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克逊霍尔年会疫情后首次线下，全球央行官员评估经济风险

2022年8月29日11:20 CST 更新

在疫情导致线下年会中断三年后，世界各国央行行长带着对通胀的焦虑重返大蒂顿国家公园(Grand Teton National Park)。目前，通胀率处于1982年堪萨斯城联储银行开始在大蒂顿国家公园举办年度夏季研讨会以来的最高水平。

决策者和经济学家暗示，他们对于可能很快面临的取舍越来越不安，特别是如果过去30年来帮助各央行降低通胀并使其保持低位的因素正在瓦解的话。

欧洲央行执行理事会六名成员之一的施纳贝尔(Isabel Schnabel)在上周六下午闭幕的年会的一个小组会议上表示：“各国央行需要证明维持物价稳定的决心有多大，这是40年来的首次。”

施纳贝尔称，央行行长们需要宁可冒着经济增长放缓和失业率上升的风险，也要避免日后通胀上升，因为一旦发生那种情况，将需要采取更激进的行动。她说：“如果一个国家的央行低估了通胀的持续性——就像我们大多数人过去一年半所做的那样——而且因此迟迟不能调整政策，那么代价可能高昂。”

欧洲央行的施纳贝尔表示：“各国央行需要证明维持物价稳定的决心有多大，这是40年来的首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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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为期两天的年会上，她的讲话与美联储主席鲍威尔(Jerome Powell)的言论首尾呼应；上周五上午，鲍威尔承诺，为抗击通胀将不惜以就业率下降为代价，该言论导致美股跳水，道琼斯指数跌逾1,000点。

鲍威尔表示：“我们将继续遏制通胀，直到我们确信任务达成。”

决策者和经济学家争论为什么他们没能预测到价格如此大幅上涨。一些人表示，他们的模型没有考虑到经济供给侧受到的冲击。

国际清算银行(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总经理卡斯滕斯(Agustin Carstens)表示：“开启和关闭供应不同于开启和关闭需求。”他说：“事后回看，之前期望能够轻松重新点燃增长引擎、迅速恢复速度并再次顺利前行，这样的想法或许太天真了。我们现在更加清楚怎么回事了。”国际清算银行相当于是各国央行的央行。

卡斯滕斯指出，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各国央行享受到了全球化、相对稳定的地缘政治秩序、有利的人口形势和技术进步带来的种种益处。鉴于此，近几十年来，决策者已经习惯了拥有更充裕的人工、大宗商品和计算机芯片等中间产品的供应局面。

新西兰央行行长奥尔(Adrian Orr)在会议间隙接受采访时表示，进口商品价格的下降和技术进步降低了成本，从而“掩盖了许多国内通胀压力，一旦这种情况不再，你猜会怎样呢？我们就迎来了通胀”。

在新冠疫情发生前，决策者能够通过降息或购买债券来刺激经济增长；购买债券实际上就是大印钞票。施纳贝尔说，那时候，由于经济所受冲击的差异较小，成功的货币政策是得益于“好运气”。她表示：“全球化起到了一个巨大的冲击缓冲器的作用。”

新西兰央行行长奥尔说，全球经济不能一味依赖一波又一波的新劳动力进入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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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如果经济面临失衡，商品和劳动力供应的充足程度下降，央行官员则可能会在是支持经济增长还是控制通胀的问题上面临更艰难的选择。

“我们不能一味依赖国际上一波又一波的新劳动力进入市场，”奥尔说。“我们无法像印钞票一样‘印人 ’。”

现在央行面临的一个危险是，通胀可能会居高不下且持续很久，导致消费者和企业预计价格将保持高位，令这些通胀预期得到自我应验。

鲍威尔在上周五广受期待的讲话中强调了美联储防止这种情况发生的承诺。他解释了当通胀低于某一水平时消费者会如何停止关注通胀，这就是学术界所说的“理性忽视(rational inattention)”。

从理论上说，令人担心的情况是，一旦价格大幅上涨，即使是由于预计可能会自行逆转的原因，消费者也会开始关注通胀。而这可能会导致通胀预期上升，失去几十年来由低而稳定的通胀建立的所谓的“通胀预期锚”。

明尼阿波利斯联邦储备银行行长卡什卡利与亚特兰大联邦储备银行行长博斯蒂克以及美联储理事杰斐逊出席杰克逊霍尔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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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简称IMF)第一副总裁戈皮纳特(Gita Gopinath)上周五在一次演讲中说，当前的危机促使人们反思就在最近一波通胀激增之前出台的央行政策框架。

当时官员们的目标是努力防止上一个十年里占据主导地位的低增长、低通胀环境重演，并且在2020年，美联储表示不一定会为了遏制通胀上升而预先采取加息举措，从而刺激就业市场更快复苏。

戈皮纳特称：“与过去12至24个月前我们的一些想法相比，维持经济运行热度的想法实际上蕴含着更大的通胀隐患。”

但有官员反驳了这些结论。明尼阿波利斯联储主席卡什卡利(Neel Kashkari)说，最近的高通胀是各种冲击叠加的结果，从来也不是这些新政策框架的本意。他在观众席上说：“我们当时讨论的是让经济热起来，而不是这种熊熊大火。”

美联储之外，经济学家对美联储应该在多大程度上继续提升利率的分歧越来越大。一个阵营表示，美联储官员仍然低估了利率需要达到的高度，并认为这些官员应针对利率可能攀升至4%或5%以上让金融市场有所准备。

另一个阵营警告说，事后看来去年在收回刺激措施之前观望的时间过长，对此感到不安的美联储现在将通过过度收紧政策来补偿。

印度央行前行长拉詹(Raghuram Rajan)称：“我们对目前的形势并非全然了解，因此无论在哪个方向上采取非常鲜明的立场，我都会非常不自在。”

美联储和其他一些央行面临的一大问题是，如果随着供应链修复、二手车和进口商品价格下降，通胀继续减速，但通胀率到了3%左右就下不去了，该怎么办？3%的通胀率远高于美联储的目标水平。

在奥巴马(Barack Obama)任内当过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的Jason Furman在上周五的一次演讲中表示，美联储将不得不权衡，就业损失、增长放缓等成本是否超过收益。

“让通胀率从3%降至2%的代价是否会显得高得惊人？”他问道。“让通胀率从3%降到2%的益处是否会看起来很少，甚至可能是负值？”

新冠疫情暴发前的多年间，诸多央行的心头之患是苦于利率已经降至零而无法刺激增长。如今的问题虽然大不相同，但央行官员们的处境比那时要好，因为他们现在不必担心未经检验的新工具的设计。

“我们知道如果加息力度足够大，最终结局会是什么。这很好理解。在之前的10年里，大家不清楚如何摆脱低通胀的萎靡状态，” 拉詹说。“我们知道加息是有效果的，但要付出一些代价，所以诀窍是以尽可能小的代价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