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行病如何促进科学政治发展与财富分配？文体半岛电视台

纵观整个历史进程，自公元前430年古希腊爆发人类已知的首场流行病以来，到公元541年至750年期间的鼠疫，再到中世纪的“黑死病”，以及19世纪出现的霍乱，还有一个世纪之前爆发的西班牙大流感，可以说，流行病一直是人类生活中最大的变化制造者，并会对人类文化产生重大的影响。

流行病塑造了人类生活的各个层面，并促使他们思考有关生命与存在的哲学问题，还促进了现代科学的发展，建立了卫生政策并重新分配了社会收入和财富。

经济与健康

来自美国斯坦福大学的学者梅利莎·德·维特在一系列学术文章中，介绍了古代流行病史的各个层面，并采纳了该大学内的历史学家和研究人员的各类看法。

同样来自斯坦福大学的历史学家沃尔特·席德尔认为，在过去，流行病对贫富群体实现了收入的重新分配，从而有效地减少了社会和经济差距，但是，新冠疫情的预期结果却可能大不相同。

席德尔表示，在公元1347年肆虐欧洲及中东地区的鼠疫持续了数十年的时间，导致了封建政权的结束和群众起义的爆发，但是人类损失惨重，估计当时有近三分之一的人口在疫情中丧生。

鼠疫夺去了众多的性命，结果使工人成为了少数群体，当地需求已经崩溃，这使得幸存的工人能够挣到更高的工资，而地主和封建领主的收入和利润却有所下降。因此，富人的财富减少了，而穷人的贫困也减少了。此外，鼠疫的出现还破坏了人们对欧洲行政与宗教机构的信心，并鼓励人们质疑统治政权，并考虑其他选择。

席德尔详细介绍了欧洲在中世纪所发生的事情，并指出，当时的贵族与地主难以维持其昂贵的生活方式，他们未能执行强制工人继续以低工资提供服务的法律，农民起义最终找到了解决方式——迫使英国的富人给予让步。但是在东欧国家，上层阶级仍对农民保持着毫不妥协的统一立场。

席德尔表示，这表明鼠疫本身并不足以实现变革和平衡，在塑造结果的问题上，是政治和地方权力机构发挥了关键作用。

这名美国历史学家还排除了这种平衡发生在当前的可能性，对此，他解释称，当前的流行病比以往的流行病都更为致命，并且很有可能会加剧现有的不平等现象，例如“能够在家中工作而不会丢掉工作的白领”，与当前处于短期救济与援助之下以弥补其失业损失的人群之间所存在的差距。

另一方面，斯坦福大学历史学家保拉·文德林认为，在14世纪，医学无力阻止鼠疫摧毁整个欧洲和亚洲社会，这促进了科学发展与卫生政策的建立，此外，检疫隔离还是一种“政治武器”与报复手段，并可成为外交谈判的主题。

对当时的意大利人而言，鼠疫最初看起来很可怕，但是，疫情的反复出现使之成为了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以至于意大利人越来越从经济和行政的角度来看待疫情，而不再仅仅是一个健康问题。由于严重的经济后果，当时的很多城市并不愿承认鼠疫的存在。

文德林表示，当时的意大利人所面临的问题，类似于他们今天在新冠疫情中所面临的问题，例如，难以可靠地报告这种疾病、误导性的信息、在疫情背景之下各国之间的政治紧张局势等等。她还认为，过去的社会已经多次找到了从疫情的苦难中治愈的方法，而当时的社会所拥有的资源，要远远少于我们今天所拥有的一切。

这位来自斯坦福大学的学者认为，由于当时未能成功防止鼠疫扩散，而对科学的能力形成了挑战，并引发了大量的问题，例如，为什么有些人能够幸免而又有很多人死去？为什么治疗会失败？从而导致医生更加关注他们能从环境因素中学到的东西，并且不断思考如何能从这种不明疾病中存活下来。

回到现代社会，流行病也从未在地球上消失过，但是，它已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并与现代化和现代国家机构的起源联系在一起。部分历史学家认为，这种联系并不是无辜的，因为早在欧洲对全球进行殖民时期，它就曾从政治和经济的角度上被加以利用。

谢尔顿·沃茨在其著作《流行病与历史：疾病、权力与帝国主义》中，从总体上研究了医学史，并特别研究了流行病学史，聚焦于帝国主义和殖民运动，与流行病在其新殖民地区传播之间的关系，并分析了帝国主义如何使用“抗击疫情”的概念，来渗透到非洲、亚洲和美洲国家之内，传播殖民主义思想并将其付诸实践的过程。

谢尔顿·沃茨认为，西方医疗机构的建立也起源于同一个背景，并且仅仅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权力和控制关系。

沃茨还讨论了流行病的传播与人口活动及流动之间的关系，这可以追溯到商人、工人、移民、朝觐者、士兵、牧民等群体向世界各地传播疫情的情况，他们将本地的疾病传播到世界其他地方，例如在1348年，部分商人就将鼠疫从黑海的港口（鼠疫爆发地）传播到意大利，再传播到英国，使疫情在近四分之一个世纪的时间内反复出现。

此外，本书还列举了在欧洲殖民非洲和美洲的过程中演变为疫情的7种传染疾病，还有欧洲对过去的印度、中国和埃及进行殖民而出现的疫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