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提供

    將要在移居地的檢疫隔離房間離開，百感交集，是對原居地的憂戚，亦有自身徬徨。

    這是離開舒適圈的一個決定，卻不能否認是原居地已難再令人舒坦，才會選擇移居。移居後的首要地，想當然就是目的地，不過因為疫情，更貼切去說，首要地是一個檢疫隔離住處——通常都是酒店，但那已不再是寫意渡假的空間想像，卻有種在異托邦潛行的難耐。

    福柯（Michel Foucault）在七、八十年代言說「異托邦（Heterotopia）」時，一定不會想到全世界會在廿一世紀因為疫情，把不少地方，弄得真如他所說，因為現況、文化與制度，而變得像「無處之地（Placeless Place）」；而其中一個原因，是為「危機（Crisis）」，對應當下，就是全球疫情的劫難。

    我來到移居地的檢疫房，它是酒店，卻像醫院，也有「病床」，更有限定的行走路線與應用規範，把人對既定的「酒店」想像一掃而空。不少遠行者都有類近經歷，就是心知至少要檢疫十四日，在訂房時向酒店強調要有窗戶，還望能開窗呼吸新鮮空氣——當然願意付費更多，更可要求有陽台。但我來到酒店，房在低層，窗開不到，唯有常依窗看外頭的動靜。

    外頭是條窄巷，對面是擋著陽光的住宅，而住宅的窗戶都拉上簾，讓我完全想不到裡面是否有人。多次，我只見一個男人，在其中一個窗前抽煙，煙圈連連，但我在密閉房內都嗅不到煙味；巷中也有機車駛過，更有送貨的人，都是行色匆匆，與二樓的我沒有照面。今早我更看到似是為求方便，穿著睡袍走到巷中，只為放狗的女士，我看到她臉上掛著趕時間的神色，卻聽不到她喚狗的高呼。

    開不了的窗，是玻璃，卻更像鏡，讓我看到別人，更看到自己，都沒有交流——正中酒店呼籲隔離者若然碰面，也不要交談的說法；而其實住客根本沒有機會碰面，因為各自足不出戶，唯獨一次到檢測車的情況，才會碰上別人。是故在開不到窗的房內，就只能觀照自己，很多時會是回憶來襲，也有對茫茫前路的設想。

    是故這個檢疫房，想當然是在移居地，但也讓人感覺不像在移居地，卻是心坎處的一道延伸，也是伸手不及的外頭物事，讓人處在一種曖昧的、錯綜的境況。

    而更可以想像到，既為檢疫酒店，在整幢建築裡，就有相連房子的、接續層數的空間，都在進行著同一事情。這個「同一事情」已非希治閣在《觸目驚心（Psycho）》開場一幕所暗示男男女女在時鐘酒店所作，既私密而共有的「同一事情」；卻是我們作為旅居的、移居的，都怕成了病毒載體，而被分隔開來，冷不防遇上多愁善感如我者，就會在這個「無處之地」，往心坎裡鑽。想來，被逼迫觀照自己的過客，就是這番疫情裡的集體回憶。

    本作過客，就會想到歐杰（Marc Augé）的「非場所（Non-place）」，說的就是城市人往來的地方，有車站與商店，公路與旅館，都讓人不欲停步，僅為路過而沒有跟人與物深刻交流，令地方本身就像不存在。然而檢疫房卻或讓過客在將來回望，會是記憶猶新，因為它對我來說，是盛載離家的落寞；而如果對他人而言是返家的期許，那份熱情也成終身銘記。

    是故作為移居者，本來就是離家與返家的雙重肯定——那是離開一個家，迎向新的家。然而說是「雙重肯定」，倒沒有倍增自信，因為心知肚明，是在此際移居，都不見得陽光燦爛，而是在原居地，發生在你我他身上的「同一事情」——不少人都在壓抑著、密密綢繆著，而面對親朋好友間相關的談話，若非落實成事，都盡量掩飾徨惑與安排。想來，在來到檢疫房之前，那道隔窗的自我觀照，其實早在移居前已然發生；而那道房門，也提前懸繫心鎖，要人把自己囚禁起來，不敢多談希望，只盼早日從桎梏裡得以釋放。

    原居地，為此原來都像檢疫房。很多人此際才想及，自己只能像個過客，縱使在這裡「土生土長」，都有集體回憶與錯綜感情；而在這個打不開窗的檢疫房裡，有限定的行走路線，規範著人與物的前行；執行者會說過去的方向錯了，是病態，也是另一番疫情吧，所以要完善、要優化。最後，窗內的人，唯獨就只能看到窗外如同另一世界，也讓世界看著這個被玻璃圍封的溫室，懸擱著。

    「異托邦」與「非場所」都難言不少人對原居地的懸擱，因為這個城市已越像「無處之地」，雖說不必然教人無處容身，卻寧願只作過路，無關回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