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大规模监控更加深入民众生活
去年在武汉，大学生们挥舞着手中的中国共产党党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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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习近平治下中国的很多地方，从早上一踏出家门，就要面对国家监控和新冠疫情防控措施。
这一天可能从接受身着白色防护服的工作人员的新冠核酸检测开始，这个检测是政府规定必须做的。如果没有阴性核酸报告，将不得进入公共场所，包括办公楼，商店和公园。
监控摄像头一直监视着城市的街道。打车上班时，司机要求你扫描健康码，该码用于政府数据库追踪人们的活动。去星巴克买咖啡的话要再扫描一次健康码，去办公室还要扫一次。
如果数据库显示，你与新冠病毒感染者有空间交集，你可能被强制隔离。隔离地点可能是酒店房间，可能是改建的会议中心，或者如果幸运的话在家隔离，大门安装一个警报器。
自从习近平2012年上台以来，政府更加深入的渗透到居民的生活中。新冠疫情将这种控制推到了全新的水平。几十年来支撑民众支持度的超高速经济增长不复存在之际，上述措施正日益考验民众对政府的信任。
习近平上台后发起了一项运动，将共产党重新置于民众生活的中心。中国政府加强了对社交媒体的审查，扩大了监控范围，并对私营企业进行整顿。在稳步巩固权力后，预计习近平将在本周召开的二十大后获得第三个任期。该会议每五年召开一次。
上周在中共二十大召开前夕，北京罕见的出现一起公开抗议事件，一座高架桥上挂起两条横幅。横幅上的标语包括“不要封控要自由”和“罢免独裁国贼习近平”。警察迅速赶到现场，两条横幅被摘下。
Krissy Gu经营一家健身和舞蹈工作室，自2020年初以来，她已经忍受了两次长时间的封控，其中包括2020年武汉市最早的那次“封城”和今年春天上海持续两个月的封控，上海市政府一开始称只封控四天。Gu说，自己肯定不那么相信他们了。
Gu早年在波士顿读研究生，在美国待了几年后，2017年回到中国。Gu说，当时她只是觉得自己可以在中国做任何想做的事情。她在上海市中心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还参与了当地的戏剧活动。
现在Gu正考虑再次出国，这次是去欧洲读博士。Gu说，今年是她第一次开始思考自己作为一个公民以及与中国政府的关系问题。Gu说，她认为很多人都遇到了这个问题。
在上海的一座人行天桥上安装挂有一个监控摄像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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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陆家嘴金融区的一栋大楼入口处，张贴着一张健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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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和上海市政府没有回复记者的置评请求。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负责处理媒体有关中国高层领导人的提问。
中国监控的范畴远远不止疫情需要。中国有关部门将面部识别等生物识别工具所得数据与科技公司收集的身份证号码和行为数据相结合，以辨别他们认为威胁社会秩序的行为。在遥远的西北部新疆地区，为了实施针对维吾尔族等少数民族的强制同化运动，有关部门利用摄像头和其他人工智能监控设备实时跟踪人脸、声音和肢体动作。
除了日常生活受到的干预越来越多之外，经济增长放缓所引发的挫败感正日益增强。经济增长放缓部分由抗疫封控导致，已让人更难找到工作。习近平整顿了科技和校外教培企业，以遏制民营部门的冒险行为，并加强政府对经济的控制。据政府统计数据，8月份，城镇青年人失业率为18.7%。
在中国陷入困境的房地产市场，政府限制开发商举债等因素已致使房价下跌。今年夏天，一场涉及停工或烂尾楼盘的停贷潮蔓延到许多城市。
中国国家统计局用于衡量消费者信心的一项指标在4月份创下新低，自那以来，在疫情防控持续之际，消费者信心依然低迷。
只要中国抗疫防控措施一放松，民众信心就可能会开始反弹，特别是如果经济由此走强的话。经济学家预计今年中国经济增速在3%左右，逊于政府制定的增长5.5%的目标。一些人正重新考虑中国经济何时会超越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或者到底是否会超越美国。中国政府到目前为止几乎未就防疫政策今后可能如何演变提供任何信息。
最近，一名六岁男孩搭乘国内航班抵达上海，几天后核酸检测结果为阳性，政府先对这名男孩的400名密切接触者实行隔离管控。然后，官员们开始追踪次密接者，也就是这些密接者的密接。
在认定这名男孩的一位密接者曾到过一个宜家(IKEA)门店后，有关部门突访了该门店，然后离开。经核实的视频片段显示，当保安人员试图将购物者堵在店内时，人们曾尝试逃离。
8月，政府在追踪新冠疫情时锁定了上海的一家宜家门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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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2日，人们在上海街头接受核酸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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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政府对与这起疫情相关的8.3万人进行了核酸检测。据市政府称，除该男孩外，没有人检测呈阳性。
根据中国政府的说法，动态清零政策挽救了很多人的生命。许多中国人都支持此类防控措施。官方统计显示，中国内地新冠死亡病例累计约5,000例，远少于美国的100多万例死亡病例。习近平将中国抗击新冠疫情的努力称为“人民战争”，这一说法会让人联想到毛泽东时代的革命热情。
为了防控社区疫情，中国政府最基层部门的权限明显扩大。政府工作人员和志愿者会监测新冠风险，并报告居民的活动。
在习近平上台之前，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政府逐渐从人们的生活中撤出，允许他们有更多的私人追求。直到不久前，许多外国高管还认为中国的领导层讲求务实高于一切。
中国欧盟商会(European Union Chamber of Commerce in China)最近在发布其关于中国的最新立场文件时说，现在意识形态重要性超过了经济。
5月，上海处于疫情封控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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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民意是出了名的难追踪。政府会监禁批评者，学术自由也受到侵蚀。在社交媒体上，批评政府的帖子往往会被封或删除。
在新冠疫情爆发之前，甚至在疫情早期，一些西方学者的调查发现，中国人大体上支持政府，而且他们的满意度在过去20年里不断提高。
习近平上台后通过广泛的反腐运动和脱贫努力赢得了许多中国人的支持。这些举措加上中国官方媒体所描述的美国的腐朽堕落，助长了民族主义情绪。
最近的大部分不满情绪都指向地方官员，而不是中央政府。
最近几周，在中国最贫穷的地区之一——西南省份贵州，愤怒情绪愈演愈烈。一辆运送居民去强制隔离区的大巴在半夜侧翻，造成27人死亡，20人受伤。一位当地官员表达了懊悔，但遭到了冷嘲热讽。
一场抗议活动在网上形成。“我们都在车上，”许多网友写道。
一位有两个小孩的母亲说，她当晚在另一辆大巴上，是在她4岁的孩子检测结果呈阳性后被迫隔离，但后来被证实没有感染病毒。
她后来在中国网络平台知乎上写道，她非常难过和愤怒。除了表达同情之外，她更哀叹大家的自由和生命可能仅仅取决于别人的粗心决定。
6月，在上海，一名男子试图冲出隔离围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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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月的某个早晨，在上海的一栋办公楼里，上班族们排队扫健康码，手机上会显示他们的健康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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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习近平主政期间，高铁系统高速发展，旅客们可以在全国各地快速畅行。如今，携带一个大行李箱可能会引发对个人行踪的询问。商务旅行者回到家可能会接到警察的电话，问他们去了哪里。
像许多来自外省的中国人一样，Yuan Yuyu梦想着在北京开创一番事业。Yuan是一名拥有计算机编程学位的大学毕业生，她在北京找到了一份工作，并在2020年初时订了一张到首都的火车票。
当疫情暴发时，Yuan说她的车票突然被取消了，原因是旅行限制规定。她的工作机会也没了。
她留在了陕西省的老家，在一家生产预制肉夹馍的公司找到一份工作。肉夹馍是一种类似于汉堡的当地特色食品。
Yuan开始和一个和她一样热爱旅行的男人约会，他们决定今年春天在新郎的家乡西安结婚。但受疫情封控影响，他们所居住的位于西安附近的城市不允许他们离开。
婚礼前一天，他们所在的城市取消了封控限制，这对新人赶到西安准备在西安举办仪式。然而当他们早上醒来时，发现西安已下令禁止公众集会。一些家庭成员只能转而聚在Yuan公婆家的公寓里。
她现在窝在家里，小心翼翼，哪儿也不敢去。
Yuan说，谁都不知道自己会不会被临时封控在某个地方，这是个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