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忍中共压制和“充满谎言”的生活，异见人士李婷玉选择出国

2022年10月13日14:10 CST 更新

六个月来，李婷玉为离开中国做了精心的准备，她拿到了旅行证件，编造了一个掩盖身份的说法，清理了自己的社交媒体账户。就连她的母亲也不知道她在计划什么。

李婷玉在为自己的未来做一场冒险的赌博。她曾是一名异议博主，因为记录中国的社会动荡在2016年被警方拘留，在被拘留和缓刑过程中度过了近四年时间，她在自己的祖国有被疏离的感觉。

今年6月，在李婷玉的航班离开中国之前，她的母亲似乎意识到，她可能再也见不到女儿了。她的母亲给她发信息说，记住你是个中国人。信息中还说，祝你永远都是个中国人。李婷玉说，在飞机起飞后她开始哭，如释重负。

人权组织称，李婷玉和她当时的男友被拘留，体现了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掌权十年来对异见人士的无情镇压。中共长期以来一直在打击公然挑战政府权威的异见人士，而习近平也对那些曾享有提出政策理念和帮助解决社会问题的空间的活动人士及民间社会团体进行了镇压。在习近平领导下，执法者对更广泛的目标采取了行动，包括学者、人权律师、劳工活动人士和计划抗议性骚扰的女性。

许多异见人士面临的社会污名在司法处罚结束后仍然存在。习近平推动民族主义情绪的努力促成了一种对异见人士更加敌视的社会氛围，其中一些异见人士试图离开中国以重建他们的生活。在李婷玉的案例中，她称对于无法在日常生活中如实表达自己感到很沮丧。

李婷玉目前住在柏林，依靠新闻自由倡导组织无国界记者(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提供的六个月奖学金生活。李婷玉说她希望在目前的签证于12月到期后以学生或自由记者身份继续留在德国。如果新签证申请失败，31岁的她会计划寻求庇护。

李婷玉说，她想研究和学习新事物，想在政治上变得更加活跃，她不会回中国。

李婷玉的前男友卢昱宇在服满四年刑期后于2020年出狱。他说他很难找到稳定的工作，无法离开中国。

图片来源：JONATHAN CHENG/THE WALL STREET JOURNAL

李婷玉接受《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采访时讲述过她的生活。《华尔街日报》在2020年一篇报道李婷玉当时男友卢昱宇的文章中提及了一些她的故事。李婷玉被拘留后的经历以前没有被报道过，她关于这段经历的叙述与维权人士记录的其他案件一致。

中国政府的宣传部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暂未回复记者的询问。

李婷玉和卢昱宇此前多年一直在记录中国各地的抗议和示威活动，并发布到网上；世界各地的活动人士和学者密切关注他们发布的内容。尽管受到政府的干扰，这对情侣仍坚持记录，最终因涉嫌寻衅滋事而被拘捕。中国有关部门经常以这个概念模糊的罪名为由起诉异见人士。

李婷玉当时被拘留了大约10个月，2017年4月获释，并被判处缓刑，李婷玉说这是她以认罪换取宽大处理的结果。拒不认罪的卢昱宇后来被判入狱四年，并在2020年服刑完毕后获释。警方一直在监视卢昱宇，他说自己很难找到稳定工作，也无法离开中国。

李婷玉1991年出生在中国南部制造业中心广东省的工薪家庭。父母在她大约12、13岁时离异，之后李婷玉与母亲一起生活，潜心学习，书籍和网络新闻满足了她对阅读的热爱。

李婷玉在高中时接触到了一些社交媒体上的帖子，她说这些帖子让她看到了中国的社会暗流，包括骚乱和劳资紧张事件。她后来被广东的中山大学录取，学习英语专业，她知道英语文本被审查的频率低于中文。她教她的同学甚至老师怎么绕过中国控制互联网的“防火长城”，也就是“翻墙”。

2013年，李婷玉在网上看到了卢昱宇追踪群体性社会事件的工作，他俩从网上聊天发展成为恋情。这对情侣开始住在一起，全职追踪此类事件，靠支持者的捐款生活。一些活动人士和学者认为，这对情侣的工作是了解群体性事件的一个窗口。

警方曾提醒这对情侣，让他们停止这样做。他们的房东拒绝续签租约，有一天，他们的公寓自来水被停掉。

2014年初，他们两人搬到西南部城市大理，以躲避有关部门制造的种种不便。李婷玉从大学辍学，扔掉了手机SIM卡，与家人和朋友断绝联系。他俩大部分时间都在搜集整理信息，离开公寓只是为了买吃的，偶尔散步和骑自行车来放松。

即便如此，警方还是找到并拘留了他们。此后他俩再也没有见过面。

连月的审讯和隔离让李婷玉筋疲力尽。有关部门的官员逼她认罪，称她是国家的敌人，并威胁要把她关很久。不过最让她震惊的是，她得知另一名与她同时被拘留的人被判处五年监禁。她说，“我觉得：啊天哪！我才20来岁，我不想在里面待那么久，我要出去。”

李婷玉同意认罪。主管部门官员让她解聘自己的律师，改用政府指派的辩护人。他们还要求李婷玉承诺，不会联系她那些活动人士朋友，不会与媒体联系，也不会领取无国界记者组织和一家法国电视台颁给她和卢昱宇的新闻自由奖。大理一家法院判处李婷玉两年有期徒刑，缓刑三年，并在不久后把她从拘留所释放。

她获释后接下来的两周左右时间里，大约有四五名警察带着李婷玉和她的母亲在大理游览。李婷玉回忆道，他们坐在两辆没有标志的汽车上，欣赏风景，参观当地地标，在餐馆用餐。她回忆说，这些警察对待她和她的母亲就像对待朋友一样，一起拍照，聊他们的个人生活。

这些警察最后把李婷玉送回了她的家乡佛山，一个毗邻省会广州的城市。在被判缓刑的三年里，李婷玉必须定期向当地政府部门和社会工作者报告自己的情况，参加政治和公民教育课程，并佩戴电子手环，用来定位她的活动，以防她离开佛山。

大理和佛山的警方和司法部门暂未回复记者的询问。

李婷玉被送回老家后，找到了一份教英语的工作，并找到了新的男朋友，但她很难适应新的生活。

图片来源：COURTESY LI TINGYU

李婷玉后来找到了一份教英语的工作，还找了新男友，但她很难适应新的生活。李婷玉说，了解她过去的人常常同情她，或者对她很客气，仿佛她是被洗脑后做坏事的前邪教成员。虽然李婷玉与同事相处融洽，但许多同事表示出亲政府和民族主义观点，这与李婷玉的自由主义倾向相抵触。

李婷玉说，为了融入同事圈子，她不得不在我是谁、我相信什么的问题上不断向同事撒谎。李婷玉说，当时，“我的生活就是由谎言组成的”。

去年年底，李婷玉开始认真考虑离开中国。当时她正在做翻译，随着对这份工作愈发失望，她出国的决心变得坚定起来。李婷玉提到了今年年初发生的一件事，当时她所在公司安排她翻译电子邮件，要求外国合作伙伴切断与一名台湾承包商的业务往来，原因是该承包商在社交媒体上发表了一些被认定支持台独的言论。北京方面声称这个民主自治岛屿是中国领土。

李婷玉出国的另一个原因是她想尝试一些在中国做不到的新鲜事务。此前她从未出过国，也没有参加过抗议活动。

在朋友和活动人士的帮助下，李婷玉与无国界记者组织取得了联系，后者为她提供了一个柏林的“休息和庇护”奖学金，这个项目为期六个月，面向新闻自由受压制国家的记者。该项目将支付李婷玉的旅行支出和签证相关费用，并为她提供住宿和津贴。

出发前，李婷玉告诉她的母亲、熟人和同事，她要去德国学习。她删除了手机里的敏感资料，如用于规避中国互联网控制的软件，留下的都是与她所编身份故事相对应的图片和内容。

她带着对新环境的好奇和忐忑来到柏林。她不会说德语，而且她觉得自己是个冒名顶替者，因为她是持记者签证入境的，但当时并不认为自己是个记者。

即便如此，李婷玉以这种方式离开，已经断了回国的后路。她说，“我把我的船都烧了，我的桥都烧了。”

李婷玉搬进了由无国界记者奖学金项目资助的公寓，并开始学习德语。她参加了在中国无法参与的公民活动，从签署请愿书到参加示威游行。

“我失去了我的声音很多年，”李婷玉说。“现在我想利用我的新身份，讲我以前不能讲的话，做我以前不能做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