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未来对华关系将是一项政治任务
2022-10-28T06:23:24.353Z
德国之声：中共二十大结束后，您对中国的政治、经济走向有什么新的认识？
Nadine Godehardt：我认为，这次党代会在许多方面是历史性的。这主要是指政治局常委的人员组成。而就政治以及中国经济的走向而言，可以说是展现出政策延续性。习近平在二十大开始时报告中谈到的许多内容已经出现在其他许多文件中，新的内容相对较少。
最令人意外的是政治局常委的组成。这次的常委班子完全是由忠于习近平的人员组成的。他们都曾在职业生涯的某个阶段与习近平共事过。这让世界看到，中国政策的实施现在将越来越多地发生在一个，你可以说是极权主义的框架内，我认为我们在上周末看到的确实是向极权主义的明显过渡。
德国之声：您提到习近平身边有很多他的亲信。您认为习近平会继续扩大他的权力并继续执政更多任期吗？或者是否可以想象，习近平打算终身制？
Nadine Godehardt：可以肯定地说，这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一位共产党领导人最大程度的权力集中。确定的是他第三个任期得到了确认，而且可以假设会有更多任期。习近平今年69岁，年龄并不大，这意味着如果他不患重病，很可能在领导岗位上再掌舵10至15年。还有一点是，在常委会和政治局里，似乎还没有指定直接的接班人。
另外，政治局常委班子也显示出一些政策走向，例如新冠政策。西方媒体或者说在德国、欧洲，人们当然希望中国取消清零政策，但伴随着上海市委书记李强入常，看不出要放弃该政策的迹象。相反，人们可以从中看到，今年在上海实行的严厉封锁，这种在外界看来非常肆意进行的封锁，是非常符合习近平要求的。因此，李强现在成为中国党和国家实际上的第二号人物。这确实令人惊讶，但也强调了政策的延续性。这也反映在中共的报告中。
德国之声：二十大会场上还出现了一个奇怪的场景：胡锦涛被带出了大厅。您对二十大上的这个瞬间有什么猜测吗？
Nadine Godehardt：其实，究竟是什么导致胡锦涛在西方媒体和世界公众面前被“护送”出去，这并不重要。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是这一场景的发生，显然说明这样一个事实：政治局中不再有胡锦涛派别的代表，胡锦涛的支持者没有进入政治局，可以说，中共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了习近平的政党。我们上周末看到的这一幕有象征意义，体现了习近平现在手中权力的集中。
德国之声：让我们来谈谈台湾。二十大上也谈到了台湾问题。中国在该问题上是否保持着和以前一样的路线？
Nadine Godehardt：就像之前提到的一样，中共报告的语言具有连贯性。而有一个突出的例外，那就是对安全概念的强调，这个概念在这次的报告中反复被提及，而且是在不同的背景下。有谈国家安全的，有谈政治安全的，有谈制度安全的，有谈意识形态安全的，有谈传统安全问题的，也有谈非传统安全问题的，这无疑也说明，安全问题从一开始就是习近平的一个重要话题，从他第一个任期开始就是了。我认为这比台湾问题更具决定性，因为其范畴要大得多，这个安全问题一直盖过经济发展以及经济改革的问题，而这一点在这份报告中已经体现地非常清楚。
在台湾问题上，相关表态更多体现了一种延续性。提法与人们所了解的一样，即努力实现和平统一。但这一目标当然有其局限性，例如，在受到外部影响的情况下，在佩洛西之行的背景下。作为对佩洛西之行的直接反应，中国政府发表了一份台湾白皮书，这个文件当然已经在抽屉里放了很久了，我认为那里提到了台湾问题的框架。因此现在没有必要强调或者重复台湾问题，也因此这方面没有什么变化。但关键的一点其实是，对习近平来说，这种内部安全化，以及面向外部时国家安全的重要性，是一个核心要素，这也比经济发展更有分量。反过来说，这意味着在习近平领导下，如果国家安全受到威胁，或者当不得不捍卫国家安全时，当然要接受经济损失。而且我认为这种情况再次表明，多年来，中国的政治走向真正地发生了变化，开放市场、改革开放政策这些理念如今明显退居其次，而且可能在很长一段时间都会如此。
德国之声：在世界范围内，中国都展开大型基建项目。中国也旨在通过"一带一路"项目进一步扩大贸易能力。对于欧洲而言，一方面要面对如何避免依赖中国的问题，另一方面也要考虑欧中合作的未来前景。
Nadine Godehardt：我认为，德国和欧洲在面对中国时，必须明确自己的利益。这意味着我们将不得不非常深入地思考如何减少依赖性，如何减少战略依赖性，如何保护关键的基础设施。我们也需要优先考虑关键的基础设施。这意味着我们将无法保护每一个重要的基础设施，但我们必须要考虑哪些关键的基础设施对于维护欧洲安全、维护德国安全具有根本性的重要意义。我认为，需要进行一些根本性的讨论，而这些讨论已经在进行中。
当然，这一切并非都是因为中国而起，这当然也与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战争有很大关系，但综合来看，在当下的世界局势中，我们有责任来清晰地界定欧洲和本国的利益。我认为对于德国来说，要精确界定自己的利益，非常清楚地讨论我们要如何在未来面对一个极权主义的中国或者一个越来越极权的中国。这一点特别重要，因为经济关系不会在一夜之间被切断，我们将继续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这就是中国与俄罗斯的根本区别，这也是为什么在未来几十年里处理对华关系将是一项政治任务。有时我们会更成功一些，有时会不那么成功，但关键的是要明确地指出和界定我们的利益。
德国之声：您是否认为我们正变得过于依赖中国？目前的一个话题是中远集团入股汉堡港。在涉及关键基础设施方面，这种依赖的危险有多大？
Nadine Godehardt：我认为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所关注的关键基础设施领域。 例如在电网方面，几年前，中国的国有企业被阻止入股德国电网。那之后，德国的外贸法规也有变化，该法规是外国在德国投资的法律基础。我认为，中远集团的案例也许会引起类似的反应。针对汉堡港，现在已经找到了一个折中的解决方案，即中远公司得到（“福地”）码头24.9%的股份。这是德国政府执政联盟内部现在的妥协解决方案，但是从长远来看，当然必须考虑哪些关键基础设施比其他基础设施更重要的问题。正如你现在看到的，讨论正回到电信网络和5G上，以及华为在其中应该有多少份额的问题。我认为，这些是真正需要再次摆上台面的问题，然后非常清楚地给出答案，以便能在什么对国家安全是重要的这样的关键问题上做出抉择。
德国不可能为每一个重要基础设施提供资金，这就是为什么优先考虑并且真正制定一个战略计划，与欧洲伙伴一起，真正保护核心基础设施，是非常重要的。
德国之声：最后还有一个问题，对于德国总理肖尔茨的中国之行，您认为会涉及何种主题？
Nadine Godehardt：肖尔茨现在前往中国，将会类似于就职访问。目前是一个非常艰难的时期。我希望他不是到中国去祝贺习近平的第三个任期。我必须诚实地说，我不想要在中国媒体上看到这个标题，即德国总理祝贺习近平连任。重要的是非常明确地陈述利益，也要说为什么这个中远集团的决定现在如此困难、在德国确实存在担忧。我认为，在这里也并不是要划出红线，而是要非常清楚地表明有些事情已经发生了变化，德国对中国也有了不同的看法。重要的是要用明确的语言与习近平对话，在人权问题、台湾问题上也要有明确的立场和态度，这样你才会在中国得到认真对待，虽然这些话中国可能并不爱听，但我认为，如果你有这种勇气（明确表达立场），比起试图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来取悦中方，你会被更认真地对待。
Nadine Godehardt博士（中文名高亭亭）是位于柏林的德国国际和安全事务研究所（SWP）亚洲部副主任、高级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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卸任后才访华的勃兰特：德国社民党籍总理勃兰特（Willy Brandt）在任期间，联邦德国与中国建立起外交关系。不过他并未在担任联邦总理的时候访问中国。等到勃兰特踏上中国的土地时已经是1984年。受中共邀请，1984年5月28日，勃兰特以联邦德国社会民主党主席身份率团访问北京。虽然他是在野党领导人，但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超出常规礼节，在钓鱼台国宾馆迎候勃兰特。勃兰特访华期间还有一些小的花絮。他听说“不到长城非好汉”，虽然已过古稀之年，但仍顶着33度的高温登上了长城。而美国总统里根访华时攀爬长城的距离还不到勃兰特的三分之一。勃兰特结束完对中国的访问准备取道香港回国，但是却在香港上空遭遇暴雨，飞机被迫返回广州机场。他开玩笑地说：“现在已经是我第二次访问中国了。”
唯一一位与毛泽东见过面的德国总理：1975年10月，接替勃兰特出任总理一年多的施密特（Helmut Schmidt）首次访华，成为德中两国建交后首位访问中国的德国总理，也是唯一一位与毛泽东主席见过面的德国总理。施密特对毛泽东的评价是：“他是一个让人难忘的人。他冲劲十足、魅力四射，才华横溢，但是冷酷而固执。他没有接受过正规的教育，但是拥有敏锐的直觉。毛泽东是聪明人，但理智并非他的强项。他发动的那些大规模运动并非清醒理智的产物。”施密特很早就判断中国具备成为一个全球政治和经济大国的巨大潜力。对施密特而言，中国的崛起是他在其政治生涯里呼吁建成团结且强大欧洲的原因。他认为，只有这样，欧洲人才能“在面对中国时以及和中国一道在世界上实现自身的利益”。
“统一总理”的中国行：德国前总理科尔（Helmut Kohl）被认为是二十世纪后期最具影响力的欧洲领导人之一。他执政期间实现了德国的统一，力推欧洲货币一体化进程。新华社在2017年科尔去世时发表的悼念文章中将科尔称作“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他对华友好，一直致力于推动中德、中欧对话和合作，为中德关系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1984年10月，科尔首次以总理身份访问中国。德国《时代周报》当时在报道中写道：“科尔带着尊敬的态度迎向中国最有权势的人物——邓小平。科尔不自觉地把身体埋在沙发里，似乎想让宾主之间的身高差能有所平衡。”（注：邓小平身高1.6米左右，科尔身高1.93米）科尔在任期间曾4度访问中国。
不在访问中公开谈人权的总理：德国前总理施罗德（Gerhard Schröder）对中国的首次访问是在1999年5月12日。这原本应该是一次正式访问，为期一周，而且访问中应该包含广泛的经济会谈。但是由于5月7日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遭到北约轰炸，造成三名中国记者死亡，施罗德的访华行程也被迫压缩至只有一天，而且降格为工作访问。当时在总理府办公室担任外交和安全政策顾问史坦纳（Michael Steiner）说，原本应随同施罗德访华的33名成员组成的商业代表团以及12项合约的签署计划全部都被取消。不过在这次工作访问结束之后半年不到的时间，11月初，施罗德再次访问中国，这一次还带上了庞大的经济代表团。施罗德在任的7年间总共6次对华访问。他主张取消对华武器禁运，6次访问中从未公开涉及人权问题，因此他执行的对华政策也被德国舆论批评为“缺少道德”。
在任16年的默克尔12次访问中国：2005年开始出任德国联邦总理的默克尔（Angela Merkel）在上任后的第二年开启了她作为总理的首次中国行。第一次出访中国，默克尔选择了北京和上海两站。当时中国媒体在报道对默克尔的访华印象时称，“展现在中国民众面前的默克尔是一副谦逊简朴的形象，镜头前的笑容甚至有些羞怯”，但她的“高效和务实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次年9月，默克尔在总理府会见了藏人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引得北京勃然大怒，德中关系随之进入“冰期”。2008年10月，默克尔再度前往北京，出席亚欧峰会并与中国国家总理温家宝举行会晤。她在北京受到了热情接待。当时跟随她访华的还包括德国工业联合会、大众汽车集团、西门子股份公司、蒂森克虏伯公司和戴姆勒公司的高层代表。当时媒体评价称，默克尔的这一次访问“为德国企业界打开了通往中国的大门”。
足迹遍布中国大江南北的默克尔：2019年9月，默克尔最后一次作为德国总理访问中国。当时正值香港抗议活动延续数月，默克尔这次访问中也谈到香港问题，呼吁通过政治对话、和平解决危机。在12次的访华行程中，几乎每一次默克尔都提出前往北京之外的省市参观考察。她的足迹遍布中国大江南北，除了北京上海之外，她还访问过南京、西安、广州、天津、成都、合肥、杭州、沈阳、深圳、武汉。图为2019年默克尔考察“中德友好医院”武汉同济医院。2021年10月13日，默克尔即将卸任之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视频会晤中对默克尔表示：“你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你也即将卸任德国总理，中国人重情重义，我们不会忘记老朋友，中国的大门随时向你敞开。”
肖尔茨：尚未确定访华日期：去年11月组阁的德国红黄绿政府总理肖尔茨尚未以总理身份访问过中国。今年8月他在夏季记者会上呼吁德国企业不要过于依赖中国，而是要依赖多样化的供应链。他说，减少对进口的依赖已称为德国国家战略的一部分。他还说，就他上任后对中国的首次访问，双方进行了讨论，但还没有确定日期。美国智库德国马歇尔基金会专家巴尔金（Noah Barkin）分析认为，由于肖尔茨对华语气变得越来越强硬，“几个月来，北京对德国的态度一直很冷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