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驻伦敦的记者亚斯明·萨尔汉在美国杂志《大西洋月刊》上发表了一篇关于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统治下民主状况恶化的报告。笔者通过追踪印度记者拉娜·阿尤布的处境,回顾了这种恶化。阿尤布受到当局的严厉限制,甚至被抹黑声誉,当局还在互联网上发布她的个人资料以恐吓她。

当乔·拜登于12月9日至10日举行虚拟民主峰会时,世界上最大民主国家的领导人纳伦德拉·莫迪也在与会者之列。莫迪缺席峰会意味着任何关于全球民主恶化以及如何扭转民主衰落的讨论都是不完整的。

然而,考虑到莫迪本人在加速民主衰落方面所扮演的角色,莫迪参与此次峰会似乎非常奇怪,甚至令人尴尬。自2014年上台以来,莫迪一直在主导印度从建国者设想的公民民主到基于多数统治的印度教民族国家的持续转变,同时妖魔化少数群体,破坏公民自由并镇压异议。今年早些时候,民主监督机构“自由之家”在将印度降级为“部分自由”时便考虑了这种恶化。一些民主指标开始将印度归类为“有缺陷的民主”,还有其他指标根本不再认为该国是民主国家。

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 (路透)

民主倒退

这种民主的衰退往往是渐进的、多方面的。也许没有比获奖的调查作家和记者拉娜·阿尤布所遭遇的事情以及令莫迪所在的印度人民党忧心忡忡的“妖魔鬼怪”,更能说明当今印度正在发生的事情的例子了。阿尤布作为呼喊印度民主倒退的主要博主之一出现在国际媒体上,她的作品曾登上美国时代杂志的封面,她还是美国报纸《华盛顿邮报》的签约专栏作家。阿尤布的新闻工作以她的反抗和勇气赢得了许多赞誉,而这份工作也让她遭受了大量的网络暴力,包括在互联网上发布她的个人信息,以及死亡威胁。最近,阿尤布被指控犯有大量刑事案件,她称这些指控是为了恐吓她并使她保持沉默。

在她的批评者眼中,阿尤布只不过是一个在世界舞台上玷污印度形象的激进分子。而在她的支持者眼中,在倾向于自我审查的媒体环境中,面对权力,她是一个捍卫真理的罕见发声音。但阿尤布代表的不仅仅是印度新闻自由的先驱。作为一名记者、一名穆斯林和政府印度教民族主义议程的批评者,她代表了当今莫迪领导下的印度不再容忍的许多身份。与阿尤布的对话让我们一窥在一个民主自由落体的国家中成为一名记者意味着什么。

阿尤布生活在表面上仍然是民主的环境中,印度仍然享有自由公正的选举、独立的机构以及保障宗教自由和少数民族权利的宪法,此外还有私人媒体,尽管被围困,以及政治反对派,尽管存在分歧。虽然莫迪和他的政党在2019年的选举中获得了必要的议会多数席位,但这位总理也无法幸免于政治压力

拉娜·阿尤布 (社交网站)

阿尤布告诉我,民主在理论和实践之间存在差异,这些“民主现象”下存在重大裂痕。最大的裂痕出现在2019年,当时印度政府突然宣布废除宪法规定的查谟和克什米尔邦的自治地位。印度内外的观察人士认为,此举是莫迪为了从该国唯一以穆斯林为主的邦夺取权力。另一个裂痕发生在同一年,莫迪政府通过了《公民身份法修正案》,将邻国的穆斯林排除在在印度寻求庇护的权利之外,此举有效地建立了对公民身份的宗教测试。也许最明显的裂痕是政府压制异议的意愿,无论是部署警察和安全部队来平息抗议活动,还是恐吓、逮捕和拘留试图报道使莫迪或其政党受到批评的新闻的记者。

拉娜·阿尤布一直能感受到印度教民族主义的高涨。她在孟买的穆斯林家庭中长大。2019年,在美国记者德克斯特·菲尔金斯发表在《纽约客》杂志上的采访中,拉娜描述了她在九岁时和家人被迫逃离的无助感,当时印度教民族主义者摧毁了历史悠久的巴布里清真寺,之后穆斯林和印度教徒之间爆发了暴力冲突。阿尤布说,这是她的身份第一次被理解为外星人,或者是“他者”。几十年后,这种宗教紧张局势成为她在工作中关注的重点。

2011年,阿尤布在家乡印度西部古吉拉特邦冒充支持莫迪的电影制作人八个月。她当时的新闻调查证明,时任该州州长的莫迪和许多盟友是2002年古吉拉特邦骚乱的共谋,这场骚乱导致1000多人丧生,其中大部分是穆斯林(莫迪从未因骚乱而受到指控,也没有对处理暴力事件的方式表示“遗憾”。)

莫迪和沙阿 (社交网站)

当时,阿尤布正在为印度杂志《Tehelka》工作,她曾在该杂志上发表过一份调查,导致古吉拉特邦政府内政事务负责人兼莫迪的亲密顾问阿米特·沙阿被捕,他被指控与州警察杀害一名穆斯林(诉讼最终被撤销,沙阿现任印度内政部长)。然而,《Tehelka》杂志当时并不想发表阿尤布的最新调查,其他媒体也不想发表。拉娜说,“因为害怕莫迪没有人想要发表它”。(无法联系到《Tehelka》杂志的编辑就这个问题发表评论。)

2016年,在莫迪成为总理两年后,拉娜·阿尤布决定以书的形式出版她自己的调查,书名为《古吉拉特邦档案:剖析被掩盖的真相》。根据阿尤布的说法,这本书当时位居销量榜首,以超过12种语言售出40万本。目前,该书正被改编成纪录片,计划于2022年上映。

《古吉拉特邦档案》为阿尤布带来了全球认可和奖项,也导致她被视为莫迪印度教民族主义议程的敌人。她因此遭受着恐吓和恶意对待,无论是在网络上,还是在生活中。2018年,拉娜被“深度伪造”技术锁定,她的肖像出现在色情视频中,这条假视频甚至在执政的印度人民党成员中传播开来。不久之后,有人在互联网上公布了拉娜·阿尤布的电话号码和地址。虽然她可能永远不知道是谁制造了视频或发布了她的个人信息,但她表示,发布该内容的大多数电子账户都为莫迪及其政党的支持者所有。拉娜补充说:“我承担了改变世界对印度看法的任务,他们认为阻止我的唯一方法是强奸和谋杀的威胁,但现在这些已经成为我生命中的一部分。”

《古吉拉特邦档案:剖析被掩盖的真相》

恐吓并没有就此停止,正如拉娜告诉我的那样,印度国内外的人和车辆都在追捕她。自今年6月以来,她还面临一系列刑事指控。其中一项与一段广为流传的视频有关,拉娜在推特上与其他记者和议员分享了该视频,一位老人在视频中声称他是反穆斯林袭击的受害者。北方邦警方表示,在网上分享该视频是企图“破坏社区和谐”。此外,拉娜还面临逃税和挪用她在大流行期间为救济工作筹集的资金的指控,阿尤布强调这些指控都是错误的。她告诉我,她家人的银行账户因与她有金融交易而被冻结,她不愿意离开孟买,因为害怕被传唤审问甚至被捕。她说,这就像“你在自己家里像个通缉犯一样生活。”

恐吓战术

这种对记者人权活动家政治反对派的任意、惩罚性调查已成为莫迪领导下的印度的一个标志,因为政府将该国的警察和法院用于政治目的,以压制异议。印度记者、国际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前主席萨利尔·特里帕蒂告诉我:“他们追捕你不是以你写了什么为由,而是以违反税法、监管法或其他法,否则,以文字定罪似乎很难获得民众的共情。”

政府最喜欢的策略是动用《煽动叛乱法》,这是英国殖民主义的遗物,后殖民政府将其重新用于其他目的,例如压制异议。就印度而言,煽动叛乱被模糊地定义为任何煽动或企图煽动对政府不满的行为,根据Article 14平台总结的数据,自莫迪上任以来,此类指控的使用比率已上升至28%。特里帕蒂说,被指控煽动叛乱很少会导致定罪(最高可判处无期徒刑),判决几乎没有任何价值,对政府来说,“这些措施已经变成了惩罚手段。”

印度记者上一次面临这种国家镇压是在1975年。当时该国总理英迪拉·甘地宣布进入紧急状态,赋予自己广泛的权力,包括监禁对手和压制新闻界的能力。尽管此后印度没有恢复到当时那个独裁国家,但该国的新闻自由正在逐步受到侵蚀。根据无国界记者组织的新闻自由指数,该国在180个国家中排名第142位。与我交谈过的许多人都列举了70年代新闻自由状况与当今状况之间的相似之处。前政府部长、于2018年辞去莫迪所在政党的职务以示对党“反自由”倾向抗议的叶赫万特·辛哈告诉我,“该国存在未宣布的紧急情况,以及恐惧气氛围。”他补充说,虽然私营媒体公司继续存在于印度,但他们的利益是为了避免政府打压,这最终演变成自我审查。

尽管拉娜·阿尤布面临着各种挑战,但她比许多印度同事更幸运。虽然她在印度受到大量监视,不能在任何主流媒体上发布内容,但她的国际平台要大得多,并在一些最负盛名的国际媒体和广播电台中占有一席之地。阿尤布最近加入了Substack(一家美国在线出版平台),她正在准备一份新闻稿,部分内容是为了记录印度的专制转型。她告诉我,“我不想让他们为让我闭嘴感到高兴,所以我对他们的唯一回应就是我的新闻工作。”

作为一名独立记者,拉娜·阿尤布如果不遵循特定的政治路线,就不会面临被审查被解雇的可能性。也许最重要的是,她避开了被抓进监狱的命运,例如印度记者西迪克·卡班,去年因试图报道北方邦一名19岁女孩被强奸的事件而被捕,罪名是煽动叛乱和密谋煽动暴力。这个女孩属于达利特种姓(根据印度种姓制度,该种姓被归类为“贱民”)。

(社交网站)

拉娜·阿尤布的全球知名度并没有消除新闻捍卫者的恐惧和他们对其安全的担忧。她仍然是无国界记者组织的首要保护任务,该组织向印度当局施压,以保护她免受进一步的骚扰和不实指控。无国界记者组织亚太事务负责人丹尼尔·巴斯达告诉我,“当我们看到拉娜和其他女记者遭遇的事情时,我们知道做出回应非常重要,因为我们当然不想让印度记者高莉·兰克什的悲剧重演。”2017年,反对莫迪的记者高莉·兰克什在位于班加罗尔的住所外被暗杀

但如果新闻自由团体无法联系到莫迪,拜登或许可以。这似乎形成了,至少部分形成了莫迪被邀请参加拜登民主峰会背后的逻辑,该峰会敦促与会国“根据峰会的三大支柱:加强民主和对抗暴政、打击腐败、巩固对人权的尊重,宣布新的承诺、改革和倡议。”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告诉我,“美印伙伴关系建立在维护法治和民主价值观的共同承诺的基础上。”

毫无疑问,莫迪将就印度对民主和自由的承诺发表宏大的演讲,他最近将自由描述为“印度文明精神”的基础,但与我交谈过的任何人都没有表现出非常希望拜登或民主峰会能够迫使莫迪改变路线。印度一直对外界的批评充耳不闻,即使是来自其最亲密伙伴的批评,因此任何有意义的改变都必须来自内部。然而,从内部改革仍然是一个挑战。尽管面临一些政治挫折,莫迪仍然是一个受欢迎的领导人,许多人可能没有意识到今天的印度民主存在根本问题。在这方面,辛哈说,许多人“将民主与定期选举混淆了。”他指出,最不受欢迎的是有助于民主存在的机制,例如司法独立、宪法保障的公民自由和新闻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