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拿過去的故事中織造光榮的往日，以映照當下

非人能做，幾近神蹟，不可思議的偉業

溫飽被滿足後，人類傾向在過去的故事中織造光榮的往日。他們不斷在自問自答一個重要的問題 - 我們從何而來？

他們會選擇若干的歷史人物，將自己親和與認同的部份投射上去，即使這些種種心理活動和真實歷史有距離，多是虛幻的美，也無礙人們發明自己群體特有的史詩，來歌頌過去一些「非人能做，幾近神蹟，不可思議的偉業」。

神聖的壁畫外的雜色會被視為干擾，像是浸沈在大合唱時聽到煩人的敲門聲，沒有人願意從感動中跨越心理距離去開門，即使隱約意識到門後可能才是整個演奏缺失的重要成員，但美學的多年的同構並不允許此時此刻有大提琴加入。

高高在上不食人間煙火的畢加索式抽象夢囈

現今大陸一些農民對毛澤東的懷念亦為如此，遍尋單調的帝皇將相歷史人物，在心理距離上他們更親和「朱元璋」與「毛澤東」，對美好想像對宏偉磅礡的投射都貢獻了給在殘酷政治鬥爭下單存下來的勝利者，而只要勝利者有稍有「仁慈施恩」的痕跡，就會被自動感應成人民的大救星來了。

即使真實的歷史並不盡是如此甚至還與此背離，但所謂的「真實」，在他們的意識中其實代表著難以跨越的心理距離，而吱吱喳喳敲門的人，不論出於甚麼目的，都是煩人的干擾，以至覺得那只是「高高在上不食人間煙火的畢加索式抽象夢囈」，這某程度上可以理解，這也不只是大陸是如此。

袁隆平訪談

袁隆平曾在 CCTV 13 有一個訪談 [1]，裏面是如此說「三年自然災害」，與「文化大革命」。

那個時候三年艱難時間，我們在湖南過苦日子，我親眼看到五個餓殍。倒在田埂上，路旁邊和橋底下。

餓死幾千萬人。

1959 年，1960 年，1961 年三年困難時期。過了 1962 年開始好轉，還沒幾年，1966 年又文化大革命，又搞得亂七八糟，又把知識分子搞倒一批。國家命運前途，這麼一個偉大的國家，這麼一個文明古國，搞得這麼亂七八糟。

親和意象的沖突

大陸現今歷史上對於農民的兩大親和意象，一個是毛澤東，一個就是袁隆平。政治上是毛澤東，科學上是袁隆平。

但袁隆平指的「饑死幾千萬人」，大陸許多為他們毛主席辯護的人卻一直質疑沒有饑死這麼多，有的說一百多萬，有的說幾十萬。這種爭論一直存在，2008 年楊繼繩出了一本「墓碑」講大躍進，也激起了無數的爭論。

同時袁隆平批評文化大革命「又把知識分子搞倒一批」，「這麼一個文明古國，搞得這麼亂七八糟」，又是對於許多毛澤東信徒來說是刺耳之言。

袁隆平這樣說，雖然有親和意象的沖突，但或能接受。有的人覺得袁隆平只是農業科學家，不太了解具體統計數字，有的人覺得袁隆平只是農業科學家，不太了解打倒官僚運動的必要性，是其視野限制。

但同樣的話，若出於那些甚麼記者律師歷史學人之口，他們在以前沒有詞形容，現在把這群意見紛雜不一的群體，統稱為「公知」。

世界最遙遠的距離，就是公知聲音速度傳播的距離，這單位可能比光年還要跨度大。

安徽

安徽，大躍進政策執行最激進的省份之一。

當時執行政策的省委書記是曾希聖。

毛澤東的追隨者永遠會在某一個時間點與偉大領袖分道揚鑣，曾經劉少奇是忠實毛粉，鄧小平也是忠實毛粉，而曾希聖證明了他比劉少奇和鄧小平都更忠於偉大領袖，所以大躍進期間，忠實執行毛主席政策的曾希聖，得到了偉大領袖的表揚。[2]

偏偏毛泽东却很欣赏曾希圣的这种狂热激情，在全会上号召全党要学习曾希圣同志的“机会主义”。[62] 曾的“机会主义”水利计划让毛满意了，其结果是1959年安徽省500余万民工被迫上了水利工地，导致农业生产难脱败局。

曾希聖刷 KPI 以博偉大領袖毛澤東一笑，治下的人就開始跑斷腿。

安徽有一個地方叫「無為縣」，安徽副省長張愷帆到「無為縣」調查，覺得問題極度嚴重，並下令了一些補救操作。[3]

1959年7月4日，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张恺帆到无为县调查，发现“浮夸风”非常严重。7月7日他在无为县五级干部会议上提出了批评：明明亩产4百斤，硬说是8百斤、1千斤；你多我比你更多，横竖是越多越好。张恺帆还注意到，社员劳动强度过大，口粮供应偏低，社员面呈饥色，浮肿病患者普遍，年轻妇女几乎都丧失了生育能力，广大群众处于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他及时向省委、省人委作了汇报，提出立即停止蛮干，提高口粮供应标准（每人每天不少于1斤原粮）；并责成县委纠正“共产风”，并提出“三还原（吃饭还原、房屋还原、小块土地还原）”、“两开放（集体鱼塘开放、自由市场开放）”等应急措施。[8] 如果能按张恺帆的意见办，数十万农民后来就不致于因饥饿而死。

然而，因為張愷帆這種「糾錯」的行為，被視為逆天而行，被曾希聖打小報告打到偉大領袖毛澤東那，被定性成「右傾分子」打倒，加入了長津湖英雄彭德懷，成為又一員反黨集團大將。[2] [3]

此刻正在参加庐山会议的曾希圣立即将这一事件报告给毛泽东。毛对省级干部胆敢向公共食堂制度挑战感到愤怒，于是将张打成了“彭德怀反党集团的地方成员”。曾希圣从庐山回到安徽后，在1959年下半年处理了从张恺帆到无为县委及生产队的干部总共28，741人，这些人或被关进监狱、或被解职、或在群众大会上遭到批斗。[71]

安徽在大躍進裏面，成為饑死人最多的省份之一。

然而，若干年後，到了鄧江胡習時代，吃飽飯和富裕漸增的農民階級，裏面有一些人們卻因為對現實貧富差距的不滿，開始懷念起毛澤東時代的「平等」。

他們審視一眾他們「熟悉 (?)」的政治人物後，發現最能親和的政治意象，還是被掛在天安門那的偉大領袖毛澤東。

至於安徽在當年統計饑死了多少人，在他們有些人的眼中，是吃飽飯沒事做的公知 (?) 想上微博熱搜的刷存在感行為。

公知的真實定義，就是偉大政治心理大合唱外的那些敲門噪音，這其實不是在描述一群人，而是在描述一個距離，而在這個距離裏面，我們能防疫一樣的防止被噪音感染。這就是公知的更貼近定義。

上山下鄉

而 90 後在大陸現今「躺平」廣受共鳴的年代，也從毛澤東同志身上找到了「希望、理想、未來、和可行的路」，他們把打倒資本家打倒官商勾結的理想，投射去他們的開國偉人那，並親切地稱之為「教員」。

這些毛左派新青年希望能改變世界，卻發現習大大政權對他們也沒有太多容忍，凡是以毛左派角度映射現實，都有可能和「自由派 (?) 」「恨國黨 (?)」「崇美公知 (?)」一樣被封號禁言，甚至還會被喝茶維穩。

最近，大陸多年運營的「戰狼 - 深紅」網站「鐵血網」也被習大大關停，大概是在習大大眼中，這些教員新青年還是自主能動性太高，他們若果像一些出身農村卻崇拜毛澤東的樸素人們一樣乖乖又靜靜看大國崛起，那就完美了。

毛左派新青年，對毛澤東時代投射出「人人平等」「社會主義」「不忘初心」的自我期許，可惡的 996 (但華為作為 996 狼性文化的帶領者他們卻覺得可以部份接受)，可惡的高房價 (習大大任內收入與房價持續擴大背離，他們覺得習大大是打資本的理想紅)，可惡的階級與官商勾結 (對體制內國企的顯性福利隱性福利沒有概念，不知道有些單位年終奬可以堪比互聯網大廠，也不知道國企作為強勢甲方遇上小民企時，小民企會出甚麼奇奇怪怪的招去迎合那些國企大中小領導)。

怨氣很重，理想很遙遠。教員你在哪裏？教員你聽到我們的呼叫嗎？

這些呼叫教員的小青年中，其中也不凡城巿小白領。而對文革還有記憶的城巿中老年人，他們對文革的記憶中，有一部份抹不掉的是關於上山下鄉。

嚴歌苓有一部小說叫「天浴」，曾被改編成電影。電影中大概講的是，上山下鄉來自城巿的知青，遇到全村全鄉我話事的鄉下黨幹部，到底會發生甚麼事。

會發生男知青被壓逼甚至被殺，會發生女知青被強暴甚至逼婚。

可以說，這其實是暴力土改中發生的某些事的 2.0 版本。

在這方面的社科研究都不用翻牆在海外看，大陸就有茫茫多的記述。[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