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oebe Kong
2022-06-03T12:13:02.372Z
支聯會曾經連續30年在維園舉行大型燭光晚會,被視為香港容納異見的標誌(照片拍摄与2011年6月4日)

(德國之聲中文網)多年以來,由五月下旬到六四前夕,香港天主教和基督教部分教會和團體,會各自舉辦悼念六四聚會。自從2020年起,政府以疫情為由禁止支聯會在維園舉行晚會後,這些以往不太受公眾注目的教會聚會,成為極少數仍可較安全地集體哀悼的地方,甚至吸引非信徒出席。

有消息显示香港警方在如今六四33年纪念日到来的前一天,以“有人透過不同途徑,煽動其他人在維多利亞公園一帶非法集結,可能利用有關場地進行非法活動”为由,宣布关闭维园部分范围。踏入第三個沒有維園燭光晚會的年頭,教會由避風港變為風眼中一員。

天主教香港教區傳播處在五月下旬表示,今年不會舉辦六四追思彌撒,因為前線同工及天主教正委對該活動會否觸犯國安法感到憂慮。傳播處稱根據天主教信仰,可用不同方式紀念亡者,私下為亡者祈禱也非常有意義。

同一天早上,天主教香港教區榮休主教陳日君樞機到法庭應訊,晚上他在教堂親自主持年度的「為中國教會祈禱日」彌撒,數百信眾早早到場排隊,坐滿教堂,媒體蜂擁而至。「我們仍要受點磨練、受點苦,是為了忠於我們的信仰。」90歲的陳日君在講道時如此勉勵會眾:「可能是在黑暗中,但不要緊,我們等待黎明的到來。」

李先生(化名)是正接受神職人員培訓的修生,他接受德國之聲訪問時說,參加這次彌撒有更深切的感受:「(陳日君)樞機被捕一定會憤慨,有火燒眉毛的感覺,但也更激勵教友堅持信心。」對於教區不辦六四彌撒,他坦言感到有點愕然但表示理解。「去年六四彌撒的字眼已經很隱晦,今年的情況反映白色恐怖惡化,是有壓力的。這是一個警號,當局雖然不是硬性禁止做某些事,但所用的方法正在影響宗教自由。」

今年六四適逢星期六,是不少教堂舉辦恆常彌撒的日子,信徒王小姐說會在當天的彌撒中自行悼念。她向德國之聲表示:「因為紅線不明朗,不希望聖堂為我們蒙上風險或犧牲,實在太多人被捕了,空間已經收得很窄。」

陳日君身為「612人道支援基金」信託人之一,早前因涉嫌串謀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被國安處拘捕。獲保釋後,他與一眾信託人被指沒有為基金註冊社團而遭票控。

相关图集:香港和台湾曾经这样紀念六四

一周年纪念:1990年6月4日,香港民众首次走上街头,纪念天安门大屠杀一周年。这一年起,香港支联会每年组织大规模悼念活动。由于1989年民主运动在中国大陆是禁忌话题,香港逐渐成为各类与六四有关的追思活动的中心。
维园烛光:自1990年以来,每年6月4日晚,香港维多利亚公园都举行烛光晚会,悼念六四死难者,表达自由民主诉求。参加人数少则数万人,多则十多万人(据组织方支联会数字,一般高于警方公布数字),为全球规模最大的六四纪念活动。(2015年资料图片)
天安门的故人:2013年,台北民众举行烛光晚会,纪念六四,声援狱中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刘晓波是89民运代表人物之一、与周舵、高新、侯德健一同被成为“天安门四君子"。
遥望台北:2019年,六四30周年之际,台北举办了专题纪念活动。此前还在台北中正纪念堂前放置了由台湾艺术家雪克(Shake)搭建的充气“坦克人”艺术装置,亲历六四的王丹、周锋锁等民运人士到场参与。
两岸三地成唯一:台湾的六四纪念活动,规模和历史远远不及香港,但近年来开始得到更多关注。2020年,尽管受到疫情影响,仍有三千多人参加了在台北的烛光悼念晚会。由于这一年香港和澳门都以防疫为由禁止六四集会,台湾成为两岸三地唯一可以纪念六四的地方。
六四纪念馆:香港六四纪念馆2012年起临时设址九龙,先后迁至城市大学和尖沙咀,在物色新馆址过程中屡遭挫折,被迫多次关闭。2018年支联会在旺角购买房产作为新址,2019年4月重新开馆。2021年4月休馆翻新后,5月底重新开放,但数日后被当局以“证照不全”为由再度关闭。
国殇之柱:2019年六四30周年之际,香港大学生清洗丹麦艺术家高智活(Jens Galschiøt)的作品“国殇之柱”。它曾在香港各间大学巡回展出,现矗立在香港大学黄克竞楼平台。传统上,支联会每年都会派人在六四前夕洗刷该雕塑。
疫情下的追思:新冠疫情下的2020年,因有防疫限聚令,当局31年来首次未批准维园六四集会。但仍有数万港人来到维多利亚公园燃烛默哀。
再度遭禁:2021年,香港当局再度禁止六四纪念晚会。一年前香港国安法生效后,香港社会的言论、集会自由空间受到进一步挤压。同时,澳门的民间六四纪念活动也连续第二年遭禁。

「每一次當作最後一次」

至於基督教,相關主題的聚會也大幅減少,或以更低調方式進行。其中,舉辦六四祈禱會多年的循道衛理教會,今年以「為國民求平安」為題,舉行僅限數十名教友參加的閉門祈禱會。活動簡介指五四運動和六四事件,都在人民心中留下難以磨滅的印記,他們祈願上主彌補撕裂、醫治創傷。

與會者阿豪告訴德國之聲:「現實是在香港已經沒什麼其他渠道表達哀悼,其他活動都冇沒了,祈禱會彷彿變成唯一。」他認為祈禱會的內容很溫和,但擔心這些少數仍會關注敏感議題的教會,日後面對的危險會愈來愈大。他慨嘆:「現在參與的心態是,每一次都當作最後一次。國安法實施後,曾經以為很慣常的事情,都有心理準備它忽然會成為禁忌。」

支聯會曾經連續30年在維園舉行大型燭光晚會,被視為香港容納異見的標誌。陳日君樞機、朱耀明牧師等,以往都高調為平反六四發聲。經歷公民組織瓦解潮,今年是支聯會解散後首個六四紀念日,亦是第一次沒有團體申請在維園辦悼念活動。

昔日每逢五月底,支聯會領袖們總是忙於籌辦活動,今年此時卻因被控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身陷囹圄,前副主席鄒幸彤只能在法庭犯人欄中高喊「毋忘六四」口號。座落於大學校園的六四地標,包括香港大學的國殤之柱、中文大學的民主女神像等,已一一被移除。

今年在六四前一週,318名基督教領袖和信徒實名聯署刊登紀念禱文,稱:「悼念這個不能忘記,不能磨滅的歷史記號。好讓渴求和平,公義與自由的初心與熱忱,不在危難和壓力下消散。」禱文寫道:「我們的眼涙並未流乾,我們的憂思仍未抹除。每當記起八九年的景象和面容,在那個傷心的六月天,夢斷京華,天涯路遠,我們豈能沉默閉口。我們哭泣,我們忐忑,但我們仍能堅持,期待著化苦難為祝福的黎明來臨。」

由陳日君樞機(右一)被捕,到蔓延教會的寒蟬效應,梵蒂岡的取態備受關注(资料图片)

大局意識主導教廷取態

教會是否敢於悼念六四,被評論者視為香港宗教自由狀況的風向標之一。《明報》報導,立法會議員、香港聖公會教省前秘書長管浩鳴近期表示,他不認為國安法為教會帶來壓力,若只為個別事件祈禱毋須太擔心,但「當中不是鼓吹什麼,不是要翻舊帳」。

不過事實上,國安法在香港實施接近兩年,它對教會的影響也漸漸浮現。投入天主教群體多年的信徒余小姐認為,普遍教會關心政治的意識並不強,本來也不太多神父會觸碰相關問題。可是在國安法下,教會內僅餘的敢言聲音都慢慢消減。她向德國之聲表示:「大家都默默地感受到,禱文少了社會議題,神父講道時更加忌諱。」

部分天主教團體以往積極關注公共政策,並走在前線組織行動。余小姐指,教區內的關社小組、勞工小組等轉趨不活躍,當中很多成員因社會局勢而移民他國。她舉例:「甚至有支援求職的小組都解散了,除了成員離開,也有恐懼的因素,因為不清楚禁區在哪而解散,即使工作不敏感,也為求安全至上。」她認為,香港政治環境急速轉變,教會作為其中一員不可能獨善其身,現在教會的社會參與,更加側重社會和慈惠服務,例如派物資、探訪弱勢,而非政策倡議。

由陳日君樞機被捕,到蔓延教會的寒蟬效應,梵蒂岡的取態備受關注,尤其中梵主教任命臨時協議將於今年9月到期。

浸會大學新聞系高級講師呂秉權分析,中國的大政策是要把宗教非政治化,令宗教的面向只維持在教理層面。他告訴德國之聲:「梵蒂岡想保持宗教政策的便利,就要慢慢向非政治化一途靠攏。而中國定下的遊戲規則--不干涉內政、不影響國家安全、不勾結外國勢力,這些眾多紅線,相信教廷都會計算和避開。」他認為即使中梵協議再續約都只是表面文章,真正主導中梵關係的是這種「大局意識」。

受訪的信徒都異口同聲表示,對宗教自由前景不感樂觀,他們可以做只是把握每一天活出信仰。余小姐說:「信仰給我們的不一定是平安,可能是困難重重。你背著十字架生活,跟你把它掛在胸口當裝飾是兩回事,如果你真的做前者,它本來就是個很沉重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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