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些铭刻心灵深处且广为接受的谚语中，有一句话这样说道——“地理即命运”，这在一般意义上是毋庸置疑的，但是这句话仍是在特定背景下使用的，其主旨在于地理规律会决定国家之间的分布、合作与影响，此外，这些规律还以不可抗的方式分配矛盾，包括财富、能力、困难和挑战。

但是这句话的特殊语境在当今世界已不复如此。基础设施革命已经在连接各个大陆、融合不同文化和克服各类挑战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事实上，我认为庞大的全球基础设施，包括公路、铁路、石油与天然气传输线路、电网、横贯各大洲的光纤线路、航空公司、航运、机场和港口等等，已经改变了整个地理环境。与代表电力网络、互联网和石油管道的线路相比，在今天的地图中代表国际边界的线路已经变得不那么重要了。我们也因此生活在了一个以“联通”（connectivity）为标志的世界内，而不再是一个以“边界”为特征的世界，这也促使我将上述谚语修改为——“联通即命运”。

如果我们改变一下我们对我们所生活的世界的本质，以及连接其广袤大地的基础设施的传统看法，我们就会发现，地理只不过是一个庞大的身躯，其肢体分布在世界各个大洲。而基础设施（我们在上文中谈到的网络），正是控制这些肢体的神经系统。这种接近形而上学的概念可能会给我们带来一场观念革命，但是通过这种革命，一个超越国家边界的全新世界，和一个在各个组成部分之间连结更紧密、更强大的全球社会。

这种概念上的发展将改变我们与地图之间的交互方式，而除了自然地图和政治地图之外，还将出现一种新型地图，这种新型地图将重点关注国家和大陆的基础设施分布，以及它们之间如何相互联系并实现整合。这些“联通地图”将使我们能够理解区域和全球的地缘政治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理解那些能够控制大国、特大城市和跨国公司行动的背后动因。此外，还有这些组成成分在资源、市场和劳动力上的未来竞争。我们正生活在一个新时代的开端，在这个时代内，超级城市将超越国家的重要性，而供应链的能量也将超越军队的霸权。

甚至于军方的优先事项也可能会从保护国家和城市，演变成扩大供应链并保护其免受网络攻击或政治动荡、公众革命的影响。在此，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伊朗伊斯兰革命在上世纪70年代末对全球石油市场和海湾水域航运的影响，以及利比亚革命如何在过去10年内影响了石油价格，甚至是国际能源公司的股价。

国际政治舞台上的慎思，以及占主导地位的西方（美国和欧洲）与崛起的东方（俄罗斯和中国）之间的冲突，将会以欧洲大陆的陨落为结束，此外还将有新的参与者加入国际决策的舞台。不足为奇的是，时间已经证明，七国集团峰会（除日本外，其成员国都具有相同的民族归属和西方文化）不再拥有应对崛起大国的必要工具，因此出现了扩大参与的倡议，并随之组建了二十国集团峰会，其中拥有12个非帝国主义、非西方文化的国家，即俄罗斯、中国、日本、印度、巴西、韩国、阿根廷、土耳其、墨西哥、印度尼西亚、南非和沙特阿拉伯。这种有利于新兴大国的大规模扩张，代表着传统大国已经明确承认它们无法再将霸权强加于新的世界。尽管传统大国仍继续主导着部分国际行为体，特别是联合国安理会，但是拒绝这些机构的状态以及要求调整其代表权的高涨呼声，却可能导致这些机构的重组，以及像印度和南非这样的新参与者对安理会的加入。

欧洲大陆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是有史以来在基础设施整合和不同成分之间通连最多的大陆，这就使它比其他新兴力量更具有优势。遍布欧洲的铁路、电力网络、天然气管道和公路网络，使整个欧洲成为了一个国家，而不再是一块大陆。而即将到来的大国之间的未来冲突，也将涉及对供应线路的控制权。可喜的是，这场冲突并不会像历史上的所有冲突那样具有血腥的特征，也不会仅仅限于“七个大国”，因为像土耳其这样的国家，将比日本和英国等传统大国具有更高的战略意义。在历史上被称为亚欧冲突之地的土耳其，今天正代表着两个大洲之间的联通，不仅仅是通过博斯普鲁斯海峡和天然气管道，而且还通过新的伊斯坦布尔机场——欧洲最大的过境点之一，此外，伊斯坦布尔还当之无愧地进入了当今世界的超级城市名单，并成为了上千万不同国籍的人们的家园。

预计通信革命将改变经济活动的形式和财富的分布图。将资源从含量丰富的地区转移至稀缺地区的进程将相对容易，此外，劳动力将能够在农村、郊区和城市中心的产区之间自由流动。

另一方面，各个社会还将能使其进出口来源多样化，并在发生环境灾难或地区和国际冲突时找到合理的替代方案。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并不将基础设施上的支出视为浪费，而是将其视为针对未来的战略投资。

这些就是促使美国政府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经济衰退时期，大规模扩大基础设施项目建设的原因。甚至使基础设施对国民生产总值的贡献（直到上世纪中叶）超过了20%，但是美国当前在基础设施上的支出下降，使得部分新兴大国在许多方面都超越了它。

另一方面，研究发现，中国在2008年至2020年期间的水泥消费量，超过了美国在一个世纪内的用量。而海湾国家也在这场比赛中贡献了精彩的表现——这些国家内的基础设施质量超过了世界上的许多国家。事实上，迪拜和多哈等部分海湾大都市，都为此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它们极大地提高了在高楼、酒店、购物中心和足球场上的建设支出。我的美国同事在参加完迪拜世博会后主动说道，她被她看到的一切迷住了，“原来，休斯顿只算是一个第三世界的城市，而那个国家内的一切都是那么的美丽、动人和精彩。”

在我结束这篇文章之前，我想指出，在“联通”的过程中经常会遇到一些困难。美国不太可能对中国的“一带一路”项目或是俄罗斯的“北溪”战略项目（使之可直接向德国出售天然气）产生好感，并且可能会试图以某种方式阻止这些项目的进行。反过来，中俄也会试图干扰美国在非洲和亚洲地区的一些战略项目。有大量证据表明，地区和国际上的不同参与者都在试图影响作为其竞争对手的国家与联盟的战略项目。

但是最终，这些相互冲突的力量将会得到这样一个事实，即合作与谈判胜于冲突和疏远。而没有这些，就不会有不懈的努力旨在将伊朗带回核问题的谈判桌。在电信和科技领域内的国际大合作，就是造福人类的积极合作典范。在这个问题上，世界大国采取了一种实用主义——在美国倾向于垄断软件与发明领域之时，中国也找到了机会垄断硬件和半导体领域。这种合作使中国成为了苹果公司（历史上第一家市值超过3万亿美元的公司）产品的第一大消费国，而美国也成为了中国科技产品的第一大消费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