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倍之死：他的经济、外交、政治遗产，与日本的未来
「无论是否喜欢安倍，若要论之后日本的变与不变，仍须从日本人的角度出发。」
许仁硕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日前在助选时遭到枪击身亡。各界在表达哀悼之意以外，也极为关注此事将如何影响日本政局。然而，在华文世界，许多人以“抗中亲台”作为安倍的历史定位，并以此为主轴讨论日本往后的走向。但这就如日本多以“亲日”化约李登辉一样，若仅关注政治人物面向自己方的那一面，往往会忽略了其思想与实践的多重面向。
无论是否喜欢安倍，若要论之后日本的变与不变，仍须从日本人的角度出发，好好盘点这位战后日本任期最长的首相，究竟在日本留下了什么？
“安倍经济学”：日本人过得更好了吗？
安倍晋三在2012年重返政权时，记取了首次执政时的教训，放低了自身在历史与宪法议题上的声量，打出“安倍经济学”的口号，矢言要让日本脱离长年的通货紧缩。
日本自1990年代的泡沫经济崩坏以来，即便已经重整了金融秩序，但消费者已经养成了“节约”的习惯，对物价相当敏感。这导致企业长年不敢调涨商品售价，若成本提高，则以压低员工薪资，或是以“隐形涨价”，亦即减少商品份量或更改成分来因应。这让日本的生产与消费都陷入长期停滞，进而影响了企业获利与劳工薪资。再加上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以及日币大幅升值打击出口产业，更是雪上加霜，这成为了2013年“安倍经济学”备受期待的背景。
“安倍经济学”的“三支箭”：货币量化宽松、扩大财政支出、促进民间投资，已是耳熟能详。安倍立下“2年内通货膨胀2%”的目标，希望透过注入大量资金，促进企业投资，进而带动物价上涨，再令劳工薪资随著企业获利水涨船高，进一步刺激消费，形成良性循环。具体作为包括让日圆贬值、负利率政策、为企业减税、由日本银行（日本的中央银行）大量购入国债与指数股票型基金（ETF）、促进女性就业并引入外国技能实习生（实质移工）以解决缺工问题、调高消费税率、推动国际观光等等。
到了2015年，安倍提出了“2020年GDP600兆日圆”、“出生率1.8%”与“看护离职率归零”的安倍经济学“新三支箭”。除了持续执行旧“三支箭”政策，以整体经济指标为目标外，也修正路线，希望透过改善育儿及长照政策，降低民众对未能分配到企业获利的不满，以及对未来生计的不安，以促进消费。同时也回应了对安倍经济学“重市场、轻社福”的批评，让在野党不易在这点上做出明确政策区隔。
“安倍经济学”最明显的效果，就是日经指数从2012年的八千多点一路攀升，在2015年突破了2万点大关。而若先排除2020年疫情带来的波动，根据日本政府在2019年所发布的“安倍经济学”成果报告，日本在GDP、失业率、女性就业率、基本工资等方面，均较2012年为佳。特别是日本虽广受港台游客喜爱，但在国际上并非观光大国。在安倍的政策下，访日外国观光客从2012年的855万，跃升至2018年的3848万。这些成绩也是许多人肯定安倍经济政策的主要依据。
然而，虽然报告列出了多项指标成长，但几乎均未达到安倍原本订下的目标。被视为主要目标的“通货膨胀率2%”，除了2014年因消费税率自5%调涨为8%，而达到2.76%以外，全数都在1%以下。而2021年的名目GDP为544兆日圆，距离600兆还有相当的距离。而喊出“归零”的看护离职率从2012年的17%下降至2020年的14.9%，仍略高于全体劳工平均的14.2%。
虽然企业收益受惠于货币贬值、减税等优惠政策，但未来前景依旧保守。除了急速成长的观光业外，日本国内亦未出现适合投入大量资本的新兴产业，因此获利并未反映在进一步投资与加薪上。从消费者的角度而言，薪资成长停滞，对景气展望的不安依旧浓厚，加上二度调升消费税率，多数民众仍不得不勤俭持家。安倍经济学所期待的“货币宽松－企业获利－投资与薪资成长－消费成长－脱离通缩”的良性循环，实际上效果并不如预期。
此外，政府报告以比较2012年与2019年的日本为主，批评者则认为政府故意无视了日本与国际比较之下的相对停滞。2020年日本的人均名目GDP是39,890美元，韩国为31,954美元，台湾为28,054美元。但去年日本经济研究中心，以韩国年增率6%、台湾8.4%、日本2%试算，提出日本的人均GDP将于2027年被韩国超越、2028年被台湾超越的预测。报告中并指出日本成长缓慢的主因，是企业与政府在数位升级与产业转型上的落后，导致生产效率低落所致。
而在薪资方面，根据OECD的统计，OECD诸国年薪的平均值从2012年的45,700美元，成长至2019年的49,200美元（购买力平价）。同一期间内日本则仅从38,058美元微增至38,500美元，排名从第21名微降至第22名。而女性就业率虽然增加，但日本的性别工资差距指数虽从2012年的26.5下降至2019年的23.5，但仍高居世界前三，且与OECD平均（2012：13.6；2019：12.6）有相当大的差距。
除了对其成效的评价外，安倍经济学的在财政上的代价亦不容忽视。日本政府自1990年泡沫经济崩坏后，即高度依赖国债与借款维持财政，日本政府的债务总额在1990年为291兆日圆，在2012年为1131兆日圆，2019年则为1318兆日圆。因此安倍一面强调托育与长照政策，但为撙节财政支出，同时也持续延后年金给付年龄、调涨高龄者就医自付额、并两度调降生活保护费（对穷困民众的生活津贴）。
2019年日本金融厅在报告书中指出，除年金之外，每对夫妻应再自备2000万日圆，方足以养老，呼吁民众应及早积极投资理财。这引发了“何不食肉糜”的大量批评，也反映了日本民众对未来生活的不安。
简言之，“安倍经济学”是否成功，其实端看以何种角度评价。正如官方主张，企业获利、就业率、股价指数与观光业等确实显著成长。但即便是在2015年的“新三支箭”之后，经济成长仍未充分惠及一般劳工，与国际比较下更显停滞。至于经济弱势者的生活，则因政府补助减少而变得更苦了。2020年的疫情与2022年的通膨（通胀）虽然无法归咎于安倍，但对多数的日本民众而言更是雪上加霜。
另一个重大问题是，安倍经济学带来的货币宽松政策，以及由日本银行与公共年金基金（GPIF）对股市的多年挹注，是否应该退场，又在何时、如何退场。2021年日银持有的ETF资产总额为52兆日圆，GPIF则持有49兆日圆。在日本经济的基本面迟迟未有明显改善之下，一旦政府资金开始退场，该如何消化市场卖压，将相当困难。而若因股市下跌而造成巨额亏损，亦可能损及日银与GPIF，甚至年金制度的信用与稳定。
“安倍经济学”原本应是针对日本经济衰退的“强心针”，在景气复苏，产业体质强健后就功成身退。结果在持续了近十年后，仍然未能达到预期的效果，以至于安倍在辞职后，仍坚持经济政策应该延续。在本次参议院选举之前，于自民党政权内部，就出现了应重视财政纪律与民众生计，进而修正经济政策的声浪。当时安倍亲自出马，压下了党内的批判，最后岸田首相也宣称会依循安倍经济学路线。
然而，在参议院选后，岸田首相接受媒体专访，谈到今后的经济政策，媒体仍是以“失落的‘三十’年”下标，岸田首相也承认股价虽高，但一般劳工并未雨露均沾。显然安倍经济学的这十年，在日本人眼中，仍未让日本走出1990年泡沫经济崩坏后的失落。而在安倍逝世后，选后党内的经济政策是否会有所变化，明年新任日本银行总裁的人选，将是重要的观察重点。
“俯瞰地球仪的外交”：日本将航向何方？
华文世界对安倍的激烈反应，也环绕著其“亲台港抗中国”这点展开，随著论者立场不同，或痛悔忧心，或额手称庆。就台湾而言，安倍在从政期间与台湾政界建立深厚情谊，光是近期就在疫苗援助与凤梨输日上相助，也令长期在国际上受到孤立的台湾民众备感温暖。
但安倍的外交路线，并非仅有“亲台”而已，也无法以“抗中”来概括。作为日本首相的安倍，多年来执行的是“俯瞰地球仪的外交”。
安倍在2012年竞选时的知名口号为“拿回日本”（日本を、取り戻す），一般认为是为了唤起经历过高度成长期以及泡沫经济时期选民的怀旧情绪，批评者则认为是要让战前的军国主义复辟，安倍本人则曾表示“是要让日本人亲手，从战后历史中，把日本国拿回来”。
此一思想也体现在安倍的外交路线上，他希望日本不仅仅是紧跟美国，而是要在世界上有自主的外交议程与空间。他一方面推动修宪与安保法案，希望增加自卫队的正当性与活动空间，以增加日本的外交筹码。另一方面则利用日本的缓冲国地位，著力于首脑外交，在各国间力求平衡，从中取得他心目中日本的最佳外交利益。
安倍外交中最为人所知的，是由日美印澳组成的“四方安全对话”（QUAD），以及更广泛的“印太构想”。安倍在2013年上任首相之后，首次外访就选择了越南、泰国与印尼，表达对东协（ASEAN）各国的重视，并提倡“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而安倍在2007年第一次执政时就提出的“QUAD”，多年来由于印度不结盟的外交传统，以及日、美、澳各国在不同时期的政党轮替及外交政策转换，四国始终难以稳定地维持合作。一直到2019年，“QUAD”四国才首次招开了外长会议，此后除了军事与外交之外，也预期将深化基础建设、资讯安全等面向的合作，并扩及整个印太地区。
从“QUAD”与“印太构想”形成的历程来看，安倍并非仅在对美关系之下考虑外交，而是充分发挥了日本的自主性，先于美国提出了上述构想。而在推动上，也善用了日本同时作为美国盟邦与亚洲国家的优势，不少亚洲国家比起美国，对日本较无戒心。
但另一方面，安倍在首相任内，也同时著力于改善与俄中的关系。在俄国方面，日俄间在二战后遗留下所谓“北方领土”问题，亦即俄国在二战末期占领了北海道东端的四座岛屿，并在战后拒绝归还。也因领土问题悬而未决，两国间虽于1956年签署日苏和平宣言宣告终战，但至今仍未缔结和平条约。
为了解决领土问题，安倍任内与普丁（普京）直接会谈27次，甚至招待普丁到老家泡温泉，表示两人间的情谊深厚。在亲善气氛下，日本与俄国间展开了许多经济合作，例如合作开采石油与天然气的“库页岛计划”，日本政府与企业在“库页1号”出资30%，“库页2号”出资22.5%，所产出的石油与天然气，也以日本为主要输出市场。
而在中国方面，2013年安倍上台时，面临的是因为钓鱼台国有化问题，中国各地爆发反日游行，甚至出现打砸日货、日商的场面，两国关系降至冰点。而安倍在上任之后，也因参拜靖国神社遭受批评，任内再也未前往参拜。日中关系在安倍的经营之下不断升温，终于在2018年，以庆祝日中友好和平条约缔约40周年为名，安倍访问中国并会见习近平，并正式邀请习近平访日。
而在2020年初肺炎疫情开始传播时，日本却迟迟不封关，一般认为安倍担心封关会造成习近平访日生变，是主要原因之一。除此之外，日本各级政府与民间团体，也都大举捐赠口罩等抗疫物资给中国的姐妹城市或友好团体，显示出日中在各个层级之间，都累积了大量交流经验与人脉。
站在习近平的角度来看，反日民族主义与历史问题，在促使中国国内团结爱国时固然相当有效，但却极少成为中国外交的主要议程。这只要与韩国一比，就相当清楚。透过倡导一带一路与亚投行，希望领导国际秩序的中国，在国内外都欢迎日本的投资与合作，同时也期待可以透过拉拢日本，来牵制美国。而正如安倍对访中的重视，习近平若能访日，亦是作为中国领导人重要的外交里程碑。
回顾日中间的互相投资确实相当活络，例如日本软银集团（Soft Bank）是阿里巴巴的最大股东，集团旗下的愿景基金也投资滴滴等中国企业。另一方面，美的集团收购了东芝的家电部门，腾讯则投资了日本角川书店与乐天集团。而在安倍的经济政策当中，人口众多的中国，是移工、留学生与外国观光客的重要来源。
日本曾经在天安门事件爆发后，率先游说各国放松对中制裁，被中国锁定为突破国际制裁的破口。对如俄国与中国一般的威权国家而言，身在所谓民主阵营，但既不提倡人权价值，又随时伺机左右逢源的日本，是值得也能够利诱的对象。日本也相当清楚自身价值所在，并巧妙地一面透过外交言论表态，站稳民主阵营的立场，也让各国民主派人士抱持期待；但另一面又几乎不真的进行制裁，持续等待威权阵营前来谈生意。
就近年的例子而言，俄军进占克里米亚后，安倍依旧出席索契冬奥力挺普丁；在缅甸政变之后，日本政府则主张为了维持与缅甸军方的沟通管道，而拒绝制裁；在新疆集中营爆发后，知名日本企业Uniqlo始终坚持在中美间保持中立，拒绝抵制新疆棉花；而当香港反送中遭到镇压，日本亦有国会议员提出应制定日本版马格尼茨基法案，以制裁严重侵害人权的外国人士，但执政党虽表示支持，但实质上毫无进度。
当然各国均非省油的灯，日本再会打算盘，也不可能稳赚不赔。例如与普丁的领土谈判，到最后都是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而长期押宝中国网路企业的软银集团，受到近年中国政府整顿阿里巴巴等大企业的影响，也摔了重重一跤。而日本愿意赔偿战前的中国征用工，但却要求企业不得遵循韩国的法院判决赔偿韩国人。日韩历史问题相当复杂，在此无法细说，但不得不说安倍对殖民历史问题的执著，是让联盟缺了重要一角的原因之一。
但即便是讲究平衡与实利的日本，在中国于南海填海建设军事基地、以海警与渔船进逼钓鱼台、并持续威胁武力犯台之下，多年来松散的“QUAD”与“印太构想”，也开始明确地摆出与中国对峙的姿态。而当俄罗斯全面进攻乌克兰时，安倍也对曾裸裎相见的“挚友”普丁束手无策，并未阻止日本政府加入制裁俄罗斯。
作为对日本外交路线的反制，俄中近日开始以军舰与军机绕行日本，再加上中国舆论对安倍逝世的幸灾乐祸，可以想见只会令日本民众更加反感。这样的变化与其说是日本更加重视“民主价值”，不如说是俄中刮起的北风太过凛冽，令日本失去了转圜空间，至少在目前找不到交易的余地，但不代表未来不会有改变。
然而，不谈价值，讲究实利的日本外交，固然让日本政府在交涉上多了谈判空间，但对外交也有负面影响。例如在以外国人民为诉求对象的“公共外交”（Public Diplomacy）领域，日本向来主打动漫、传统艺术等文化软实力，也卓有成效。但庆应大学的渡边靖教授在“外交”杂志的一篇文章指出，一个国家对外国民众的吸引力除了来自文化特殊性外，对于人权、自由、永续发展等“普世价值”的共鸣也是很重要的一环。
但日本即便承办了奥运这般国际盛典，对价值的倡议却始终付之阙如。渡边教授举例，当日本在国际会议上被问到“东京奥运要彰显什么价值？跟北京奥运有什么不一样？”时，却给不出明确的答案。若日本今后要在民主阵营中担任要角，不仅是建立经贸与国防的同盟，如何具体改善国内民主与人权环境，并积极对国际发声，让“民主阵营”名实相符，而不只是划分敌我的便宜标签，还有很大的努力空间。
“安倍政治”：公民自由的倒退
渡边教授指出的日本公共外交课题，其实也象征了安倍最受批评的一点，那就是所谓的“安倍政治”，造成了日本公民自由的严重倒退。根据无国界记者公布的2022年全球自由新闻指数，日本排名第71，为G7中最低。在东亚中台湾为38，韩国则为43。而在民主党执政的2010年，日本则排名世界第11。但安倍对于持续衰退的新闻自由，在国会答询时只表示“日本宪法已充分保障新闻自由”。
而造成日本新闻自由低落的理由，则是企业与政府造成记者严重的自我审查，特别是媒体普遍感受到来自政府的压力。例如日本独有的“记者俱乐部”制度，规定只有加入俱乐部的媒体，才能够参加各部会的记者会。记者们为了担心被排除，在采访与提问时都会避免与政府发生冲突，甚至提问尖锐的记者，会遭到同业的排挤。而在安倍任内，所有记者会的提问都经过事前筛选，由幕僚准备好让安倍念稿回答，也不能追问。这也是日本人听说台湾的防疫记者会可以“问到饱”，感到不可思议的原因。
2016年，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特别报告员大卫凯伊（David Kaye）教授赴日访查日本的新闻自由。在2017年发表的报告书中，除了批判前述的记者俱乐部外，还指出日本政府经常向媒体施压，要求修改批判政府的报导内容，甚至更换主播或评论者，特别著重福岛核灾与慰安妇等历史议题。此外，在安倍任内成立的“共谋罪”与“特定秘密保护法”，前者对“共谋”的定义过于模糊，后者则有浮滥指定的可能，都将造成消息来源的寒蝉效应，危及新闻自由。
而对于这份报告书，日本出席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冈庭建大使则当场反驳：“日本宪法已经充分保障言论自由，日本政府向来著力于保护民主自由。”而在2019年，大卫凯伊教授在人权理事会上报告时表示，日本政府几乎没有就2017年报告书中的建议进行改善，而这次日本政府则不予置评。
而在今年，公安警察（政治警察）出身，长年担任安倍政权情治首长，被视为其左右手的北村滋，在退休后转任日本电视控股公司的监事。这仅是一份高阶公务员退休后的肥缺，还是另有任务，也引发揣测。
在日本媒体“一片和谐”的背后，安倍任内则是弊案缠身，例如2017年关说图利特定私校的“森友学园”（将国有地以市价一成卖给该校）与“加计学园”（特别许可该校设立兽医系）案、2019年被发现连年使用公家预算，违法招待支持者饮宴的“赏樱会”、2020年在疫情期间花费466亿日圆公帑，向空壳公司采购无效但昂贵的布口罩发给全民，通称“安倍口罩”事件等等。
这些案件都有相当明确的证据：在“森友学园”案中被命令窜改公文书以隐蔽安倍涉入的公务员赤木俊夫，留下抗议遗书之后自杀身亡。其遗孀对媒体公开遗书后，提起国家赔偿诉讼，要求法院查明真相。但就在部分命令赤木窜改公文书的信件在法庭上被公开后，政府在去年突然转而认诺，支付了一亿日圆的赔偿，就此终结诉讼。
而在“加计学园”案中，文部科学省（相当于教育部）先表示经过内部调查，并无相关文件。但其后文科省的前事务次官（事务官的最高职位）前川喜平，出面公开证实在本案受到来自总理的施压，在追查后发现确有相关会议记录。但前川本人在出面作证后，旋即被爆料涉及买春，最后又发现该买春报导是乌龙一场。
在这些弊案中，安倍本人最终都能全身而退，除了媒体未能持续追查外，一般认为担任东京高检署检察长的黑川弘务力挺安倍，也是重要的因素。安倍甚至在2020年特意修法，要让本应届龄退休的黑川，能当上检察总长。最后引发网路舆论反弹下，黑川又被爆料在防疫期间仍与记者打麻将赌钱，就因此引咎辞职，修法也就不了了之。
另外比新闻自由还要低落的，是由世界经济论坛所统计的性别差距指数，日本在2021年仅排名世界第120，在亚洲还低于韩国（102）与中国（107）。而日本排名低落的主因，是在政治领域的极端性别不平等。目前日本的众议院议员与内阁阁员的女性比例，均不及10％，亦从未出现过女性总理。
即便在2018年通过了“男女参政促进法”，要求各政党在提名时要尽量顾及性别比例。但在2021年的众议院选举中，自民党仅提名9.8%的女性候选人，执政联盟的公明党则为7.5%，各在野党则在两到三成左右，显然执政党并无促进女性参政的意愿。
在缺乏女性参政的情况下，日本至今仍维持全球罕见的“夫妻强制同姓”制度，在实际上几乎都是由女方改为男方的姓氏。而同性婚姻以及针对LGBT的反歧视法等与性别平权相关的法律，也迟迟无法进入日本的国会议程。实际上即便在自民党内部，也有许多议员对性别议题持较开放态度。但以安倍为首的政治势力，包括许多支持自民党的宗教团体，以守护日本传统家庭价值之名，仍旧将反对性别平权，作为主要的政治纲领。
在安倍所涉及的案件中，司法、媒体与政治间是否有更深的内幕，在当事人已逝的今日，或许是难有解明的一天了。但他留下的“安倍政治”，是持续倒退的言论自由、失去中立性的事务官僚与检察体系、以及遥遥无期的性别平权。这些均非倾向特定政党的主张，而是支撑健全民主体制的必要基础。对在意这些价值的人们而言，安倍在外交上越是以“民主、自由与人权的捍卫者”自居，对照日本国内的“安倍政治”，就越显得讽刺。
“伟大领袖”是一面照出歧异的镜子
要评论一位像安倍一样的资深政治家，其实并不容易。因为他们的所作所为，往往具备深远的层次与复杂的面向，又经常随著时势而变化，再加上台面下一定有许多不为人知的内幕与考量。这篇文章所能论及的，也不过是其中一个切面罢了。
但正如安倍逝世激起的各方反应，当我们在谈论安倍，或是任何一位“伟大领袖”时，往往也是在谈论我们自己。许多台湾人对安倍的感念，来自于面对中国武力威胁的焦虑，因此安倍的雪中送炭，格外让人心暖；而期待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人们，则视安倍所留下的外交布局为眼中钉。在日本有著许多受惠于安倍，或是认同安倍理念的人，流著泪怀念他是如何地和蔼可亲又高瞻远瞩；但同时也有许多人，因为所在意的价值或人们遭到践踏，对“安倍政治”感到深深的忧心与愤怒。
安倍已经过世了，但谈论他的人们还要继续走下去。当我们发现其他人对安倍，或是任何一位“伟大领袖”与自己有不同评价时，那并不一定代表你们之中有谁是对的或错的，而或许是显示出了你们在处境或是价值上的不同。也正是因此，对“伟大领袖”──或者说是历史──的完整记录与自由讨论，是如此的重要。如果我们能因此更理解彼此的歧异从何而来，察觉到自己的盲点，进而开启更深入的对话的话，才能向著共同的未来，更往前一步。那多半是艰难的一步，但却是重要的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