會創業，甚至有機會進入政界，也是自己有興趣和希望發展的方向。我出身不算有錢家庭，但至少不能說自己在公屋長大，換句話說，即使我自稱家境不算富有，卻可能有一半以上的人說我比他們富裕。
如果說我是精英，我大概會承認。多年前我甚至堅信，香港（一如很多其他地方一樣）的精英教育制度沒有錯，甚至是最公平的制度。始終，考試定輸贏，標準客觀，有什麼可以更公平？當然，自己雖然比上不足，但仍屬「勝利組」吧，這樣想法不為奇。不過，隨着年齡增長，參與社會，身邊世界也在變，對精英和公平這些概念，偶然也會反思，什麼是真正的公平？自己所得，其實是不是真的靠自己的能力和努力？
這反思，對我來說，一直避不開。作為僱主或僱員，這數十年掛在口邊的「公平機會」（equal opportunity），怎樣才公平？很多大機構例如上市公司的董事會，女性比例低，說要增加，多數人大概不用想太多都覺得正確（是否做到是另一回事），但很多外國大機構的聘用，甚至越是高級的，越是要特意聘請女性、少數族裔尤其是非裔人士，我也曾經想過，如果他們並非是能力最高的，那麼公平嗎？外國大學入學的「公平機會配額」（quota），也有同樣的問題，甚至曾經有人控告哈佛大學的配額制度不公平，但諷刺的是，提告者不是白種人士或團體，而是本身在美國屬於當地少數族裔，但考試成績卻最好，超出收生比例上限的亞洲裔人士。那麼，精英是不是受到歧視？
在過去處理公眾議題和公共教育和福利政策時，我也要考慮，考試入學制度公平嗎？大學學位不足，但亦無可能無限增加，資源應如何反配？社會福利政策，是否「養懶人」？對這些社會「失敗組」的人，是否應該集中「教他們捉魚」，否則，「長貧難顧」？事實上，中文成語不少如「多勞多得」、「自食其力」等，這些是否代表了中國傳統文化的信念和價值觀，這種「精英主義」是否唯一的衡量標準？
這星期剛聽到，有擔任香港課程發展議會「價值觀教育常務委員會」的委員批評年輕人「好逸惡勞、僥倖心態」，說要强調「勤勞」的價值觀，甚至把學生輕生的問題也歸咎他們「對自己價值感覺不重要」，形成「躺平主義」，像那些很喜歡「看到報導」就斷章取義的人（難怪「假新聞」那麼容易影響一些人），他甚至說「美國有家長曾經有兒子在家中『躺平』、『好 hea』多年，結果要開槍『趕佢出街』」，結論竟然是自我肯定自己「我們 50、60、70 年代」的經歷，誇獎自己一代的「勤勞向上、奮發向上」。阿門。
除了主觀意見，我不知道這位委員有什麼客觀數據分析或者學術理論支持，我個人的主觀在 70、80 年代成長的經驗和意見，沒他那麼大義凜然，只想到 50、60、70 年代的呂奇先生也常言道，有種東西叫「社會嘅錯」。我大膽地想，如果香港今天一些的年輕人生於這委員當年的年代，會否比他更勤勞，更成功？這位委員如果生於零零後，會否也躺平？
小弟不才，但剛讀完一本好書，想介紹給大家，特別與這位委員一般見識和想法的人士，以提供一些歷史和學術參考。《The Tyranny of Merit: What’s Become of the Common Good》的作者 Michael Sandel，2008 年的那本《Justice: What’s the Right Thing to Do?》，和他當年在哈佛大學的那「一座位難求」的「正義」一課，多年前很多人都讀過、聽過。Sandel 教授在哈佛任教政治哲學系，這次探討的正是這種近數十年社會奉行精英主義（或精英領導主義，meritocracy），在西方社會衍生的社會和政治問題。那些妄下定論，看不起下一代的人，周街都係，還算事少，重要的，甚至是教授的分析，可對國家要推行的「共同富裕」，是否可有什麼啟示。
精英主義對西方社會的影響，已經遠超過對個人的考試結果、社會上游機會等，這些現象已進一步改變整個社會及民主政治生態。對精英主義的質疑和反思，當然不代表完全推翻一些像「能者居之」、「努力以赴，爭取成功」等概念，但在道德、經濟、政治、哲學等層面，有必要了解精英主義引發的各種副作用或不良後果，並尋找出路。
精英主義帶來的政治反彈
Sandel 教授的論述，從美國近數十年圍繞精英主義的一般表述 —「只要嘗試就可事成」（You can make it if you try）、「人可盡其才」（Go as far as your talents will take you）等等 — 所代表的「努力就能成功」思維，及其在政治和社會的趨勢，開始他的分析。不要以為這些想法，最順理成章不過，原來從歷史上近代美國政治領袖的發言數據分析，分水嶺是 80 年代共和黨朗奴列根總裁執政時期，而在他之後執政的歷任總統，包括甚至特別是民主黨的總統，包括克林頓和奧巴馬，對這些鼓勵個人能力的論述都至為受落：只要提供公平的競爭機會，誰都能靠自己爭取個人成功。除了美國，在英國也在同期出現同樣趨勢，保守黨戴卓爾夫人與列根路線接近，她的影響也同樣蔓延至接任她的總理們，包括工黨的貝理雅，而這些左派政黨的右傾，正為近年西方政治動盪留下伏線。
不要以為，這些論述，是理所當然，其實正反映社會相對越來越信奉和重視個人能力，相對越來越忽視社會環境因素。回顧美國 60 年代的民主黨甘迺迪兄弟等人的言論，的確相對上比較多談及社會公平，立場相對多重視追求社會共同利益。即使在他們開始推行更多社會福利政策時，背後理念亦不會認為是「養懶人」，而是為求透過創造更公平的社會機會，令社會可更團結。
這些社會和政治思想的微妙變化，容易被錯過，身在其中而沒有留意。但不同國家和文化對個人能力的追捧程度，其實不是絕對的，例如，Sandel 教授從他數十年教學的觀察，發現他在哈佛的學生們（當然入得哈佛已經是「勝利組」成員），越來越對「成功全靠自己的努力」，深信不疑，當然在心理上自己認為自己「掂」，可以理解，始終，自己贏到的，會更想相信是靠自己能力所得。在近十年間的調查，美國人同意和反對「多數人靠努力就能成功」的比例，高達 77 對 20 百分點之比，相比德國人，同意與否的比例，只是百分之 51 對 49；在其他國家，反而是多數人同意「多數人靠努力未必能成功」，包括法國人、日本人等。
結果，在美國近年出現的，而在過去兩次總統大選中越來越明顯的，就是共和、民主兩黨的選民基礎大挪移。本來是工人階層支持的民主黨，失去了這些基層選票，變得完全倚賴高教育水平的城市選區選民，而本來較近似為「富貴黨」的共和黨，卻得了低教育水平、低收入階層的力撐；過去兩次總統選舉中，共和黨代表特朗普身為富商，學業成就低，幾乎靠捐錢畢業，語文用詞水平創總統最低，卻吸引最多基層支持，反觀立場支持福利政策的民主黨領袖，卻多屬名校畢業的精英，尤其像克林頓夫婦（耶魯）和奧巴馬夫婦（哈佛）所代表的，反越來越為基層所摒棄。
美國的政治矛盾之一，是不少白人基層工人社區，本應是社會福利政策的受惠者，卻經常支持反對這些政策的共和黨候選人，反而不支持較傾向支持福利政策的民主黨，甚至像針對美國的「看病難、看病貴」問題的民主黨醫療改革，不少基層選民卻反對，評論多歸咎於這些基層白人社區的種族歧視和白人至上傾向，以致寧願「損人也不利己」，但 Sandel 教授則指出，這至少部分同時源自於對精英主義作出抗議的取態，在這數十年間勞工階層莫說社會上游，保住飯碗都不容易，精英主義所代表的「學位主義」，所引進的全球化，令他們成為受害者，靠勞力而非學位本來能好好得到中產生活的他們，覺得備受忽視，不受尊重，工作失去尊嚴，所以就越來越反對他們眼中，以民主黨自由主義為代表「華盛頓既得利益」的政客，用「中指」去投票。明年美國中期選舉，執政民主黨仍要面對的最大危機，還是來自這一群。
天賦、勤勞和回報的道德考慮
只要有機會接受好的教育，讓每個人能發揮最大潛能，這種想法看似理所當然吧，然而，金字塔式教育制度本身就充滿不公平性，在精英主義下的「勝利組」形成的政商決策者階層，以「讀書叻」的精英階層代替以往的貴族階層，表面上是較公平吧？然而，完全公平的社會上游根本不存在，Sandel 更解釋如何在哲學層面上的一些重要課題，例如，個人「生出」的不同天賦，是屬於他應得的嗎？（Do we deserve our talents?）一個人的努力是否能令他更有價值？（Does effort make us worthy?）教授認為，精英主義思維的最大缺陷，在於其忽視天賦的道德隨機性（the moral arbitrariness of talent），和誇大了個人努力的道德重要性（the moral significance of effort）。
Sandel 教授舉例，一個對沖基金經理收入動輒可近千萬年薪加獎金，相比一些公認對有重大社會貢獻的職位例如教師或護士，隨時相差十倍以上，一般我們就以「市場經濟價值」解釋而接受之，但在哲學上如何看待？的確，右派經濟學者如海耶克（Friedrich A. von Hayek）相信，薪金水平只是反映其所提供服務在市場上的經濟價值，而左派學者如羅爾斯（John Rawls）則信奉國家福利自由主義，認為應以對富人賦稅以幫助貧窮階層，但教授指出，兩人信念雖然南轅北轍，卻意外地都同時認為，收入及財富分配，不應該單純以其能力（merit）決定。無論是天生其才還是後天努力，顯然都充滿隨機性，一個人天才橫溢，在道德上並不比另一位天資較遜的人「值得」（deserve）更高的回報，就算是靠個人努力，也難以避免周邊和家庭等環境影響的因素。
試想，如果我不生於中產家庭，而是在一個較不幸的環境，我是否能以同樣的個人努力，達到相同的學術或事業上的水平或回報？任何一個人的「成就」，多少因為自己的努力，多少因為天賜的環境和天賦，多少因為機會或運氣？如果是這樣，道德上一個人的所得，多少還能視為他自己的努力（effort）所導致，可視為他所應得（deserve）？
教育精英化和社會畢業證書化的影響
Sandel 教授提出的批評，不少都針對大學教育和學位制度，並對以教育為解決社會不平等這觀念作出挑戰。美國一等學府至到大半個世紀前，收生基本上仍是以貴族「上等人」優先，即使在改革增加收取「平民」學生，倚賴的方程式是公開考試，特別是 SAT，影響深遠達及全球，一方面無數學生成為考試奴隸，另一方面公開考試作為公平審核工具，其不足之處十分明顯，不少研究都證實，比較校內成績可以更好更公平。
即使公開考試公平性成疑，至少對於有幸能考進大學的學生，對他們的上游機會都有幫助吧？美國最著名學府即使以公開試為收生基準，貧窮學生往往只要考得入都能有獎學金資助，然而，數據看見，名校結果收生仍是絕大部分來自富裕家庭，結果，一級大學讓學生能「脫貧」上游，數據上仍乏善可陳，始終貧窮學生收生太少。有研究顯示，學術和研究上較遜的「三流大學」，如地區性公立大學在讓學生上游的表現反而更好，讓更多學生可由最低五分一的經濟水平，提升至最高的五分一，印證名校在這方面可說是「塘水滾塘魚」，對創造社會公平機會來說，普通非精英大學和職業培訓可能更有效。
由這些分析可見，我們一般認為可以達致財富再分配或社會公平的手段，成效不大，甚至變成延續不平的「幫兇」，這甚至可以解釋，為何勞動階層感到被看扁，失去辛勤工作本來得到的尊嚴（dignity of work），躺平有理。事實上，「躺平」一詞，來自形容一些內地的年青人，導致的因素與美國未必一樣，但相同之處，兩地躺平一族除了質疑辛勤可以達到的成效，失去的尊重和尊嚴，亦令他們更不願意「起身」。如果片面地批評他們為「有僥倖心態、無目標」，是否有點「責怪受害者」（blame the victim）之嫌？
那位為香港教育政策獻策的委員所提到的學生自殺論 —「學生點解輕生呢？容易了斷生命，佢地對自己價值感覺不重要」— 客觀地觀察未必完全錯誤，只是他對「價值」的判斷和理解片面，沒有對年青人有足夠的尊重。Sandel 教授亦指出，原來在 2014 至 2017 年間，美國人的壽命預期竟然下降，而且出現了越來越多的「絕望死亡」（depth of despair）現象，即因為自殺、藥物過量和酗酒導致的死亡。「有趣」的是，這些「絕望死亡」數據特別高的地區，與特朗普支持度有極高的相關聯性，這種死亡越多的地區，真的越多投票給特朗普（雖然死人不會投票），引證了精英主義、工作尊嚴、勤勞也不能社會上游，和躺平心態等問題的相互關係及對政治的影響。
從個人精英主義轉向社會公平和團結
Sandel 教授總結，只重視上游機會，就忽略了民主社會所需的社會團結和公民聯繫（Focusing only, or mainly, on rising does little to cultivate the social bonds and attachments that democracy requires.），是對過分強調勤勞而忽略社會不公平的思維的批判。教授不相信强制下的所謂公平，社會平等也不可能絕對，反而該集中讓不能達到高財富或高名望水平的普通人，都能活得有尊嚴，有體面，在公眾領域能佔一席位，換句話說，不追求奉行絕對的精英主義，而以群體的公眾效益（public good）為先：
It is often assumed that the only alternative to equality of opportunity is a sterile, oppressive equality of results. But there is another alternative: a broad equality of condition that enables those who do not achieve great wealth or prestigious positions to live lives of decency and dignity – developing and exercising their abilities in work that wins social esteem, sharing in a widely diffused culture of learning, and deliberating with their fellow citizens about public affairs.
當然，本書的研究基於西方哲學和政經思想，從民主制度和自由主義出發，民主制度是預設的假定，相反，過分著重精英主義正在威脅民主制度的穩定性。那麼，在別的政治制度下又如何？看了全書，我嘗試反思如果把這些論述置於中國現今「共同富裕」浪潮下的政策環境。
Public Good 與民主價值觀
Sandel 教授對精英主義的反思，的確是基於民主制度和尊重人權的自由社會，民主制度是先決條件，他不相信強制下的公平。當然，中國號稱奉行共產主義，如今卻要強推共同富裕，本已頗為諷刺，當然，政府看到貧富懸殊問題帶來的管治危機，預先出手是有其道理，但顯然政策出發點在於鞏固政權穩定，而非為了完全的社會公平，畢竟即使不計改革開放後出現的超級富豪們，在中國的真正精英，當然就是黨，黨領導階層以至黨員的絕對社會優越地位，有多少是因為他們的天才、能力或勤勞，大家心裡有數，因此，恐怕中國式的共同富裕，只能當作一些打擊富豪、鞏固和穩定管治的政治動作，也未曾見過比較深入的政治、經濟或哲學分析和基礎。
但從另一角度，相比西方的個人主義文化，東方和中國文化的確比較接受群體的利益為先，撇開民主與否的因素，也許未必會出現西方人個人主義加上精英主義而衍生的一系列問題，但全球化和資訊化對工業和文化的挑戰和轉變下，面對的問題也開始接近，躺平現象就是個例子，日本早有尼特族、御宅族、飛特族，歐美有先由福利主義到絕望一族，到中國甚至香港的躺平，本質上分別也許不大。
如果說，「美國夢」在面對中年危機，「中國夢」也仍在起步，標語以外，爭取上游的夢，在國家為了鞏固管治而對企業實施的鎮壓，副作用就是嚴重打擊了創業和營商的環境，失業率上升，十年前蜂擁到企業找「第一桶金」的畢業生，今天爭的是政府工的「鐵飯碗」，狀況難言理想。始終，中國夢追求的是中國的國家富強，多於個人得以分享的成就和紅利，相反，美國夢強調的是獨立宣言中的「生命權、自由權和追求快樂的權利」（Life, liberty and the pursuit of happiness），生命就是尊嚴，除了自由，還要追求個人快樂的權利。因此，中國夢與美國夢，本身不能相比較。
希望大家都可以讀這本書，可以引發不同的反思。這不是本容易讀的書，始終一些哲學邏輯，要比較專心讀、思考。如果看得膚淺的人，會立即下結論和揶揄：美國真折墮。若然如此，也要對他們包容，讓他們有尊嚴，有體面地，參與公眾領域的討論，當然，先要他們肯聽、肯尊重不同的意見，才有意義吧。能夠嗎？答案大家心知肚明。
所以，正因如此，民主價值才是公平和尊嚴的社會的先決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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