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凌
2022-04-18T05:56:59.550Z
中国疫情再起,地方保护主义也顺势抬头(资料图片)

(德国之声中文网)最近,新冠疫情如火如荼地在中国经济最发达地区蔓延之际,不太有预兆的,中国高层出台了一个《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让人一下子联想到了十年前那个混合制改革。这两者当然都没有错,它们都是中国市场化改革的必要之举,只不过都不是什么新鲜的玩意儿。记得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最具代表性的两位经济学者:一位叫吴敬琏,外号“吴市场”;还有一位是厉以宁,外号“历股份”。他们的绰号代表了其理论的偏重,但无论是市场制度建设,还是股份制改造,都是整个市场化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缺一不可。如今改革开放四十多年过去了,本届政府重提这两个话题,实际上既说明了中国在市场制度建设和股份制改造的未尽之业,也说明了中国高层试图继续克难攻坚,推动中国改革开放大业向纵深发展的决心。只是,这项事业越来越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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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2006年从德国毕业回国,任教于上海,生活在杭州,十几年来,“双城记”生活让我能够直观感受到长三角区域一体化的演进和改善。无论是交通硬件还是金融软件,行政区划的限制似乎越来越少,让人以为一个“长三角统一大市场”水到渠成,直到疫情来临,一切忽然改变。

疫情让“地方保护”再度猖獗

2020年新冠疫情首先袭击中国武汉,一时间各地纷纷画地为牢,彼此以邻为壑,试图用这样的封锁措施消灭病毒。如果说在疫情爆发初期这样的应对方式还算是可以理解,因为毕竟大家都对这个病毒的特性一无所知,手忙脚乱一阵子也是人之常情。但是两年过去,新冠病毒在中国大陆若隐若现,此起彼伏,各地一直在动态清零。比较奇怪的是,地方保护主义始终如影随形,没有在那一阵子的忙乱之后逐步被全国统一的对策所取代,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比如笔者去年底就因为上海不承认杭州的核酸检测报告,而不得不下岗待业,无法跨省授课;而最近上海新冠疫情爆发,长三角各地纷纷关闭高速通道,不仅对隔绝病毒的流传影响不大,反而迅速阻碍了物流的畅通,对上海抗疫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导致国务院不得不对这样的地方保护严词训斥。

地方保护主义实际上在各个行业,各个时期一直存在,平时的表现弱一点,到了疫情这样的特殊情况和时间点,会比较激烈地表现出来。笔者不太能揣摩上意,但是如果中国行政高层真的是从抗疫中看到了地方保护主义流毒,痛下决心对停滞的中国市场制度建设加以推动和加快,也算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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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全国统一的大市场,有助于改善生产资源在全国范围内的有效配置,有助于提高整个中国的生产效率,也有利于降低中国全体消费者的负担,扩大国内市场需求在中国厂商中的权重,有利于构建国内大循环,抵御国际风云的冲击。不过,构建全国统一的大市场,需要重拾本届政府上任伊始就着重提出来的“把行政权力关进笼子”的思路,至少应该把地方的行政权力好好关起来,不能任由地方行政权力染指跨区域的市场运作。否则,每次都是地方政府任意伸手干预,等到后果显现舆情汹汹,再由上级行政机构出面“打补丁”,行政运行的效率就会下降,补丁也打不胜打。

说到底,市场并不是天然存在的自然资源,而是由政府通过制度建设勾勒出来的一个交易场所,是一个人为的公共产品。制度的存在原因就是为了教会经济主体哪些事情可以做,哪些事情不可以做,是一套“红绿灯”制度。不过,对不同的经济主体,权利义务的划定原则是不一样的。在一个统一市场内,厂商和消费者应该“法无禁止皆可为”;而对地方行政机构来讲,一个全国统一的大市场意味着告诉他们哪些事情可以做,除此之外都不能做,这就是“法无授权皆不可为”的基本原则。如果按照这样的制度行事,就不可能出现高速公路被地方政府堵截从而物流不畅的情况。因为没有一个制度规定了地方政府可以关闭高速公路的出入口,除非它得到法律的授权。而怎么样才能得到这样的授权呢?要么上级行政机构,要么立法机构。唯有如此,统一市场才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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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制造业:在新冠疫情爆发前,中国这个“世界工厂”的制造业就已多年面对利润下降、生产成本攀升等问题。2020年以来,疫情的反反复复导致生产链断裂,人工、物流成本又进一步大幅增加。此外,政府在降低能耗、减少排放方面的要求不断提高。爆发局部疫情、原材料断供、限电等不可预测因素都会迫使企业停工。
互联网行业:去年以来,中国政府对本国互联网科技巨头加大了监管力度。今年以来,阿里巴巴、腾讯、京东、滴滴和美团等互联网巨头纷纷受到反垄断调查。4月,阿里巴巴因禁止平台内商家在其他竞争性平台开店的"二选一"行为,遭罚182亿人民币。这张罚单也创下中国反垄断罚款迄今为止的记录。
数据安全成大事:过去多年中国对互联网企业放任发展的政策走到了尽头。政府也明确传达出不乐见科技企业赴海外上市的信号。今年7月,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宣布对在美国上市的滴滴出行实施“网络安全审查”,致使该公司股票市值蒸发三分之一。据美联社报道,今年阿里巴巴、腾讯、滴滴和其他科技巨头的总市值已减少了1.3万亿美元。
社交媒体、娱乐平台:腾讯、快手、微博和小红书等网络平台因为传播色情信息等指控被罚款。腾讯音乐被责令解除与供应商的独家版权合作。 政府还发布新规限制青少年电子游戏的时间,使电玩行业受到冲击。以社交、游戏为重心的腾讯自今年2月中旬股价创下历史新高以来,市值蒸发超过2.24万亿元(3471.3亿美元)。
房地产行业 :在中国领导人习近平 “房住不炒” 的口号下,北京开始采取实质性措施抑制房地产市场的畸形扩张。中央政府今年开始对房地产企业实施限制融资的“三条红线”,要求房企压缩负债。这导致以恒大为代表的一批地产开发商陷入巨大的债务危机。今年下半年中国房地产市场已明显降温,房产中介的日子也越来越不好过。
旅游业:新冠疫情爆发以来,中国人不仅出国变得很难,跨省市旅行都会面临意想不到的风险。一旦出现阳性检测结果,整个城市甚至地区都会被封,游客被困、滞留。因此多数中国人放弃了旅游计划。公园景点、旅行社、客运、酒店等行业的复苏一再受到打击。
餐饮业:餐饮业的状况也好不到哪里去。2020年初疫情爆发后全国封禁的那几个月,餐饮业经历了最惨淡的时刻。后来随着社会生活的恢复,本地消费者回归。但人们的就餐和社交习惯发生了改变,食品价格、经营成本在上升。经历了倒闭潮之后,餐饮业的竞争激烈程度似乎没有下降。在全球拥有近1600家门店的火锅连锁餐厅海底捞11月宣布,今年共将关闭近300家门店。
航空业:航空公司也是受疫情影响损失最惨重的行业之一。无论是几乎陷入停顿的国际航线还是惨淡经营国内航线,大部分航空公司处于亏损状态。由于中国的民航企业大部分为国企,因此除海航破产重组外,并无其它航空公司倒闭。
教培行业:今年7月,中国政府推出“双减”政策整顿教培行业:严禁教培机构资本化运作,规定现有学科类培训机构统一登记为非营利性机构。这被视为宣告教培行业的“死刑”。教培领军企业新东方和好未来的股价,分别暴跌超过80%和90%。统计数据显示,中国校外培训机构有超过70万家,从业人员超过1000万人。他们其中的一部分已经或面临失业。

 

沈凌,德国波恩大学经济学博士,现执教于上海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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