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来自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一代人，堪称是巨变的一代，无论是在国家、地区还是在国际秩序的层面上。而本文主要关注国际秩序的变迁，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就读于开罗大学经济与政治学院，以研究在1945年（即二战以后）逐渐形成的两极势力，然而，就在我们的意识逐步形成之际，苏联却于八十年代末突然解体，这一切的发生连序曲都没有出现，这似乎让学院内的一些国际关系学教授猝不及防。在接下来的时代内，我们看到的是由美国主导的国际单极秩序，而“大中东”（即伊斯兰世界）在这一秩序中成为了美国关注的第一要务，尤其是在2001年9月11日的袭击事件之后。这一时期最突出的主题就是“反恐战争”，而这也成为了一个全球性的主题。最后还有2008年出现的金融危机，美国在伊拉克的失败，再加上塔利班于2021年8月重返喀布尔，这些都揭示了我们所处的后“911”时代的部分特征。

在乌克兰受到入侵的几天之后，西方与俄罗斯之间的冲突转型引起了我长时间的思考。这种冲突转变成了西方的民族主义状态，以及超越抵制政治人士的民粹主义，甚至延伸至包括音乐、文学、伏特加等等在内的文化符号。高校与博物馆也参与其中，此外还有私营部门、民间社会、群众领域都愿响应军事志愿。

尽管已经表现出了很多的特征与特点，但是，这个时代的面貌尚未完全呈现。它仍处于形成阶段，正如国际关系方面的学者所说的那样，“在外交政策的特定模式中，最危险的时刻便是其开端”，因为其红线在此时尚不明确，各方也不了解对方的动机、意图以及能力。在这样的模式下，最困难的时刻便是其诞生和开始，因为在这个时候，规则仍然未知，各种联盟也没有经历过考验，也没有任何预测的可能性。而这正是我们现在的处境。但是，在这场转型中，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事件又会产生怎样的作用呢？

在这篇文章中，让我们尝试关注这种转型的其中一个特征，即意识形态或价值观，是如何在这种转型中受到利用的。在强权政治、战略和地缘政治的强势混合之下——这里我们所说的意识形态不仅限于思想范畴，还包括实践、制度、模式、符号和使用的概念，就在俄罗斯声称它在清除乌克兰的“新纳粹分子”之时，西方却使用“恐怖主义”的概念来描述俄罗斯的行为，这难道不奇怪吗？就好像双方之间的对抗在二战时期随着普京而停止，随着美国与西方以“反恐战争”时代的延伸而侵入乌克兰，并在其中建立难以转变的结构、机构、政策和做法。而在那之后，则以符合或排除的情况重新定义其中包含的内容——在这里，我们看到“恐怖主义”一词现在主要被用来形容西方极右翼势力以及普京的行动。

在乌克兰受到入侵的几天之后，西方与俄罗斯之间的冲突转型引起了我长时间的思考。这种冲突转变成了西方的民族主义状态，以及超越抵制政治人士的民粹主义，甚至延伸至包括音乐、文学、伏特加等等在内的文化符号。高校与博物馆也参与其中，此外还有私营部门、民间社会、群众领域都愿响应军事志愿，在这种前所未有的情况下，即便是中立国家瑞士，也放弃了其原有的中立性质。因此，尽管双子塔的爆炸在美国形成了巨大的冲击，但是，官方话语却很快意识到，区分穆斯林和恐怖分子、区分伊斯兰教和暴力极端主义，才符合其自身利益，相比之下，我们发生在普京和俄罗斯人民之间则不需要进行这样的区分，在他的民族扩张主义信条或追寻其终结时代的荣光之间也不需要进行这样的区分，在世界一直享有的俄罗斯文化和艺术贡献之间也不需要进行这样的区分。

这种最新出现的情况，值得我们的深思，特别是当它与猖獗的种族主义行径混合在一起之时，也因为它反映了西方普遍情绪中根深蒂固的变化，而这将在未来导致系统性的、无法对抗的结构暴力，尤其是它所具有的迅速号召的能力，这一点可以体现在新冠疫情爆发之初，也可以体现在法国针对不遵守共和国价值观的“外来人口”的文化和价值观暴力行为之上。而当这种情况发生在国际秩序的权力结构转型之时，形势就会更加恶化，而权力、权重和政治变化方面发生变化之际，就意味着有很大的空间出现错误、误解和误判的情况。

中美竞争在某些层面上是实质性的，因为两国都在寻求发展卓越的人工智能能力、绿色能源技术和生物医学产品，以及更加先进的军事能力。但是，双方大部分的竞争也将是规范性的，两者都在寻求捍卫和加强自身认为全球秩序应该基于的规则或规范。

在冷战时期，冲突界限非常清晰，其天花板也已精确划定，相互之间的威慑让这些边界更加清晰，此外，同盟之间也处于基本稳定的状态，意识形态模式清晰明了。就共产主义而言，我们面临着一种基于国家干预、一党制、注重经济和社会权利的模式，而资本主义制度则基于有限的国家干预、党派多元化、个人及政治自由。根据法里德·扎卡里亚的说法，在美国霸权时期——持续了大约30年的时间并且穿插着“911”时代，美国的权力没有受到任何限制。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对美国在政治和军事上的霸权没有争议的时代，即使是在思想领域也存在“历史终结论”——著名学者福山的理论，宣布了自由主义模式的胜利。同样也是在这个时期，我们看到了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而这也是西方对伊斯兰教臆想的顶峰，但这并不是文化和思想上的臆想，而是与长达20年的军事干预相结合，并造成超过80万人死亡，以及近6.5万亿美元的开销。然而，我们当前面对的最重要的事情是，这一时期见证了利用民主问题和将自由模式作为一种扩张主义思想的传播，我们似乎必须用这种模式来塑造我们的世界，而入侵伊拉克以及阿富汗，正是这一时期的顶峰。也是在这两种因素的作用下，这一时期最终以西方的失败告终，即通过军事入侵来建立国家的失败。

重建意识形态

有三大要素刻画了我们当前所处的意识形态基础：

第一要素：中国的规则

中美竞争在某些层面上是实质性的，因为两国都在寻求发展卓越的人工智能能力、绿色能源技术和生物医学产品，以及更加先进的军事能力。但是，双方大部分的竞争也将是规范性的，两者都在寻求捍卫和加强自身认为全球秩序应该基于的规则或规范。

中国倾向的世界秩序，本质上是“威斯特伐利亚”秩序，即强调领土主权和不干涉内政，拥抱一个存在多种不同政治制度的世界，在牺牲部分个人权利或自由的基础上突出满足群体需求，例如经济安全。正如政治学家杰西卡·陈·韦斯最近所说的那样，中国寻求“安全”世界秩序，在这样的秩序下，关于个人权利的普遍主张并不会损害政党权威或引发对国内政策的批评。

此外，中国的实践也是基于将发展与政治制度的性质分开。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竭力向其他国家提供发展援助，而不会像美国和西方的援助计划通常所做的那样，要求对方以进行国内改革为前提。这一模式对许多国家非常具有吸引力，特别是在一些非民主国家之内。

第二要素：俄罗斯价值观的战略思想

普京让俄罗斯确立了价值观以塑造其战略思想，而这种思想正是俄罗斯与西方之间最重要的问题之一。俄罗斯总统在2021年批准的“俄罗斯联邦国家安全战略”，已经作为一份文件载入史册，而这份文件使该国的传统道德和精神价值观问题更加突出。诚然，在此之前的2015年战略之中也曾突出这样的价值观，但是，2021年战略的特点是以一种全新的语言，将威胁俄罗斯价值观来源称为“西方化”。

根据这份文件，俄罗斯的价值观受到美国及其盟友、跨国公司以及外国非营利组织、非政府组织、宗教组织、极端主义组织和恐怖组织的攻击。这份文件认为，如果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曾以某种方式与“西方”理念存在区别，那么，现在，二者已被视为来自同一种秩序的威胁。与西方的对抗朝着价值观领域的转变，是俄罗斯战略思维的一个新阶段，在此之前，对于这种对抗的看法更多地是从物质范畴（国防和经济）的角度出发，但是现在，却已明显转向了意识形态层面。那么，为什么会发生这种转变呢？俄罗斯在新的模式中又将面临哪些问题呢？这种模式的优点和缺点分别有哪些？还有很多值得深究的问题。

第三要素：美国以及整个西方

其中包含许多要点，而最重要的是：

  • 拜登关于民主国家联盟的说法以及关于专制政权的说法。拜登在今年1月的民主峰会中将中俄排除在外，并将普京及其背后的人民妖魔化，他将民主和自由主义价值观带有了扩张主义性质，从而使基于个人威权的普京政权变成了生存威胁。
  • 西方榜样的弱点——尤其是美国，包括严重的两极分化、右翼崛起、政治机构的软弱或侵蚀、对选举公正性的质疑、差距和不平等的扩大，以及种族冲突，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接连发生的经济危机，最后还有管理疫情危机过程中产生的财政赤字。
  • 与俄罗斯和中国的对抗性扩张主义思想，以及美国在从阿富汗撤军后、在直接军事干预不断减退的背景下所存在的弱点，并将制裁武器作为这种对抗中最主要的工具。
  • 最后一个特征则涉及基于规则的体系，在这里，我们面临着多层次的冲突：这个体系是美国在冷战结束后建立的，它并不会限制美国的权威，就像我们在此之前所说的那样。而中国，则试图通过改变来应对由这些规则所产生的实践和机构，而这种改变将是渐进的、非对抗性的。
  • 至于俄罗斯，则根本不承认这些规则，因为它的建立是以牺牲自己为代价的，它的利益遭到了违背，并且受到了西方的故意羞辱。因此，它试图破坏这一切，以便让西方认识到它的作用，或者至少能够考虑它的利益和国家安全。
  • 在这样的情况下，根本没有关于不结盟的讨论，因此，谁不与我们站在一起，那么他就是要反对我们——正如小布什在2011年双子塔被炸毁几天后宣布打响全球反恐战争时所说的那样，这同样也发生在最近的联合国大会投票期间。在这样的情况下，俄罗斯的入侵产生了哪些作用呢？它团结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以应对威胁西方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敌人”。俄罗斯在这场混合战争中使用了与核威胁相混合的新工具，而这却发生在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和“911”时代期间的暴行的历史记忆还没有消退之际。

我们总结称：如果你的政策是基于意识形态和制造敌人，那么就不会存在趋同的可能性，而只会是永久的冲突。但是，如果你提出了现实、战略和地缘政治的问题，那么，届时的谈话就将是竞争或利益的趋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