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人之间建立的个人关系通常会在塑造两国关系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事实上，这种个人关系有时甚至会在确定两国关系进程及其质量方面发挥决定性的作用。以土耳其和沙特为例，这项因素对两国关系的影响正是显而易见的。当萨勒曼·本·阿卜杜勒-阿齐兹在2015年成为沙特王国的领导人之时，便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建立了卓越的个人关系，而这种关系在推动两国在重大地区问题上采取类似方针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例如也门问题以及伊朗在该地区的作用。

尽管埃尔多安在海湾危机爆发近一个半月之后，试图在沙特城市吉达与这位年轻的王储建立良好的关系，但事实似乎非常困难，尤其是在利雅得坚持其提出的有关卡塔尔的要求的情况下，此外，穆罕默德·本·萨勒曼还与阿布扎比王储穆罕默德·本·扎耶德建立了密切的伙伴关系。

当沙特于同年3月在也门发起针对胡塞武装的“果敢风暴”行动之后，土耳其对该行动表示支持，并且强烈批评了伊朗在该地区的作用。就在几个月后，埃尔多安在安卡拉会见了沙特国王萨勒曼，并授予其共和国勋章，称之为该地区稳定与安全的保障。在此之前，安卡拉和利雅得对叙利亚冲突的立场也保持一致，双方都向叙利亚反对派提供了各种形式的支持，而且在那个时期内，两国对“阿拉伯之春”和“政治伊斯兰”崛起的立场并不存在分歧。

但是，这种稳定的关系趋势在2017年中期开始发生了转变，当时，沙特、阿联酋、巴林和埃及对卡塔尔实施了封锁，并对卡塔尔提出了条件以结束这场危机，包括关闭土耳其在卡塔尔境内的军事基地。在当时，沙特明显转变为采用反对土耳其及其地区角色的言论，这是由许多因素推动的，其中最重要的因素便是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的崛起。

尽管埃尔多安在海湾危机爆发近一个半月之后，试图在沙特城市吉达与这位年轻的王储建立良好的关系，但事实似乎非常困难，尤其是在利雅得坚持其提出的有关卡塔尔的要求的情况下，此外，穆罕默德·本·萨勒曼还与阿布扎比王储穆罕默德·本·扎耶德建立了密切的伙伴关系，而这种关系有助于推动利雅得与阿布扎比、开罗建立区域联盟，以抵抗“政治伊斯兰”的倾向，并试图削弱土耳其在该地区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力在“阿拉伯之春”后出现了增长。在当时，沙特、阿联酋和埃及这3个国家都认为，土耳其与穆斯林兄弟会的良好关系，对“反阿拉伯之春”的国家政权的稳定构成了威胁。

尽管如此，土耳其和沙特之间对地区局势的态度的争议仍然非常隐蔽——就像土耳其与埃及和阿联酋的状况一样，直至2018年沙特记者贾迈勒·卡舒吉在沙特驻伊斯坦布尔领事馆遇害所引发的危机，将这种争议转变成了敌对状态，并以沙特媒体对土耳其及其地区角色的尖锐批评的形式而呈现，此外还有沙特对土耳其商品的非官方抵制。

另一方面，土耳其也已经放弃了对沙特阿拉伯的保守态度。尽管如此，埃尔多安仍试图将他与萨勒曼国王的私人关系与这场争端隔离开来。在海湾危机初期，埃尔多安仍将萨勒曼国王称为“海湾长老”，并与这位沙特君主保持电话联系，期待为结束这场危机留出空间。除了海湾危机与卡舒吉案之外，当时的地区和国际因素也普遍不利于土沙关系的修复。在土耳其问题上，沙特的政策与阿联酋和埃及的政策保持一致，而美国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所领导的政府，也在助长海湾危机和加剧土耳其与阿拉伯国家之间分歧的过程中发挥了负面作用，尤其使安卡拉和利雅得之间的危机更为复杂化。

但是，在为重塑地区局势而经历了近10年的激烈竞争以之后，该地区在去年年初发生的戏剧性转变，为土耳其和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关系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2021年5月，安卡拉开始与埃及进行改善双边关系的谈判，随后又与阿联酋达成和解，并促成了阿布扎比王储穆罕默德·本·扎耶德在去年年底对安卡拉的访问。今年3月，埃尔多安还会见了以色列总统艾萨克·赫尔佐格，并宣布土耳其与以色列之间的关系翻开了新的一页。

土耳其奉行与地区对手分化争议的战略，从而有助于它与沙特进入和解阶段而奠定基础。今年4月28日，埃尔多安出访沙特，从而为两国关系开辟了新的前景。就在此次访问的几周之前，土耳其法院暂停了对涉嫌参与谋杀卡舒吉的26名沙特人的法律诉讼，并将该案移交沙特阿拉伯。外界普遍认为，此举是沙特为双方修复关系所设定的先决条件。

许多人将土耳其转向改革与包括沙特在内的前地区竞争对手之间的关系，归因于埃尔多安需要改善该国与海湾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以应对土耳其在明年即将选行关键的总统和议会选举时所面临的困难。

鉴于土耳其与海湾国家在贸易和经济方面的合作的重要性，这种解释似乎是合乎逻辑的，因为同样是经济因素促使阿联酋和沙特结束了与土耳其之间的危机——利雅得和阿布扎比都认为，土耳其在新的贸易路线和全球能源供应方面具有重要地位，此外，它还是一个很有前景的投资市场。正如土耳其与阿联酋的和解进程那样，经济也是土耳其与沙特和解的门户——在两国关系经历了多年的急剧下降之后，沙特在两国宣布改善关系之后作出的第一项回应似乎是一种经济诱惑，其中包括承诺加大对土耳其商品的购买力度，并使土耳其对沙特的出口恢复正常。除此之外，新冠病毒对该地区经济构成的挑战，也在促使包括土耳其和沙特在内的地区国家重新关注其外部优先事项，以便从疫情的影响中复苏。

然而，单独的经济因素似乎不足以解释土耳其与阿拉伯国家、土耳其与海湾国家关系的持续转变。除了双方均渴望从这种关系的改革中获得经济利益之外，还出现了其他一些重要且具有决定性的因素，促使安卡拉和利雅得之间的关系——以及安卡拉和阿布扎比之间的关系——发生根本性的转变，并从对立转向合作。而这些因素可以概括为以下三大方面：

第一：地区局势降级

去年年初，该地区持续了近10年的两极分化局势开始减弱——该地区国家倾向于减少升级并重新调整其外交政策，再加上结束海湾危机和在利比亚这个激烈的代理人地区竞争舞台上达成过渡阶段协议，这些都促使土耳其、沙特、阿联酋和埃及寻求降低地区分歧，并结束敌对阶段。此外，这些当事方还深信，它们之间长达10年的竞争并没有给地区局势带来根本性的、有利于其中任何一方的变化，而只是浪费了它们之间合作解决地区问题和危机的机会，而这些危机对它们的利益产生了负面的影响，此外，这种消耗还帮助伊朗等其他竞争对手加强了在该地区的作用。

第二：拜登上台后美国对该地区政策的转变

美国对该地区的政策在乔·拜登上台后发生的转变，引起了土耳其、沙特和阿联酋的共同担忧，因为相对特朗普的政策而言，拜登的地区政策并不那么强硬，并且倾向于减少对地区问题的参与，以便将其关注重心放在应对俄罗斯等国的挑战方面。而这就为地区参与者结束分歧提供了额外的动力，并试图就如何在美国作用减退后的时代管理地区局势达成共识。

由美国转型带来的地区转变的各个层面，可以被解读为一种对冲这些力量的方法，以快速适应其对地区局势造成的影响。此外，沙特和阿联酋需要寻找其他的替代方案来满足其安全需求，这就促使它们关注新兴的土耳其国防工业——土耳其的这些工业在改变叙利亚、利比亚和南高加索地区的许多冲突进程方面已经表现出了极高的效率。此外，土耳其还是北约（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成员国，西方非常重视土耳其在许多地区内平衡俄罗斯角色的作用，从而使它的战略重要性超过了该地区的其他许多国家。

第三：土耳其对支持该地区“政治伊斯兰”的承诺减弱

在“阿拉伯之春”爆发之后，这种支持成为了土耳其与沙特、埃及和阿联酋之间出现分歧的基础。随着土耳其开始谈判以结束它与埃及之间的隔阂，土耳其对穆斯林兄弟会的立场也开始发生转变，并对该组织在土耳其境内的媒体施加了限制措施。穆斯林兄弟会在2013年埃及已故总统穆罕默德·穆尔西被推翻后所遭遇的挫折，以及该组织随后在其他国家的衰落，在推动安卡拉专注于恢复与反对“政治伊斯兰”的阿拉伯国家之间的传统关系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尽管土耳其试图将它与穆斯林兄弟会之间关系的出发点解释为支持部分阿拉伯国家内因投票箱而产生的阿拉伯变革，但是在多年之后，它认识到了这种做法弊大于利，尤其是在“阿拉伯之春”后，反对“政治伊斯兰”的运动证明其拥有改变地区进程的能力。

重建信任

埃尔多安对沙特的访问有助于为两国关系翻开新的一页而铺平道路，但是要完全消除卡舒吉危机所残留的影响，则需要投入更多的努力，以重建沙特和土耳其领导人之间的信任。目前，预计这场访问的成果将体现在沙特解除针对土耳其商品的非官方禁令、土耳其公司在沙特恢复业务之上，此外还有双方可能在贸易领域达成的和解。但是，要将这种开放发展为政治合作，还将取决于安卡拉和利雅得对当前的逐步进展作出的评估。基于此，我们可以预测，沙特-土耳其关系的新时代将在下一阶段呈现升级势头，而这主要是受到了两国通过区域合作以遏制伊朗影响力的愿景的推动——在拜登政府倾向于恢复伊核协议的背景之下，预计伊朗的影响力将会获得更大的发展势头，并且它还希望推进其在该地区的盟友组成集团，以在未来管理地区局势的方面承担起更大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