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座评论：如果中西脱钩，经济将会如何？

沈凌
2022-09-25T07:44:55.719Z

无论如何，经济脱钩导致的全球化破裂，都不是一个最优策略

（德国之声中文网）一般的经济评论，总希望由此讨论方方面面的影响，唯恐漏下什么。不过熟悉我的评论文章的读者或许会发现，我总希望一次只讨论一个简单的逻辑，而不是力求面面俱到。因为世界如此复杂，越想全面越会掉入细节的陷阱，无法抓住主要矛盾和基本逻辑。

让我们假设这样一个简单世界：C国只生产低端产品，A国只生产高端产品。然后两个国家通过国际贸易，在市场价格的基础上互相交换，同时消费高端和低端两种商品，获得最幸福的生活状态。其中C国因为没有掌握必要的技术，不能生产高端产品（注意，是“不能”）；而A国当然也能够生产低端产品，但是因为成本太高而放弃了低端产品的生产（注意，是“能而不产”）。所以大家可以马上明白C和A各指哪国，但是这样的假设的确简单化了现实世界。因为实际上，中国在很多领域也能生产高端产品，美国的农产品和能源产品也不是什么高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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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股受创：在监管政策收紧的情况下，中国科技公司市值不断缩水，从而加剧了市场对中国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增长放缓的担忧，投资者的情绪普遍受到影响。

反垄断和数据安全：自2020年底以来，北京以反垄断和保障数据安全等为由加大了对中国科技公司的监管力度。除了被点名批评和约谈，许多科技企业都受到不同程度的罚款。经历了20年宽松管制下蓬勃发展的中国互联网行业由此深受重创。

常见特征：有专家注意到，受管制的企业大多是有能力收集大量用户信息，取得市场中绝对优势地位的平台类企业。德国波恩大学全球科技政策教授、中国问题专家梅飞虎（Maximilian Mayer）曾向德国之声分析：“这场运动的目的是加强对大型互联网企业及其数据处理方式的监管。”

科技“大佬”跌下神坛：不仅科技公司遭遇重创，这些公司的创始人自身也感受到了政府重拳的力量。首当其冲的是是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2020十月下旬马云高调抨击中国金融监管制度。不久后，阿里巴巴的金融业务——蚂蚁集团的上市计划被中国监管机构叫停。马云随之淡出公众视野。

财富再分配：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提出“共同富裕”的目标，中国科技业巨头们纷纷表态全力支持，例如，腾讯及阿里巴巴将分别投资500亿和1000亿元助力“共同富裕”。外界分析，中国政府利用打压行动来推动科技巨头与员工和消费者分享其财富，缩小在政治上比较敏感的贫富差距。

双重压力：在中国勒紧“网络安全”缰绳、美国高举“外国公司问责法”的双重压力下，今年6月底才登陆纽交所的中国网约车巨滴滴出行不久前正式宣布“退美赴港”，打响大型中国互联网公司从美股退市的第一枪。总而言之，想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一方面要面对中国监管机构严格审查，另一方面还要面临美国方面更严谨的风险披露要求。

遭美国封堵：“软科技”企业遭遇中国监管的同时，华为和大疆等“硬科技”企业则受到更多来自国外的限制。多年以来，美国不仅致力于在本国国内根除华为等中国设备，也试图说服其它国家不要选购相关设备。《安全设备法案》(Secure Equipment Act)是美国政府为打击中国电信和科技公司所做出的最新动作之一。

连出重拳：美国收紧对中国科技企业限制的另一个例子是：将中国人工智能巨头商汤科技列入一份投资黑名单，美国政府称该名单上的公司为中国的军事发展提供支持。本周，美国财政部再将多家中国公司列入实体清单，其中包括全球最大的商用无人机制造商大疆创新以及多个生物技术公司，并严禁对名单上的公司进行投资和出口技术。

现在假设A决定和C完全脱钩，也就是说：从现在开始C完全自己生产两种产品，不再购买C的低端产品，因为A不买C的货，C当然也买不了A的货，要不然就成了A对C的单方面赠予了。那么两个国家的老百姓生活将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

首先，A国老百姓依旧可以消费高端和低端两种商品，但是因为A自己的生产成本高，所以现在出现了持续的通货膨胀，也就是价格上涨，因为部分资源（人力和资本）拿来生产了低端产品，所有的两种产品的产量都会下降，也就是说实际GDP下降了，经济衰退。这就是现实中的滞胀（通货膨胀和经济衰退同时出现）。所以老百姓的生活幸福感下降，是板上钉钉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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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C国因为不能生产高端产品，一旦低端产品出口受阻，所有低端产品的厂商都会在国内市场竞争，竞争加剧而产品价格下跌。而高端产品进口不了，也生产不了，从通货膨胀的计算角度看，并没有价格上涨的因素，只有下跌的影响，因此，C国非但不会通货膨胀，反而有可能出现通货收缩。所以对C国老百姓来讲，虽然坏处是高端产品买不到了，但是好处是低端产品变得便宜了。和脱钩前相比，到底整体上是坏处大于好处，还是好处大于坏处呢？就目前的简单模型而言，难以断言。

从动态角度看，C国的生产厂商如果不满足于仅仅生产低端产品，希望能够通过研发高端产品，掌握核心技术，从而转型升级，那么就需要社会融资渠道，把闲散资金集中到研发人员的手中，并且给予研发人员足够的激励。这是一个制度性的变革，并不是那么容易达成，但是一旦突破，那么上述坏处消弭，而仅存好处，和脱钩前的对比就显而易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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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实中的欧美，目前通货膨胀已经处于四十年来的历史高位，如果和中国实现经济脱钩，那么通货膨胀方面无疑会雪上加霜，而中国在脱钩后的通货膨胀并没有压力。需要注意的是：现实世界中，和中国脱钩之后的西方经济体的通货膨胀，主要影响落在依赖于低端产品生活的普通老百姓身上。而中国方面，高端产品买不到的损失则是落在了富裕人群身上，普通老百姓反而因为低端产品的价格下跌而获益。因此，美国将会承受社会动荡的外溢影响，而中国的精英人才流失会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这反过来又会阻碍经济转型升级和技术创新。

无论如何，经济脱钩导致的全球化破裂，都不是一个最优策略。或许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人类的智慧能够让双方找到一个妥协的办法。

沈凌，德国波恩大学经济学博士，现执教于上海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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