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res Lieber (Photo by Pat Greenhouse/The Boston Globe via Getty Images)

問題是，一切「捉鬼」行動似乎都是吊詭的﹕不捉，會任由「鬼」繼續放肆；捉，又會導致內部分裂和猜疑。

（一）哈佛化學系主任的中國「間諜」疑雲

今年 54 歲的 Charles Lieber 是哈佛大學化學及生化學系主任，在化學界名聲顯赫，更被視為諾貝爾獎熱門人選。他專攻納米科學，發明的電子晶片小而柔韌，可以注射進人腦以至視網膜，願景是發展成生物電子醫藥 (Bioelectronic medicine)，治療失明與癱瘓者，惠及世人。

而這樣一個享負盛名的專家，卻在 2020 年 1 月 28 日清晨 6 點半，在實驗室被 FBI 拘補。

當局指 Charles Lieber 未有向資助其研究的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NIH) 申報他與中國武漢理工大學的連關，以及他作為「千人計劃」成員的身分。這計劃由中國政府在 2008 年發起，全名為「海外高層次人才引進計劃」，顧名思義，目的在引進海外高等人才，但批評者質疑，中國真正意圖是盜取海外學術研究成果。

美國當局指，參加「千人計劃」不是問題，沒申報才是問題；亦由於他未申報來自中國的收入，當局亦指控 Charles Lieber 逃稅等六項罪名。

Charles Lieber (Photo by Jonathan Wiggs/The Boston Globe via Getty Images)

Charles Lieber 否認指控，指他並非有意隱瞞與中國的關係，儘管他確實是「千人計劃」一員。

Charles Lieber 有一個前學生在武漢理工大學工作。2011 年，在這位學生穿針引線下，Charles Lieber 與武漢理工大學連繫上。2012 年，他獲一份為期 3 年的「千人計劃」合約，中國當局給予他每月 5 萬美元（約 39 萬港元），另加約 15 萬美元（約 117 萬港元）生活費及 150 萬美元（約 1,170 萬港元）研究經費，以營運在武漢理工大學的一家納米技術研究室。而 Charles Lieber 的工作，則是在武漢指導學生、審閱論文，及在出版學術文章時提及武漢理工大學。

審訊於本月中開始。最戲劇性的一幕，是 Charles Lieber 默默看庭上播放的一段短片。

片中，他在被補後接受探員問話。Charles Lieber 說他沒有參與「千人計劃」，可能是探員搞錯了，因為他曾經與一個前學生合撰論文，而那學生是千人計劃成員。他說自己不符合參加「千人計劃」的資格，因為他在中國的時間不夠。

「除了機票錢，我沒有收受武漢的任何金錢。」他說。

探員隨即向他展示一組文件，當中包括他親筆簽署的「千人計劃」合約。

千人計劃

「對，真該死。你現在提起，我才記起。」Charles Lieber 說﹕「我應該更加注意自己簽了甚麼的。」

庭上，檢控方表示，Charles Lieber 在中國藏有數萬美元，部份曾以現金方式帶回美國，花費在日常生活用品，據指是為避稅。

影片繼續播放。隨著探員審問推展，Charles Lieber 愈講愈多。他說透過「千人計劃」，他真正希望的是訓練更多年輕科學家，使他們將 Charles Lieber 的研究發揚光大，讓他進一步在業界確立名聲。

Charles Lieber﹕「尷尬的是，每個科學家都會想贏諾貝爾獎嘛。」

本周二（21 日），陪審團裁定 Charles Lieber 六項罪名全部成立，刑罰擇日再判。

Charles Lieber 案在美國引起巨大關注，既因為被告是名聲顯赫的人物，也因為他是個白人。在 Charles Lieber 之前，已有數十名美國學者──當中大多是華人──被指控與中國含有某種類似間諜的關係。這些拘捕行動皆來自美國司法部一個叫「中國行動計劃 (China Initiative)」的項目。

中國行動計劃 (China Initiative)

（二）「中國行動計劃」引發的「捉鬼」潮

稱這項目為「捉鬼計劃」亦不為過，因其原意正是揪出潛伏美國的中國間諜。問題是，像 Charles Lieber 這樣的學者，是否「間諜」？事實上，這位哈佛學者雖被指隱瞞與中國學術機構合作，但沒被指控任何涉及間諜行為的罪行。而 Charles Lieber 並非孤例﹕在他之前，許多因同一計劃被捕的學者，罪行都與欠申報而非間諜罪行有關。

在美國，許多學術界人士認為「中國行動計劃」已淪為一個專捉學者「填錯 form」的項目。結果，中國間諜還沒捉到，學術界已人心惶惶。於是掀起一股反對浪潮﹕史丹福大學、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和普林斯頓大學等頂級學府近 2,000 名學者發公開信，要求美國司法部長 Merrick Garland 終止計劃。另一封由 177 名史丹福大學人員撰寫的信件批評「中國行動計劃」背離原意。超過 20 個美國亞裔倡議團體亦向總統拜登致函，要求檢視「中國行動計劃」有否不公對待華裔人口。

《麻省理工科技評論 (MIT Technology Review)》發表文章說﹕「儘管中國盜竊知識產權的危機是真實的，評論人質疑『中國行動計劃』的應對是否合適。」紐約大學研究員、前 FBI 探員 Michael German 則道﹕「我認為沒有人懷疑中國政府和中共從事經濟間諜和其他惡意行為。因此，美國政府應該把資源集中在這方面，而不是試圖通過針對與中國間諜活動無關的大學教授，來輕鬆獲取數字上的成就。」

中國外交部經常批評美國對華政策「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這可能在某程度上真的應驗，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曾獲諾貝爾獎的史丹福大學物理學家、前美國能源部長朱棣文評論﹕

「我們搬起石頭砸的不是自己的腳，差不多砸的是自己的頭。」

前美國能源部長朱棣文

（二）「中國行動計劃」的源起﹕「非傳統收集者」VS 「間諜」

「中國行動計劃」是如何開始的？

美國過去一直關注中國間諜問題，尤其是經濟間諜，被指令美國每年損失 200 至 300 億美元（約 1,560 億港元至 2,340 億港元）。針對中國間諜的執法行動在奧巴馬時代（2009-2017）轉強。2013 年，美國政府談論商業機密盜竊問題時，就提到中國超過 100 次。2014 年，美國控告 5 名與中國解放軍有關的駭客觸犯網路間諜罪行，是美國首次指控國家相關人員進行駭客任務。

2018 年，特朗普政府大幅加強對華政策。便是在這背景下，司法部在當年 11 月 1 日推出「中國行動計劃」。根據同日公布的文件，「中國行動計劃」目的除應對 5G 技術致情報洩漏、中國投資美企引致安全隱憂等問題外，亦包括加強對「非傳統收集者 (non-traditional collectors)」的執法。

特朗普在阿拉巴馬州集會。 (Photo by Peter Zay/Anadolu Agency via Getty Images)

這個關鍵字的發明，是基於意識到有些國家在美國收集情報的途徑，已不再是傳統意義的「間諜」，而涉及各行各業的人。司法部明言，這些人包括「實驗室、大學，以及國防工業基地研究人員」。

根據《麻省理工科技評論》本月發表的調查資料，現時最少有 77 宗涉及「中國行動計劃」的檢控，當中有 37 宗仍在發展中。被控人士超過 150 人。案件涉不同範疇，包括外國代理人、貪污、盜取商業機密、經濟間諜、駭客活動、違反進出口限制與學術研究誠信問題。例子如一名 UCLA 客席研究員被指隱瞞與中國軍方關係，一名駭客被指在其工餘時間駭入一遊戲公司伺服器，一男子被指策劃從香港走私海龜到紐約，等等。

Charles Lieber 案屬於學術研究誠信問題。《麻省理工科技評論》提到，約 30% 案件涉及這範疇，大多是指控學者未有在不同表格上申報與中國的關聯。

「中國行動計劃」還曾提到，它的其中一個焦點是應對中國對美國政治領袖施加影響。然而在 77 宗案件中，只有 1 人與此有關﹕前共和黨全國委員會 (Republican National Committee) 財政主席 Elliott Broidy 於 2020 年 10 月承認未經註冊，為外國政府擔當代理人。特朗普於在任最後一日給他特赦。Elliott Broidy 遂成為所有「中國行動計劃」被告中，唯一獲特赦的個案。

「中國行動計劃」正調查的案件，相信遠比 77 的數字為多。FBI 局長 Christopher Wray 今年 4 月曾聲稱（不知有否誇張），每隔 10 小時便新增一宗涉中國的個案。美國關注亞裔美國人正義的組織 APA Justice 創辦人 Jeremy Wu 按此估計，正調查的個案可能高達 3,000 宗。

FBI 局長 Christopher Wray 4 月 14 日向美國國會參議院情報特別委員會進行報告。(Photo by Saul Loeb-Pool/Getty Images)

（三）學者批評﹕計劃令我們更難與中國競爭

縱觀美國輿論，支持「中國行動計劃」的聲音也不是完全沒有。也有過比較涉及敏感技術的學術界案例﹕一名前洛斯阿拉莫斯國家實驗室 (Los Alamos National Laboratory) 科學家 2020 年承認向政府作假聲明，隱瞞自己參與中國「千人計劃」，而該實驗室是美國承擔核子武器設計工作的兩個國家實驗室之一。

佐治城大學 (Georgetown University) 學者 Anna Puglisi 表示，人們必須緊記中國政府確實有透過徵才計劃，以非正常方式獲取技術。

然而可以肯定的是，反對遠比支持多。

評論指，學術界被視為其中一個「情報活動」活躍的界別，是因為許多學者都與中國有合作關係。過去 20 年美國政府被指對科研資助不足，令科學家不得不尋求其他出路，財雄勢大的中國難免是其中之一。

洛斯阿拉莫斯國家實驗室（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定罪率低　探員被指不清楚研究撥款機制

至於為何正常合作卻未如實申報？批評者則指，許多時候不是沒有申報，而是申報機制不清晰，或不熟悉學術界運作的探員不理解極其複雜的研究撥款機制，所以亂告。根據統計資料，現時「中國行動計劃」案件當中，8 宗正在審訊、7 宗判無罪或撤控、6 宗疑犯認罪或被定罪。與之相比，皮尤研究中心 (Pew Research Center) 一項研究指，2018 年財政年度聯邦刑事案件當中，90% 人會認罪，2% 人會上法庭審訊，只有 8% 人獲撤控。評論指，「中國行動計劃」在學術界案件的低定罪率，反映濫告問題存在。

其中一個經常提及的無辜個案，是田納西大學前副教授胡安明。他是第一個被「中國行動計劃」帶上法庭的人。FBI 特工以近兩年時間調查他，跟蹤他，甚至監視他的兒子。2020 年 2 月，胡安明被捕，被控在收取 NASA 撥款同時，隱瞞自己與北京工業大學的關係。他其後被大學解僱。

接下來的一年半，胡看安明沒有收入，僅靠 GoFundMe 捐款支付律師費。最終在庭上，法官認為 NASA 的撥款限制條文寫得不夠清楚，更大問題是胡安明雖然被控「詐騙」，但 NASA 沒有損失──NASA 撥款是要求研究成果，而胡安明確實提交了研究成果。無人損失的「詐騙」並不合理。法官說﹕「在這宗案件，任何理性的陪審團都不會定論被告有計劃詐騙 NASA。」一名陪審員稱此案「荒謬」。2021 年 9 月，胡安明獲判無罪釋放。

大學於 10 月底提出恢復其工作，但胡安明已經受夠﹕「我的名譽被毀，我的心受到了深深的傷害，我的家人也受到了傷害，這不公平。」

何謂「涉中國」未明言　學術誠信與洩露機密混為一談

另一方面，就算是被告認罪或被定罪的案件，亦受到批評者質疑。問題在「中國行動計劃」一以「捉鬼」為綱領，二針對涉中國案件；但何謂「涉中國」，卻沒有明言。是故許多與「捉鬼」無關、但涉及中國的學術誠信問題，便以「捉鬼」形式被特工調查及起訴，比如走私海龜。

《麻省理工科技評論》文章﹕「（中國行動）計劃現在似乎成為一個大包圍的詞彙，指向差不多所有與中國有關的案件，無論它們是涉及國家支持的駭客、走私，或 . . . 學者被質疑未在申請撥款表格上申報所有與中國的聯繫。」

事實上，不少被指控「申報不詳」的學者，研究與國家安全關係甚微，例如有被控教授研究的是風濕；此外，大多數研究亦不可能是國家機密，原因很簡單﹕因為它們最終都會寫成論文公開發表。

美國華裔風濕病學教授鄭頌國（twitter 圖片）

不排除有學者刻意瞞報與中國的關係，但更有可能的原因是貪念，欲收「收兩家茶禮」，即同時取得中國和美國研究經費去做同一項研究。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 (NIH) 副總監 Michael Lauer 認為，這些案件仍有徹查的必要，但它們是個人金錢利益問題，而非「捉鬼」問題。「在 NIH，我們沒有跟國家安全有關的事。我們沒有機密項目。」

美國橋水州立大學助理教授杜榮佳 (Wing-kai To) 說﹕「將駭客活動、走私與填錯 form 俱在中國行動計劃混為一談，真是瘋狂。」

華人易成目標　影響學術研究

又因「中國行動計劃」被檢控的難免主要是華人，上述的冤假錯案、學術誠信案主角亦是華人。《麻省理工科技評論》調查就指，此計劃 88% 被告涉有華人背景（包括美籍華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台灣人、香港人以及東南亞國家華人），因此「中國行動計劃」亦令人關注可能會引起種族歧視。

華裔精英非牟利機構「百人會 (Committee of 100)」一項調查指，約 40% 華人科學家感到更難獲批撥款。他們害怕被監控，亦感到他們因種族原因受政府注目。該會主席、前美國駐華大使駱家輝 (Gary Locke) 形用這現象不公平、不能接受。國會議員 Ted Lieu 連同他約 90 名同僚亦曾致函司法部，要求調查「反覆錯誤懷疑亞裔人涉及間諜行為的案件」。

駱家輝 (Gary Locke)

亞利桑那州立大學 (Arizona State University) 一項調查指，有華人甚至會因為針對他們的檢控，而為自己的研究課題感擔憂。為保清白，學者各出奇謀。有人說，他們會避免自行收集數據，而傾向只作使用公開資料的研究；另一人說他們不會再邀請中國訪客；亦有人說，他們只會進行較「安全」而非「尖端」的研究工作。

評論﹕「捉鬼」反被「捉鬼」誤

種種批評的結論均指向一點，就是「中國行動計劃」損害美國學術發展。

評論指，連番檢控會構成壓力，令美國一些有能力的科學家離開，也會令美國更難吸引中國專家到當地研究。「亞太裔推進正義協會」律師 Gisela Kusakawa 認為，「這只會為人們不信任美國，帶來人才流失，令國家安全適得其反」。負責研究的加洲大學柏克萊分校前副校長 Randy Katz 說，「中國行動計劃」會對美國創新有重大影響。她坦言，該校海外研究生有多達 4 成來自中國，他們是研究工作的要員。她擔心，「中國行動計劃」會將「世界最優秀的科研人才」拒之門外。

普林斯頓大學教授、已入籍美國的琚詒光說，2010 年 NASA 曾邀請他幫助制定美國火箭技術未來計劃，這是其一生榮幸；然而若他今天收到同樣邀請，他會拒絕。「不是因為我不想去服務，是我不敢服務。」

亞利桑那州立大學教授 Jenny Lee﹕「（這個計劃）主要源於一個想法，是我們需要與中國競爭；但現在卻令我們更難與中國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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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les Lieber 被定罪，而「中國行動計劃」仍在進行中。爭議，也會持續。

有份設立這計劃的前地方檢察官 Andrew Lelling 如今「倒戈」，在 twitter 呼籲修改或關閉計劃部份內容。他在接受訪問時說﹕「如果我仍在（司法）部門，我會說，『好的，新個案慢慢來，我們現在要把門檻定高一點』。」

另一方面，對於有人將 Charles Lieber 的罪行解釋為「填錯表」，佐治城大學法律學教授 Don Clarke 似乎不以為然。

「我也會填表。填表不是那麼難。. . . 他是哈佛大學化學系主任，卻不懂得填表？咪玩啦 (Give me a break)。」

中國「千人計劃」早在 2018 年 9 月已因考慮海外人才安全保障，要求有關單位不得對外公開提及「千人計劃」的字眼。2020 年 4 月，「千人計劃」的搜索結果再在中國百度、搜狗等搜尋引擎以及微博、微信等社交網絡被屏蔽。

司法部長 Merrick Garland 表示，負責國家安全的助理司法部長 Matt Olsen 正計劃回顧所有旗下項目，至於會否考慮回應針對「中國行動計劃」的批評？他則未有明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