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座评论：从行动主义到历史事实和历史记忆
2022-06-07T10:01:53.989Z
（德国之声中文网）1989年的六四事件实际上在五月份就形成相当规模。 当初，本人在德国勤工俭学，边念哲学学位，边当德国旅游团的领队，所以在那年，尽管没有亲身参与那场学生运动，但是，由于分别在五月份、六月份带了两个德国旅游团在中国旅行，在五月份带团的时候，已经在全国不少城市（不仅是北京）感受了到了全国成千上万的学生包括部分的企业和单位的职工对民主、改革的渴望。
六月三日，我带着第二个三十多人的旅游团再次来到了北京。记得那天下午我跟我的团里的游客说，“你们要了解中国，那就应该去看一下天安门广场。” 德国游客确实也兴致勃勃一起到了天安门广场，并在那里跟在广场的人们进行了交谈。那时是傍晚的六点左右。在那里，当初，不仅我们没有预料到半夜会发生血腥事件，即便学生们可能也不会觉得那个时刻会来得这么快。 我记得当时跟保护那些正在进行绝食抗议的学生的医院护士有一个对话。她心情激动地说，“这些学生都在为了国家的前途，在这里勇敢地参加抗议。只要那些学生在广场一天，我们就有责任保护他们一天”。 记得当初当我们旅游团的北京地方陪同就是一个旅游学院的讲师，跟我们讲了不少北京学生运动的事例。
我跟旅游团从六月三日至六月七日均在北京。后来事情的细节我想有的是各种史料记载，这里就不一一细数了。
相关图集：六四、天安门—不能忘却的记忆
民主女神：天安门晨曦下，抗议者用塑料泡沫和石膏材质在金属支架上树立起一座高约10米的民主女神像，女神所处位置正对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像。在6月4日清晨，士兵动用坦克和武装车辆推倒了这座塑像。
唱歌的女警：在中国政府六四镇压之前，局势已经趋于紧张，但市民们经常会向士兵和警察送东西。有时候，入城部队会与示威者一起高唱爱国歌曲。图中这位女警在天安门广场上引吭高歌，而几天之后，军队进驻，民主运动遭到武力镇压。
挣扎：1989年6月3日，六四镇压一天之前，人民大会堂附近，一位妇女被夹在了民主派示威者和军队中间。当天午夜，第38军向手无寸铁的民众开火，最终夺取了被示威者占领数周的天安门广场。
缴获的武器：镇压之前一天，数千名示威者围绕在一辆公共汽车周围，一张摆在车顶的桌子上摆放着缴获的武器。在政府宣布戒严之后，士兵和示威民众之间曾一度关系微妙。示威者有时向士兵送上礼物慰问，而部队也曾暂时退却。
为民主而抗争：6月3日深夜，一辆装甲运兵车刚刚冲破了示威者搭建的路障，便在人民大会党门前被示威者团团围住。与此同时，不远处的戒严部队士兵正在准备对示威者开火。
燃烧着的运兵车：6月3日晚间，示威者在天安门长安街上点火焚烧一辆装甲运兵车。这是摄影师威德内尔（Jeff Widener）当晚拍摄的最后一幅照片，此后不久他便被示威者掷出的砖头意外击中。虽然遭受剧烈脑震荡，但由于手中相机的外壳抵消了大部分冲击力，威德内尔逃过一劫，没有生命危险。
镇压：6月4日，学生领导的民主运动遭血腥镇压之后第一天，一辆装载着士兵的卡车在北京宾馆门前的长安街上巡逻。当天，一辆类似卡车上的士兵向北京宾馆大堂内站立的旅游者开枪。
“坦克人”：6月4日，一个拿着购物袋的孤身男子站在长安街的正中间，试图阻挡坦克编队的去路。二十五年之后，此人的最终命运依然不为人所知。这一场景成为了天安门民主运动最具象征意义的图像之一。
死去的英雄：6月5日，一群民众在长安街上展示一张据称摄于当地一处太平间的图片，画面上的死者据称都是38军士兵在抢占天安门广场过程中枪杀的示威者。死者身上巨大的创口显示士兵动用了达姆弹。大赦国际组织认为，至少300名平民被杀。
清扫：军队镇压民主运动后，两位妇女正在打扫广场，她们身后是一辆已经被烧毁的公共汽车。抗议运动中多辆汽车和军车被烧毁，一些士兵因此身亡或受伤。
保卫毛泽东：镇压之后几天，天安门城楼前始终有士兵和坦克守护。
兄弟并肩：1989年5月下旬，美联社摄影记者威德内尔（左）和华人摄影师刘香成在紫禁城前留影纪念。当时可能他们都没有想到，几天之后中国政府便动用武力镇压了天安门民主运动。诚者，天之道也
笔者通过这里一个小小追忆，就是想说明一点，即这样一个这么多人都经历过的事实，要抹去它是不可能的、也是徒劳的。 暂且不谈当今的政治因素，就从传统的角度来说，“诚”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一个基本价值，它融汇于政治、经济、文化、道德、艺术和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礼记》中说，“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坦诚对待已经发生过的事，“曾经是什么就承认它的存在”。 早在战国·吕不韦等《吕氏春秋·自知》里，就有“掩耳盗铃”的故事。这就是所谓的徒劳的、“不诚”的表现。 而只有诚，才能产生信。 这些道理，早在古人那里已经说的很明白的了。
讲到这里，就须辨别几个基本概念。首先，历史事实跟历史记忆不同。历史事实和历史记忆不一定完全吻合，而在不少场合下甚至完全不吻合。如果说，历史事实是原始的，那么历史记忆就是人造的了。 当然，即便所谓的历史事实特别是古老的历史事实，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谁记载的。因为记载历史的人（中国古代称为史官），本身也带代表一定的利益的。但是，类似于六四之类的事件，由于人的本身的记忆以及现代存储技术的发达，要抹去它，就显得不仅是幼稚，而且是愚蠢的了。
当然，我们应该承认，任何社会都有自己多少是重新被塑造的集体历史记忆，而这种记忆既然是被重新塑造的，跟历史事实是有联系，但它也具有一定的选择性。 相对来说，一个开放型的民主社会必定比一个封闭型的威权社会对以前发生过的事件来的更容忍，或者说心态更平衡，换言之，历史记忆的选择性更少一点。笔者所说的“容忍”和“心态平衡”是指两个方面。首先是承认此事的存在。在承认此事的存在过的情况下，当然，还存在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如何从现代社会的角度去处理。爷爷辈的、祖祖爷辈的做过的事，如果他们做错了，后人必须有所承当。对不同的政体的国家来说，做到第一点已经不容易，而要做到第二点，则更不容易。
以德国为例。 德国也曾在一百多年前在非洲实行殖民统治。那时，血淋淋的屠杀事件并不少。德国当初在纳米比亚对赫雷罗和纳马族群的暴行，从今天的角度来看就是种族灭绝。 历史学家估计，人数分别为8万和2万的赫雷罗人和那马人中，分别有6.5万人和至少1万人被杀戮。而当初那些实施屠杀行动的德国殖民者肯定坚信自己并没有在干坏事。
仅德国这样一个对人权的认识已够现代的国家，从承认大屠杀到不久前决定对纳米比亚过去犯下的罪行做一定程度的补偿，也是经历了一个相当艰难的过程。 那么，以此推理，对一个威权国家来说，一个从承认历史事实、到对此历史事实做出恰当的结论和补偿的过程会显得更长、更艰巨，是可以预料的。 从这点来看，当今的“天安门母亲们“在做的事，在中国国内就属于先锋式的行为了，至于那些为了让人们保持这些记忆，努力在建六四纪念馆的人，更是值得倾佩。
相关图集：香港和台湾曾经这样紀念六四
一周年纪念：1990年6月4日，香港民众首次走上街头，纪念天安门大屠杀一周年。这一年起，香港支联会每年组织大规模悼念活动。由于1989年民主运动在中国大陆是禁忌话题，香港逐渐成为各类与六四有关的追思活动的中心。
维园烛光：自1990年以来，每年6月4日晚，香港维多利亚公园都举行烛光晚会，悼念六四死难者，表达自由民主诉求。参加人数少则数万人，多则十多万人（据组织方支联会数字，一般高于警方公布数字），为全球规模最大的六四纪念活动。（2015年资料图片）
天安门的故人：2013年，台北民众举行烛光晚会，纪念六四，声援狱中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刘晓波是89民运代表人物之一、与周舵、高新、侯德健一同被成为“天安门四君子"。
遥望台北：2019年，六四30周年之际，台北举办了专题纪念活动。此前还在台北中正纪念堂前放置了由台湾艺术家雪克（Shake）搭建的充气“坦克人”艺术装置，亲历六四的王丹、周锋锁等民运人士到场参与。
两岸三地成唯一：台湾的六四纪念活动，规模和历史远远不及香港，但近年来开始得到更多关注。2020年，尽管受到疫情影响，仍有三千多人参加了在台北的烛光悼念晚会。由于这一年香港和澳门都以防疫为由禁止六四集会，台湾成为两岸三地唯一可以纪念六四的地方。
六四纪念馆：香港六四纪念馆2012年起临时设址九龙，先后迁至城市大学和尖沙咀，在物色新馆址过程中屡遭挫折，被迫多次关闭。2018年支联会在旺角购买房产作为新址，2019年4月重新开馆。2021年4月休馆翻新后，5月底重新开放，但数日后被当局以“证照不全”为由再度关闭。
国殇之柱：2019年六四30周年之际，香港大学生清洗丹麦艺术家高智活（Jens Galschiøt）的作品“国殇之柱”。它曾在香港各间大学巡回展出，现矗立在香港大学黄克竞楼平台。传统上，支联会每年都会派人在六四前夕洗刷该雕塑。
疫情下的追思：新冠疫情下的2020年，因有防疫限聚令，当局31年来首次未批准维园六四集会。但仍有数万港人来到维多利亚公园燃烛默哀。
再度遭禁：2021年，香港当局再度禁止六四纪念晚会。一年前香港国安法生效后，香港社会的言论、集会自由空间受到进一步挤压。同时，澳门的民间六四纪念活动也连续第二年遭禁。承认历史事实是第一步
历史记忆往往带有象征性。 不管在伦敦、里斯本还是其他那些曾经是欧洲殖民主义者的根据地的大都市， 我们至今还能见到不少建筑、纪念碑、街名或者其他的象征物，不时会有意无意地提醒大家，当初的殖民时代的“荣耀”而在今天看来也许就是罪行。也就是说，对历史上发生过的事，人们的看法也随着社会的文明、人类理性的进步而在不断改变。尽管历史上那些树碑立传的人用意从当代人权的角度看是恶性的、应该被唾弃的，但那些“碑“和”传“本身也是一种历史事实。说明人类的社会人权意识也是在逐步进步中，而不是一蹴而就的。既然这是历史事实，我们就要承认它的存在。 当然，仅仅承认历史事实的存在还远远不够，应该让人们对此事的来龙去脉有个了解，并从现代道德角度作适当的定论。
讲到这里，我想说明一点的是，即便在民主社会，有时不免因为某些符合人类理性的情感，而产生过度的行为。记得去年在美国的“Black Lives Matter”运动，整个运动本身确实是美国当代反对种族主义的运动的一个很好的起头，在这过程中，愤怒的示威者们，拆除了南北战争时期南方邦联首都弗吉尼亚州里士满市（Richmond）的南方联军总司令李(Robert E. Lee)将军雕像。 笔者以为，雕像本身就是历史事实的一部分。与其拆走这个雕像，不如在这附近建一个新的雕像，以证明人类在反种族意识的增强，并且告知人们，当今的社会应有的、种族平等理念的重要。而美国的种族主义行为是否因为拆走了这个雕像而变得更少，笔者也是带有怀疑的。总之，除了一些极端的符号和象征物，留住那些人类“罪恶的时期”留下的遗迹本身，也是尊重历史事实的一种表现。
说到这里就使人们想起前几天中国国内网红李佳琦直播“坦克蛋糕”被中断的事件。真没想到，中共官方本身早已把“坦克“作为天安门事件的一个象征部分了。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直播的李佳琦当时并没有这个历史记忆，倒是执政的人用反面的手段帮助他塑造了历史记忆。
六四纪念日过去了，但是重建历史记忆的必要性并没有过时。 而重建历史记忆是每个人尤其是每个学者应该做的事。中国的官方在努力地塑造其官方喜欢看到的历史记忆，而欣慰的是，不少经历六四的人依然也在努力塑造与官方不同的历史记忆。从长远的角度看，一个承认历史事实的记忆，才更具有持久性，最后必定能成为主导性的记忆。
本文作者张俊华为徳籍华人政治学者，在德国生活三十余年。他曾就读于德国法兰克福大学，并获得哲学博士学位。此后曾执教于柏林自由大学等高校。现为法国Ecole Universitaire de Management客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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