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女兒李恆 (滿妹，隨母親李昭姓)，寫了一些關於她父親胡耀邦的回憶，集合在《思念依然无尽─—回忆父亲胡耀邦》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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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胡耀邦被逼提前退休後的心態

這點不同人的回憶都提到胡耀邦越發沈默，李恆作為胡耀邦的女兒也說了這點

父亲的沉默是从辞去中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职务时开始的。
    1987年1月16日，当人们从父亲突然辞职引起的震惊中反应过来后，许多老朋友、老同事、老部下纷纷打电话、捎口信，想到家里来看望他。可他让家人一一婉言谢绝了，他是怕连累了人家。十几个月里，他足不出户，终日不语，默默翻阅了自己从1977年再度复出以来的全部讲话、文章和批示，反思自己十年间在领导岗位上的功过是非，然后开始再次通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那些日子，父亲除了读书思考，总是长久地沉默着，独对晨曦和落日。
    看着他沉默不语的时间太久了，我担心他会闷出病来，就怂恿孩子们去找他玩一种叫做“宾构”的小游戏，以分散他的注意力。可是玩着玩着，他又会走神儿，重新陷入沉思。有时我们陪他打牌，打着打着，他会突然把牌一推，说：“没意思！”然后转身走开。
父亲原本是个思维敏捷活跃、生性热情开朗的人，沉默不是他的性格。然而，此时这却成了一种无奈的必需，一种对个性的顽强抵抗，一种无可选择的存在方式。我知道，作为辞职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总书记，沉默就是他对党的忠诚，对大局的顾全，对安定团结的贡献。
通过父亲坚定的沉默，我才深深地体会到，政治家常常是孤独的，有时甚至是很痛苦的。他不能向人们说明事实，也无法向自己的亲人倾诉。他必须用纪律和意志关闭自己的心扉，有时甚至不得不把自己整个封闭起来。

關於胡耀邦對三峽大垻看法

父亲对于修建三峡大坝一直是心存疑虑的。1985年，当父亲看到李锐寄给人民日报社不同意修建三峡大坝的文章时，因为某种原因，不得不做出不要发表的批示。几年后，父亲借巫山神女之口，做诗表达了他对修建三峡大坝的真实想法─—
    妾本禹王女，含冤侍楚王。
    泪是巫山雨，愁比江水长。
    愁应随波去，泪须飘远洋。
    乞君莫作断流想，流断永使妾哀伤。


關於有同志當面對前總書記說她要退黨的回應

游君山的那天是12月9日，天色阴沉，冬意肃杀，八百里洞庭风急浪紧。父亲披着一身寒气上了君山，仍是游人争相与他握手合影的热烈情景。这时，有一对夫妇从游客中走出来，提出要单独和父亲谈几句话。
    父亲说：“你就当着大家的面讲吧。”
    那位女同志说：“我要向您提点儿意见。现在党风很不好，群众还提不得意见，不知道您了解不了解，我可是看着是您才说这个话的。我是党员，但是共产党腐败了，没希望了，我要退党。”
    父亲正视着这对夫妇，停顿了一下，严肃地说：“党章规定，个人有退党的自由。但我们党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是有希望的。”
    与他们分手后，父亲的心情很不好，当天就赶回了长沙。

李恆自己在西雅圖的回憶

我在1989年3月3日抵达美国西北部的海滨城市西雅图，如约到健康和医疗服务中心（Health＆Hospital Services，后改名为PeaceHealth）进修。
    根据中华医学会与这家中心的交流协议，医学会每年派出一名从事管理的女性，到那里进行为期一年的培训，学习医院和医疗管理。我是学会派出的第二名进修人员，住在拥有这家医疗服务中心的教会的集体宿舍里，和一群大多是退休的修女们生活在一起。
    这所美国天主教会的慈善机构宿舍，坐落在风光旖旎的西雅图湖畔。那在微风中荡漾的蓝宝石色湖水，碧草间缀满五彩缤纷花朵的林间小路，蹑步轻行的现代修女，余晖晚照的湖边木椅……一切一切都浸透着滤尽尘世俗念的宗教式的静谧。然而，它这有如世纪般漫长的宁静，很快就被我打破了。
    那是当地时间1989年4月7日晚上，我忽然心绪烦乱，坐在宿舍里读不下书，跑到起居室看不进电视和报纸；走进地下室的琴房，将一首首钢琴曲弹得杂乱无章；转到湖边散步，又感觉浑身倦怠……整晚都坐卧不安，神不守舍，惶惶然似不可终日。
当我漫无目的地走进餐厅坐下喝茶时，一位嬷嬷像云朵似的轻飘过来。她好像发现了我的失态，用圣母般温柔的细声问道：“亲爱的，最近家里来信了吗？”
    这再平常不过的问候和轻柔的话语，不知道是怎么搞的，竟像一道开启了的闸门，使我一下子泪如雨下，止不住地哭了起来。
坐在其他桌旁喝茶的修女们见状，纷纷走过来劝我。可我还是控制不住自己，泪雨涟涟地居然哭了一个多小时，才神情恍惚地回到自己住的房间。进屋还没坐下，电话就响了。
    我爱人（刘晓江）操着尽可能平静的语调从太平洋彼岸告诉我：“爸爸病了，现住在北京医院。”
    我马上截住他的话，急切地问：“是心脏病吗？是不是需要我马上回去？”

關於中國領事館，天主教修女，紅二代背景

如同千万只蜂蝇同时振动起它们的翅膀，我的脑子里顿时嗡声一片。刚来美国六个星期，母亲很清楚我的经济窘况，这次如果不是人命关天的大事，以她那惯常的克己奉公的思维方式是绝不会让我回国的。可是我依然怀着一线希望，紧张地试探：“爸爸……他……还活着吗？”
    电话另一端闪烁其词：“你马上和旧金山领事馆联系，想一切办法尽快赶回来。外交部可能已经通知他们帮助你了。”
我顾不上再追问什么，当即拨通中国驻旧金山领事馆的电话，找总领事。
    接电话的人嗓音倦怠，极不耐烦地说：“现在已是星期五晚上10点多钟了，你知道吗？都下班了！”
    我解释说：“我是中华医学会的副秘书长，是受组织的委派赴美学习的。我家里出事儿了，希望能得到帮助，尽快回国。”
    “自己想办法吧。如果每个回国的人都找我们帮忙，那领事馆就别干事了。”对方冷冷地答道。
    我不知所措，忙问：“总领事什么时候回来？我能过一会儿再打电话吗？”
  “不行！”
    我生怕他挂断电话，赶紧又补上一句：“是国内让我与总领事联系的，你看我什么时候可以找到他？”
    “你不知道周末不办公吗？星期一再说吧。”电话还是啪的一声挂断了。
    似乎是昔日美丽温柔的太平洋瞬间掀起了无情的巨浪，铺天盖地地将我卷入了无底深渊。我第一次感到了时间、空间和距离带来的恐惧。愤怒和无助像一支利箭刺痛着我的心，也洞穿了我的泪腺，话筒还攥在手里就不由自主地失声痛哭起来。
    这下子惊动了整个修道院，修女们窃窃私语地传递着同一个消息：“李大夫家可能出事了。”
    西雅图四月风雪初霁的夜晚，白雪茫茫，寒气沉沉。已经就寝的嬷嬷们一个个从床上爬起来，穿着睡裙，趿着拖鞋，三两相伴地来到我房间安慰我。住在别的楼修道院的嬷嬷们不知怎么也知道了，不顾楼外寒冷，也过来看我，劝我。看看劝不住，她们又把住在湖边的医疗服务中心主席莫妮卡·汉斯修女找来。
    莫妮卡轻轻扶着我的肩膀，柔声细气地对我说：“亲爱的，别难过，你需要回家就跟我说。你需要钱买机票，我可以借给你……你是这么好的一个人，我相信你的父母一定也都是好人。上帝一定会保佑你们。”
    我摇摇头，无助地问：“上帝在哪儿啊？中国人受了那么多苦，也没有见上帝来帮助过我们！”
    她似乎受了一个不小的惊吓，但缓过神来仍轻声慢语地安慰我，并询问身边的修女们谁有电话簿，说她要查查飞机时刻表，帮我订最早一趟飞往北京的航班。可是，当时已是晚上十一点多钟，所有航空公司的售票处都早已下班了。
    看着在雪地里来往穿梭的修女们，我为自己的家事惊动大家感到不安。看到莫妮卡那赤裸的被冻红了的双脚和不贴身的宽大睡裙，我不忍心看着她和这些修女们再为我忙碌，转而故作轻松地说：“这次我们可以看看到底有没有上帝了。”
    莫妮卡宽厚地对我笑笑，说明天一早会再来看我，她要亲自帮我买票，并开车送我去机场。我推说还没想好，把她送出门外。
所有的人都走了。我冷静下来，猛地从床上跳起，挨个儿给我在美国的朋友们打电话，看谁能借钱帮我买张机票，同时打听西雅图最早飞往北京的航班。电话打了一大圈，最后总算有位公派常驻当地的西安来的朋友，答应用他的信用卡帮我买回京的机票。谢天谢地，我总算能回北京了！等我收拾好行李躺下时，天已经蒙蒙亮了。
    大约迷糊了个把小时，轻轻的敲门声叫醒了我。开门一看，是莫妮卡端着早点来看我。当她听说我的机票已经落实，行李也已收拾停当，正等着朋友开车来送我去机场时，惊讶不已地说：“喔，你真是个了不起的女人！我想你父亲一定也很了不起……”
    正说着，中国驻旧金山领事馆的一位官员打来了电话：“听说你需要帮忙，我们能为你做点儿什么？”他解释说，“对不起，昨天我们那位同志不了解情况，当时你也没提你的背景。”
    本已平静的心，顿时像打翻了五味瓶，不知是酸甜还是苦辣。我强捺着性子，对着话筒没好气地慢慢答道：“有这个必要吗？难道我们在国外的中国人，非得有背景才能得到自己政府的帮助？”
    他并未生气，问了我具体搭乘的飞机航班，接着说：“我马上给香港新华分社打电话，请他们接你转机。”这显然不是前一天晚上接电话的人。我还没来得及向他道谢，送我上机场的朋友就催我启程了。
    那时还没有从西雅图直飞北京的航班，所以必须搭乘经香港或东京的航班返回北京。考虑到万一飞机晚点，不能按时换乘下一班飞机，又不懂日语，我选择了经香港转机的航线。
    接下来是长达十七个小时的漫漫航程，也是我人生旅途中最难熬的一段路途。

這段真的要素過多.............

關於回到北京

回到北京，我才搞清父亲从发病到病逝的全过程。1987年三月下旬，父亲从南宁返京参加六届人大五次会议。许多人都知道了他在湖南生病的事，而且注意到他很消瘦。
    因得知一些本已脱贫的地区近期又有吃不上饭的情况，父亲心情一直不好。他常常郁郁寡欢地几天都不说什么话，不是闷着头看书，就是默默无言地在走廊里散步；每顿饭都只是随便扒上几口，算是对人们劝他注意身体的无声回答。
    1989年4月7日晚父亲有些不舒服，中央政治局的会议通知送来时，母亲劝他不要去了，大家也都希望他在家休息。可是父亲还是拔出笔来，一声不响地在会议通知单“到会”一栏里打了个钩。
    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是为即将召开的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讨论和通过《关于发展和改革中国教育的决定》做准备。这篇《决定》是由国家教育委员会起草的。因为前不久邓小平在接见乌干达总统时谈到“中国的最大失误在教育”，而且在此以前，他也曾多次谈到过类似的意见。
    4月8日上午差十五分钟九点，母亲看着父亲出门向开会地点国务院怀仁堂走去，心里隐隐有些不安。但她怎么也没有想到，父亲这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

關於不進八寶山

父亲去世不久，母亲告诉就善后事宜征求意见的中共中央办公厅：“耀邦生前曾经说过，青山处处埋忠骨，何必都进八宝山”的意向。
    第二天，各大报纸都披露了这一消息：“根据李昭同志的愿望，胡耀邦同志的骨灰将深葬在他亲手创建的江西共青城的绿林之中。”
    就这样，父亲归宿江西，又回到了他六十年前参加革命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