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米亚鞑靼穆斯林如何帮助重塑乌克兰身份？ | 新闻幕后 | 半岛电视台
克里米亚鞑靼人在乌克兰今天的战斗中很少被提及，尽管他们遭受俄罗斯占领的痛苦早于最近这场战争。关于这个话题，剑桥大学乌克兰研究副教授、《他人之血：斯大林在克里米亚的暴行与团结的诗学》一书的作者罗里·菲宁在美国《大西洋》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讲述了克里米亚鞑靼人的历史和他们在俄罗斯占领下的痛苦，以及他们现在如何与乌克兰人团结一致，共同对抗共同的敌人俄罗斯。
2020年5月，乌克兰作家塞尔希奥·扎丹站在距离俄罗斯边境约64公里的马里乌波尔市的一个基地内，一群乌克兰海军陆战队员正在激烈战斗；士兵们在顿巴斯地区不屈不挠地对峙亲俄战士已有六年之久，扎丹来找他们，用一些诗句来鼓舞士气。
扎丹看了一眼右手上的平板电脑，然后信心十足地背诵了他的乌克兰诗歌选集，仿佛他已经认识他的听众很久了。那天，他背诵的最后一首诗语气简短，仿佛是电报，他在诗中说：
我们如何建造家园？
当你站在冬日的天空下
幸福转身离去；
你意识到你的生活需要不惧怕死亡。
扎丹的诗歌反映了今天整个乌克兰面临的深刻的生存威胁，在他的听众耳边唤起他们对俄罗斯可怕占领的记忆。扎丹的诗歌引起了广泛的共鸣，其灵感来自特定的乌克兰公民群体，正如他向马里乌波尔士兵解释的那样，“我们如何建造家园”这首诗讲述的是克里米亚鞑靼人。他们是黑海克里米亚的原住民，属于东起中国新疆、西至土耳其和巴尔干半岛*的突厥人种。扎丹曾指出，“我们与克里米亚鞑靼人的道路既窄又长，因为他们是我们家乡的兄弟。”
克里米亚鞑靼人：痛苦和疏离的旅程
了解今天的克里米亚鞑靼人是了解当代乌克兰及其充满活力的公民身份的关键，也许他们是当今捍卫民主的最强大力量。几十年来，这些坚定的逊尼派穆斯林帮助塑造了乌克兰的自我意识，并围绕乌克兰作为一个多民族、多种族、多语言国家的长期概念进行了有效的对话，也就是说，乌克兰是一个境内拥有多个民族故乡的家园。
克里米亚鞑靼人的现代历史是流离失所、流放和抵抗链条中的一环。在苏联时代初期，克里米亚鞑靼人成为当时新承认的“克里米亚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的原住民。如今，这些故事似乎正在走向衰落。当时的苏联政策与克里米亚鞑靼人的身份相协调，鼓励建立学校，并资助鞑靼剧院和出版社，巩固“克里米亚是鞑靼人的”观点。苏联作家“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强调，“（克里米亚的）书面语是阿拉伯语，其内涵是鞑靼语。”但随着二战期间纳粹占领克里米亚，莫斯科支持克里米亚鞑靼人的黄金时代已经结束。
每年五月，我们都会回忆起希特勒军队离开克里米亚后斯大林的所作所为。1944年5月，三天之内，斯大林将克里米亚鞑靼人全部驱逐出家园，当时约有20万人被驱逐。根据克里米亚鞑靼人的语言，此次驱逐被称为“Sürgünlik”（土突厥语和鞑靼语的“流放”）。他们的财产被残酷地剥夺，一些人丧生，数千名被驱逐者在旅途中因不人道的条件而死亡。他们缺乏水和食物，并受到斯大林“内务人民委员部”部队的残酷对待。在中亚和苏联遥远的西伯利亚的“专属定居点”中，数千人死于饥饿、滞留户外和疾病，而他们在那里呆了近半个世纪。
斯大林对克里米亚鞑靼人提出了莫须有的指控，称他们与纳粹占领者进行集体合作。与克里米亚的所有种族一样，包括俄罗斯人、乌克兰人，甚至是卡拉伊姆人*或犹太教卡拉派，一些克里米亚鞑靼人在战争期间确实与纳粹军队有过合作，但绝大多数人参加了红军，其中数千人获得了奖章来自苏联国家，六名鞑靼士兵成为苏联英雄。斯大林驱逐克里米亚鞑靼人不是因为他们犯了罪，而是因为他认为他们可能犯了罪。在可疑的想象中，斯大林支持这样一种观点，即在即将与土耳其争夺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控制权的情况下，克里米亚鞑靼人是讲突厥语的穆斯林第五纵队，他迟早要击溃他们。
尽管克里米亚鞑靼人遭遇了这些，但他们并没有被摧毁，被驱逐出境的幸存者对他们流离失所的令人震惊的回应形成了一场被认为是苏联历史上规模最大、最有组织和最可持续的反对运动。他们重返克里米亚的斗争是本着和平反抗国家不公和压迫的原则，在整个苏联的反对派组织结构和道德取向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正如苏联时期的乌克兰数学家和持不同政见者列昂尼德·布卢什经常说的那样，克里米亚鞑靼人总是能够“理解超出苏联普通知识分子头脑的东西”。
克里米亚鞑靼人对抗莫斯科的历史
克里米亚鞑靼人拥有坚定的乌克兰盟友，尤其是在文化环境中。1960年代和1970年代，克里米亚的统治权从苏俄移交给苏维埃乌克兰后，米科拉·鲁登科、伊万·索科尔斯基等反对派诗人秘密散发了他们对克里米亚鞑靼人表示声援和同情的诗歌，并呼吁读者采取行动支持他们的事业。索科尔斯基对他的读者呼吁道：“克里米亚鞑靼人在流放中受苦，所以让世界知道这个永无止境的罪行吧！”其他乌克兰作家，如罗曼·伊万丘克，成功地欺骗了审查人员，并出版了一部从克里米亚鞑靼人的角度讲述乌克兰历史的小说，并在其中驳斥了任何关于克里米亚“自古以来就是俄罗斯土地”的观点。正如一位同时代人指出的那样，这样的著作在苏联乌克兰人的社会中相当于一次“爆炸”。
经过数十年的努力和牺牲，克里米亚鞑靼人在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统治时代先驱者的带领下，夺回了他们返回祖传土地的权利。而几年后，当苏联在1991年解体时，乌克兰人和克里米亚鞑靼人之间由鲁登科、索科尔斯基和伊万丘克以及他们周围的人支持的团结一致，促使了一个新的政治家园的建成，克里米亚鞑靼人成为新生的独立的乌克兰国家的热心支持者。他们经常被描述为“克里米亚最伟大的乌克兰人”，这并不夸张。克里米亚鞑靼诗人萨马德·舒凯里在1993年高呼：“乌克兰，我的兄弟和我的氏族，我准备为你们的自由而死。”
然后，在2014年俄罗斯对克里米亚发动闪电战之后，一切都发生了变化。几乎在一夜之间，克里米亚鞑靼公民中的社会活动家被现在拥有实权的俄罗斯人逮捕、拘留和驱逐。由于被拘留的人众多，以及严重攻击公民自由和人权的性质，克里米亚著名的民间社会组织之一被迫编写了一本名为“镇压百科全书”的多卷书籍。
1944年，所有纪念被斯大林驱逐出境的活动都遭到禁止，成千上万的克里米亚鞑靼人逃离家园前往乌克兰领土。至于穆斯塔法·杰米列夫，这位克里米亚鞑靼人的杰出领袖，1970年代在苏联古拉格集中营中绝食303天的他被禁止踏足克里米亚半岛。此外还有其他人，例如活动家和政治家埃尔米·乌马罗夫，他在2016年5月告诉俄罗斯联邦安全局，“我不认为克里米亚是俄罗斯联邦的一部分”，并被判处在精神病院接受强制治疗。与俄罗斯暴力的大胆对抗导致电影导演和前政治犯奥列格·先佐夫将克里米亚鞑靼人描述为普京控制克里米亚的“最大威胁”。
随着对克里米亚的吞并和对顿巴斯的征服，乌克兰人和克里米亚鞑靼人在2014年后再次转向彼此，因为他们迫切需要安全。大多数乌克兰人呼吁修改乌克兰宪法，承认克里米亚鞑靼人的“民族区域自治”，从而将克里米亚的主权交给克里米亚鞑靼人。与此同时，克里米亚鞑靼人组建了志愿军营，以支持基辅对抗俄罗斯对顿巴斯的侵略。
作为乌克兰人的鞑靼人
在文学和艺术方面，乌克兰人和克里米亚鞑靼人的创作者将他们的家园作为土壤和避难所进行了思考。正如作家卡特琳娜·米申科所说：“在乌克兰的集体意识中，克里米亚是战争爆发的冲击和创伤，是失去的家园。”对于诗人玛丽安娜·萨夫卡来说，乌克兰人和克里米亚鞑靼人之间的团结纽带可以治愈这个伤口，“兄弟，虽然我们不同，但我们的命运之线交织在一起的/就像线缝合流血的伤口。”
导演纳里曼·阿利耶夫的第一部作品《回家》（Homeward）就是乌克兰作为家园的作品中的一个例子。这部电影在戛纳电影节上获得了“一种注目”奖，讲述了克里米亚鞑靼人穆斯塔法穿越乌克兰回到克里米亚以埋葬儿子纳齐姆被找回的尸体的故事。几年前，纳齐姆离开克里米亚前往乌克兰领土，他对乌克兰家园的责任感使他在顿巴斯与亲俄战士的战争中战斗并牺牲。穆斯塔法的小儿子阿利姆陪着他的父亲踏上了此次旅程。和他的兄弟一样，阿利姆在乌克兰找到了他在克里米亚没有找到的家。
在某个时候，阿利姆告诉他的父亲，他不想回到克里米亚并在俄罗斯占领下生活，因为他在基辅看到了自己的未来，在那里他可以在新闻学院学习。然而，穆斯塔法要求他的儿子放弃他的计划。“你在那里（基辅）一无所有。你没有看到我们为了返回克里米亚而经历的一切吗？”阿利姆吼道，“谁对克里米亚发生的罪行有丝毫关注？！那里没有生活，也永远不会有生活！”这场父与子的辩论深刻而透彻，它展示了两个世代对祖国和遗产的不同看法，穆斯塔法的故乡是克里米亚，而阿利姆和纳齐姆的故乡是属于乌克兰的“克里米亚”。
因此，当代乌克兰文化的核心是探索乌克兰人和克里米亚鞑靼人并肩“生活在一个国家”意味着什么，在这个时代，家不再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即使简单地看一下乌克兰人和克里米亚鞑靼人之间日益增长的文化影响，一幅令人吃惊的画面也展现了欧洲自由主义和全球伊斯兰教的潜在教训。这是一幅描绘克里米亚逊尼派穆斯林人口的画作，帮助塑造了一个被德国历史学家卡尔·施勒格尔称为“欧洲缩影”的国家的民族的身份认同。乌克兰可能在短期内失去了对克里米亚的控制权，但多亏了克里米亚鞑靼人，克里米亚并没有失去在乌克兰的地位。
当扎丹于2020年5月离开马里乌波尔市时，身后的士兵们感到了一股力量，正如他的诗“我们如何建造家园”对防守战术的建议，他的听众被敦促“以牙还牙”来对抗侵略者：
用芦苇草筑墙，
为狼挖沟渠和战壕，
日复一日地培育与邻居共存的灵魂，
当你们梦呓时，你们的家就是别人理解你们的地方。
今天，乌克兰人和克里米亚鞑靼人在捍卫自己的国家免受俄罗斯军队大规模残酷入侵的同时，也在捍卫他们共同生活在一个家园的权利，他们互相谈论他们对自由乌克兰、对祖国故乡的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