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5月15日，英国政府结束了对巴勒斯坦的委任统治，与此同时，犹太复国主义运动领导人宣布成立以色列国，从而在哈格纳、布尔马哈等犹太复国主义组织，与埃及、约旦、伊拉克、沙特、叙利亚和黎巴嫩组建的阿拉伯军队之间爆发战争。

来自世界各地数以万计的犹太人加入了后来组成以色列军队的军事团体，其总人数超过了在巴勒斯坦作战的阿拉伯正规军人数的总和，而来自也门、巴基斯坦、苏丹和穆斯林兄弟会的志愿者们也加入了阿拉伯解放军及巴勒斯坦圣战军。

这场战争持续了9个多月直至1949年3月，并导致了巴勒斯坦大灾难、巴勒斯坦人的流离失所，以及以色列对联合国“分治决议”授予的地区的实际控制，此外，还有近一半的巴勒斯坦土地被分配给阿拉伯国家，而约旦将其影响力扩展到了约旦河西岸，埃及则将影响力扩大至加沙地带。

马里兰大学历史学家、副教授夏伊·哈兹卡尼通过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著作《亲爱的巴勒斯坦：1948年战争的社会史》，并试图在此书中通过关注参战人员在不同战场上写给他们在本国的亲人的私人信件（这些信件被截获并被保存在以色列的档案中），以便从历史和社会的角度来解读1948年的这场战争。在这些信件中，写信者描述了日常生活中的大量细节以及关于这场战争及相关问题的不同想法，从而构建了一份可以研究那个时代的庞大社会档案。

追踪信件

这本著作还追踪了当时的军事命令、军队公告、杂志及广播内容，例如，著作揭示了训练军官如何试图说服阿什肯纳兹犹太人（西方犹太人）相信，有组织的暴力行为符合犹太人的价值观，同时，他们还试图说服塞法迪犹太人（东方犹太人，其中许多来自阿拉伯国家）相信，阿拉伯人是他们的敌人，与阿拉伯人作战是在为他们的父辈报仇，因为父辈曾在阿拉伯统治中受到不公正对待。

在本书的序言中，作者回顾了阿卜杜拉·达乌德的故事。达乌德是一名伊拉克犹太人，他曾是阿拉伯解放军的志愿兵之一，他曾在拿撒勒南部的基布兹参与针对犹太团体的袭击，后来他移民并生活在以色列，并且隐瞒了他曾与阿拉伯人并肩作战的这段历史，然而，他继续与巴勒斯坦村庄打交道并与巴勒斯坦居民交朋友，生活在这种奇怪而特殊的模式中。

另一方面，这些阿拉伯信件显示了在巴勒斯坦人离开他们的村庄后，他们非常渴望回归，并且对阿拉伯领导人及其空洞的言辞充满了谴责，并要求对他们的失败追究责任。在这些信件中，巴勒斯坦人要求阿拉伯领导人履行他们拯救巴勒斯坦的承诺，与此同时，其他人要求巴勒斯坦人留在原地，以对抗这些针对他们的暴力袭击，这些信件还暴露了部分阿拉伯领导人当时对志愿兵的担忧，并试图迫使他们离开。

这些信件还揭示了一些不为人知的故事，例如摩洛哥的犹太人在到达以色列后，对当地针对他们的以色列种族主义感到非常失望。

作者表示，他们中有70%的人想要在战后返回摩洛哥，而正是这种感觉在十年之后的1959年，在海法的瓦迪萨利卜社区引发了骚乱、示威和破坏行动，起因是以色列警察枪杀了一名来自摩洛哥的犹太移民。这些事件被认为是引发阿什肯纳兹犹太人与米兹拉希犹太人之间的种族歧视问题的一大转折点，而米兹拉希犹太人是指来自中东和北非地区的犹太人。

根据作者引述的一封信件——来自瓦迪萨利卜社区的一位名叫马塞尔的人写给他身在摩洛哥的朋友伊莱的信件，种族主义和歧视问题并不是这些人的唯一话题，写信者还批评了以色列的军国主义和极权主义精神。

作者指出，在1948年战争期间自愿加入以色列军队的“散居犹太人”的信件和调查，揭示了另一群“理想主义者”，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对他们在新生的犹太国家中目睹的残暴和腐败感到震惊。

根据1949年针对以色列军队中美国犹太志愿兵进行的民意调查，哈兹卡尼指出，战后约有55%的志愿兵“对以色列及其公民持负面看法”。

这位历史学家在书中引用了一位南非士兵理查德的话，后者在写给家人的信中说道，“我不想为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地区和帝国野心而战，即使他们称自己为社会主义者。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正在煽动战争，以扩大以色列的边界。他们故意制造类似战争的气氛……我再也不想参与这场游戏了。”

军事宣传

哈兹卡尼的著作还揭示了由阿拉伯联盟军事委员会创建的解放军，与圣战军（由阿卜杜勒-卡迪尔·侯赛尼领导的巴勒斯坦正规军）之间的竞争和紧张关系，以及解放军的官兵与巴勒斯坦人之间的分歧地。此外，书中还揭示了部分巴勒斯坦人如何反对阿拉伯解放军干预当地的社会事务，同时，这支部队还缺乏足够的军事装备和能力，但另一方面，一些阿拉伯军官还嘲笑巴勒斯坦人没有能力解放自己的土地。

作者比对了战斗双方的军事宣传内容，并证实阿拉伯解放军的宣传少了暴力、多了理性，聚焦于世界价值观与国际法，其中部分信息包含阿拉伯民族主义的表达，例如，仅仅将为了巴勒斯坦进行的斗争，视为反殖民革命计划的第一步，此外，阿拉伯战士的信件内还包含明确的宗教和民族主义内容。

作者还讲述了叙利亚军官福齐·卡瓦格齐的故事，后者曾是阿拉伯解放军的领导人，并领导了许多与以色列人的战斗，并得到了巴勒斯坦志愿兵的助益，而在1949年阿拉伯人和以色列签署停战协定后，他选择了辞职。作者还讲述了卡瓦格齐如何坚持让他的军队遵守有关平民和战俘待遇的日内瓦公约的故事。

作者通过分析双方军事宣传材料中的宗教内容而发现，阿拉伯解放军将犹太人描述为穿过他们边界的恶魔，另外，书中还展示了以色列军队传播的许多宣传和意识形态方面的材料，其内容包含大量充满血腥色彩的宗教煽动，以及对种族灭绝的呼吁。其中部分宣传材料将1948年战争比作旧约中的毁灭战争，并将阿拉伯人比作旧约中要求消灭的以色列人（迦南七族）之敌。

以色列军队在控制住军事中心之后，便截获了阿拉伯解放军志愿兵在战争期间的信件，并将这些信件保存在以色列军方的档案馆内，而作者也是通过长期的法律斗争，才最终获得了这些材料。

加州大学历史系学者大卫·迈尔斯在介绍这本书时写道，哈兹卡尼使用的所有资料——无论是巴勒斯坦的资料还是犹太的资料——都来自以色列档案馆，这非常奇怪。

他对此提出的解释是，以色列军队不仅保留了它的士兵的材料与经窃取而获得的信件，而且还保留了来自阿拉伯城镇邮局的信件以及在战争中丧生的阿拉伯士兵的行李，此外，以色列审查局还截获了阿拉伯和以色列冲突双方的士兵的信息。

这些消息反映了冲突双方之间的权力不对称，犹太团体不仅在战斗中击败了阿拉伯军队，还从阿拉伯方面夺取了记录和证据，而且这种做法在战后还持续了数十年。例如，据洛杉矶书展平台报道，色列军队1982年以在贝鲁特洗劫了巴勒斯坦解组织的研究档案馆。

作者指出，依赖以色列方面的档案必然意味着接受更具影响力的色列立场。例如，以色列及其学术界的盟友一再宣称巴勒斯坦武装人员是被他们的阿拉伯兄弟煽动的，他们参与战争是出于消灭犹太人的圣战动机，而这是不正确的。

作者补充称，犹太一方（后来的以色列）不仅拥有质的优势，而且有量的优势。

例如，历史学家阿维·史莱姆总结称，在战争的最后阶段，以色列军队与所有阿拉伯军队的人数之比为2:1。而这与以色列盛行的叙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即以色列面对了强大的阿拉伯军队，目的是在西方赢得同情。

难民信件

对信件的追踪不仅限于巴勒斯坦领土上的阿拉伯和巴勒斯坦官兵，还扩大到包括以色列情报部门的范围内，以追踪那些流离失所的难民的生活与信件，“以确保他们无法返回”。

身在国外的巴勒斯坦难民，给他们仍在国内的亲人书写的信件中，充满了悲伤、哀痛以及他们对国家和土地的怀念。其中一位叫伊斯坎达尔的人，从安曼给他的一位熟人写信道：“你好吗？你的橘子怎么样？你问我为什么我不写信了，我的心情很沉重，写不出来……这个世界不再有任何美好的东西……美好的日子在哪里？笑声也不再出现。”

尽管这封信和其他类似的信件中都带有明显的悲伤，但是仍然包含着一种乐观的基调，即等待即将达成的解决方案，届时，流离失所的难民将返回他们土地和村庄。一名难民询问他在雅法的一位亲戚，他的房子是否已被洗劫一空，并要求亲戚请一名木匠来修理家门，以便将它关好，同时还要聘请一名警卫，以防止家中物品被洗劫一空。另一方面，来自阿卡的哈比卜在1949年写信给他远在国外的家人称，大部分的建筑物都已经被犹太人接管，花园和菜地已经全部转移到了他们手中，而这一切都是阿拉伯人坐在咖啡馆里大谈空话的结果。

来源 : 半岛电视台 + 电子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