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下旬的一个晚上，Elizabeth Liu在饭桌上开始抽泣。她刚做完每天的核酸检测回来，这是她和家人唯一可以离开他们位于10楼的上海公寓的时间。

当时Liu意识到，在中国“动态清零”政策下的生活在精神上已难以承受。也是在这个时候，她和她的新加坡籍丈夫同意在年底前离开这个他们相遇的城市。上海也是他们的四个年龄在2至12岁之间的子女唯一熟悉的家乡。

这位39岁的得克萨斯州人说，这种焦虑和压力感一直在堆积。她2005年移居中国，又在两年后搬到了上海。她说，到现在这种境地，我想的只是我要上飞机，我不在乎谁跟我一起走。

6月22日，Elizabeth Liu和她的四个孩子在上海的一个公园里。她说，中国“动态清零”政策给她带来了巨大的焦虑和压力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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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的封控措施各异，人们的感受也各不相同。尽管全球一半以上的人都经历过某种形式的新冠限制措施，然而上海的封控格外与众不同。

这座中国金融之都对全球供应链的重要性，以及在这座拥有2,500万人口的城市实施全球最严格封控所面临的挑战，都是独一无二的。

不过，上海也突出显示了中国疫情防控政策出现问题时人们付出的代价。在政府宣布对上海启动试验性的两阶段封控的三个月后，《华尔街日报》刊出四位居民对这一痛苦经历的非常个人化的讲述。他们感到的无助、孤独和绝望；让人联想到过去中国的、与日俱增的对食物和安全等基本需求的焦虑；一系列的心理健康问题；对逃离上海的强烈渴望；以及如果疫情重燃，实施新的封控的可能性。

尽管中国互联网上的内容往往会受到严格审查，但仍有视频显示，长时间的疫情封控在上海引发的绝望和愤怒逐渐蔓延，官员一边试图解决食物短缺等问题，一边加大力度执行该国严格的防疫政策。而居民们各种罕见的不服从行为促使政府指责“境外势力破坏上海防疫”。封面图片制作：Emily Siu WSJ S Chinese

在那之前，上海幸免于中国“动态清零”政策所带来的最严重影响。由于该市限制大规模的人员聚集，Liu常去的教堂已经关闭了两年，而旅行限制则意味着他们一直没有回家探亲。不过，上海当时避免了全面的封控。上海官员坚持认为不需要全面封控，他们依靠的是更加局部的、更有针对性的防控措施。

然而，随着疫情的蔓延，封控的小区也越来越多。

从3月21日起，Liu所在的小区也被封控了六天，但有关部门没有给出理由，小区也没有发现任何病例。没有任何警告，居民们来不及储备食物和其他必需品。

4月7日，在上海漫长的新冠疫情封锁期间，一条无车的高速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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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7日（周日），上海政府部门突然宣布，从第二天早上开始进行两阶段的封控。黄浦江以东的所有居民被要求从次日早上开始居家四天；浦西居民将在四天后开始实施封控。

这一次Liu有时间准备居家物资。当地超市的生鲜食品已被抢购一空，许多其他物资也很快就卖光了。不过她还是囤积了面粉和大米、罐头和干货、猫砂和尿布。

Liu说：“我当时心想，我囤的面条挺多了。但其实这些并不够吃。”她说，“你只能提早预备自己能想到的。但实际情况却超出想象。"

在Liu所在区域被封控前夕，她家里只剩下几块生姜、几头大蒜和几根有些腐烂的黄瓜。

到了4月4日这一天，上海宣布延长封控期。原本封控时间只有几天，结果变成了数周。

有关部门将儿童与父母分开隔离的消息在上海全市引发争议。

Liu和丈夫当时商量了如果家中有人检测呈阳性，他们该怎么应对。

“我那会在筹划与警察抗争，”她微笑着说。“我不是抗议者，也不是那种善于反击的人。但真的在某个时候会让你有点疯狂。”

她跟丈夫说，他们必须在年底前离开。

她一直说，秋天人们容易生病，要是有人感染了，就会有更多的封控，要离开就更难了。

Liu女士现在正和朋友们告别，卖掉不想要的家具。

她说，大家问我高兴吗？其实并没有，我很难过，为这座城市难过。她说，这是我的城市，我爱这座城市。

6月22日，徐子雯站在上海住所的厨房里。就在那里，她和邻居们一起敲锅，要求政府在封锁期间发物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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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3日：徐子雯炒青菜的时候，听到几个邻居开始敲锅。之前，附近小区的居民有过这样的行动，目的是要求政府发物资。

她说，她把青菜倒出来，赶紧把锅洗了洗，也敲了起来。

十几个邻居很快也开始敲锅，直到有人报警。第二天，一包物资送到了。

一时之间，徐子雯觉得自己和邻居有了一种联系，自打四年前从福建搬来后，她几乎没怎么和邻居说过话。

她说：我意识到不只我一个人有情绪，我有一个人有脾气，我一个人在不高兴，我一个人在不服。

一段时间以来，她一直觉得上海人情绪不外露。不过这种含蓄内敛基本上很合她的性情。

4月，一名工作人员在上海正在给居民做核酸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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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的生活很适合她。这位37岁的财务经理没有了在老家那种要结婚生子的压力。在上海，人们给了她更多的空间。

她在上海居住的地方遍布着咖啡馆、米其林星级餐厅和文化景点。她经常逛博物馆，交朋友，还在这里认识了她的男朋友。

她说，对于像她这样未婚未育的女性，上海是更友好的城市。

这种比较自由的状态很快变成与世隔绝的感觉，缺乏政府信息及对食物的担忧让人焦虑。她首次加入了一个邻居微信群，以了解情况。

她只有一个奶锅，平时经常外出就餐或者点外卖。现在她不能离开家，而上海的外卖服务不堪重负。她每天花几个小时在手机上点击餐饮应用程序，但都是徒劳。

4月1日，一个政府食品包到了：两根胡萝卜、两根白萝卜、七八颗青菜、几个土豆和大约一斤猪肉。在与邻居的一次团购中，她花了人民币25元买了一颗卷心菜，约合3.75美元，是正常价格的10倍。

封控持续到了5月份。徐子雯要求居委会将新冠阳性的邻居送到隔离中心，因为新增一个病例就意味着还要封控14天。但当她听说规则调整了之后，就放弃了这个要求：现在，出现一例阳性将使得整个楼栋被隔离。

她说，还不如大家都阳了，那样才会结束。

6月22日，Yvette Yuan坐在她所在的上海住所的院子门口。在封锁期间，她就在那里等待她组织的外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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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3日：Yvette Yuan的邻居核酸检测结果呈阳性，这让20岁的Yuan感到绝望。

午夜时分，就在邻居的核酸检测结果呈阳性后不久，她溜出了与四个室友合租的公寓。

她说，我受不了就这么被关着。

她在小区里逛了近一个小时，呼吸着夜里的空气，让自己的心情平静下来。小区前门的门卫睡着了。她走到小区外面，跑了一小段路，然后迅速返回。

她说，可能发生的最坏情况就是被送回小区。她表示，还是很担心会被人抓到。

不过，这种短暂的自由让她觉得自己还活着。

她说，她意识到，在过去两个月里，她之所以没有发生重大的情绪崩溃，是因为她让自己忙个不停。

在上海封控初期，她每天忙着组织团购，为小区里的居民搞吃的。解封后，随着快递逐渐恢复正常，她没那么忙碌了，但精神状况却在不断恶化。

她说，任何计划外的小事都可能引发她的焦虑。

从伦敦的大学毕业后，一时没有找到工作的Yuan回到了中国，为了实习，今年2月份她从北京搬到了上海，但后来实习计划泡汤了。在封控期间，由于她所住的小区物资短缺，她自愿组织团购，并将团购的食物分给居民。

她说，要是干等着政府发物资，我们早就饿死了。

6月22日，Yuan在一个包裹取件点。在拍照过程中，她坚持戴口罩，因为她觉得口罩已经成为她脸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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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uan的第一份订单是猪肉。她在微信上花了13个小时来接受订单和回答邻居的问题，并把一切记录在电子表格上。六天后，猪肉到了。

然后，4月14日，一名邻居攻击了Yuan。当她和室友们一起去做每日核酸检测时，一名男子试图挤进电梯。当时电梯每次只允许一家人进入。一番争吵后，那名男子退了出去。

但当Yuan排队等待检测时，该男子走过来掐住她的喉咙，把她拖倒在地上。邻居们随后把这名男子拉开。回到住所后，Yuan开始无法控制地嚎啕大哭。

“我感到非常孤独和无助，” 她说。

Yuan让自己重新投入到团购活动中，这让她暂时忘记了这一事件。然而，问题仍然在发酵。Yuan所有的抗抑郁药都用完了，缓解焦虑的药物也所剩无几。药物耗尽的前景加剧了她的睡眠障碍。

自离京入沪以来，她一直没有见过心理医生。她需要就医才能获得更多药物，但许多医院和诊所只接收新冠患者，还有的医院在出现病例后停诊。获得离开小区的许可也变得更加困难。

5月19日，Yuan获得了外出到上海精神卫生中心(Shanghai Mental Health Center)就医的许可，这是她近七周来第二次离开小区。她穿着居委会要求的全套防护装备，骑行了4英里去这家诊所。骑得累了，她只得步行回家，在经过的每一块绿地上都流连了一下。

“我迫不及待地想出去，”Yuan说。“我想从住的地方一直走到外滩。就是享受散步，没有别的。”外滩位于上海市中心，是该城市地标之一。

6月22日，没有透露全名的Yin走过他住所附近的一个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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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日：Yin的朋友在解封后，出去买了一个冰柜，以防再一次遇到封控。

他说，只要大家需要每隔几天进行一次检测，封控就不会结束。虽然大多数国家现在将疫苗接种作为控制疫情的核心手段，但中国坚持其在武汉疫情暴发早期的策略：快速、全面的封控，并隔离所有感染者。

不愿透露全名的Yin曾近距离目睹这种情况。两年前从武汉搬回上海后，他告诉父母要确保他们有足够两个月的食物：50个鱼和肉罐头，130磅（约59千克）大米。

所以当Yin居住的小区在3月17日被封控时，他觉得有备无患。他觉得自己很幸运，因为他住的地方规定很宽松，他可以每天在小区里散步。

43岁的Yin称，封控对他的心理没有造成太大的影响。

4月，防疫人员在上海的一栋住宅楼里巡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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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他的许多朋友在食物耗尽时感到恐慌。脾气变得暴躁。居民和防疫人员每天因为新冠核酸检测发生争吵，甚至发生肢体冲突。

他说，人们经常是处于战斗状态，跟乌克兰一样，只是我们没有枪。

无人机整天在头顶上飞来飞去，大声广播让人们居家的口号。这些无人机会在空中一动不动地悬停十几分钟，确保居民意识到它们存在。

4月22日，Yin住的楼墙上贴出了通知，称将在小区门口设置路障。当周类似的路障在上海各处出现。

第二天早上6点左右，Yin就醒了。

“我准备好战斗了。我在考虑是否应该去踢掉那些栅栏，”他说。

只是那里一个人也没有。后来，他听说附近一个小区的居民怒骂被派来安装栅栏的工人，随后安装工作停止了。

他怒火中烧。“你感觉到了一种不公正，但你真的不知道该朝谁发火，”他说。

“不过，如果有更多的人拒绝遵守并挑战这些规则，那么那些当权者将难以执行这项政策，”他说。

在上海正式解封后的几天里、甚至几周里，不断有小区因发现新的病例而重新被管控起来，所涉及的行政区覆盖了上海一半以上的人口。

他小区里的微信团购群重新活跃起来。他说，又到了囤食物的时候了吗？一种绝望感在蔓延，越来越多的人怀疑封控是否没完没了。

现在，他渴望离开上海，甚至离开中国。

“你的脖子上仍拴着一条绳子，”他说。“只不过现在这条绳子放长了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