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进入地下铁”：过去十年，莫斯科如何成为高科技监控城市？
「能获得巨量公民数据，而且还能分析数据﹑预测未来，就是攀上克里姆林宫技术官僚晋升阶梯之道。」
【编者按】人脸识别不止在中俄等威权国家蓬勃发展，即使在民主社会，这种技术还是引起了许多关于私隐﹑人权的争议，而且社会对个体的保障似乎远没有科技发展那么迅速。端传媒九月将刊出一系列专题报道，探讨中国和俄罗斯成为监控社会之路。这篇文章是系列的第二篇，请按此阅读第一篇：人脸识别到底是甚么？演算法是不是无所不能？请持续留意端传媒报道。
在九十多年前开始运作的莫斯科地铁在2021年年底推出了“Face Pay”系统：市民坐地铁再不用买票，甚至也不必用智能手机或信用卡来拍卡入闸。只要事先将自己的脸连上信用卡，那么在莫斯科地铁的二百多个车站，只要用两三秒照一照脸就可以迅速入闸。莫斯科运输局副局长夸下海口，指对于世上任何地方的乘客而言，配备了一流人脸识别演算法的Face Pay都是首屈一指的系统。当然，俄罗斯很多关注数字私隐的组织都觉得“方便”只是借口，当局的意图始终还是安装大量摄像头，以便监控莫斯科这个有近一千二百万人口的巨型都市。
2022年6月12日，俄罗斯全国都在庆祝国庆日（ “俄罗斯日 ”）－－即俄罗斯从苏联独立出来的日子。当日全国有67人被警察无故拘留，其中超过一半的人，即43名莫斯科人，就是被地铁站的摄像头拍到，再被人脸识别系统“认”出来的。其中一个被认出来，然后被警察拘留的人，是科普作家和记者卡赞采娃（Asya Kazantseva）。她在没有被起诉的情况下在警察局关押了两个小时，而且警察也没跟她解释为甚么要拘留她。警察逼卡赞采娃写下口供，她这么写了：“我被警告了，说以前曾被拘留过的人，不应该在俄罗斯日进入地铁站。”
过去十年，在64岁，自2010年起担任莫斯科市长的索比亚宁（Sergei Sobyanin）的严格控制下，俄罗斯的首都变成了世界上监控技术最先进的地方之一。在今日的莫斯科，世界顶尖的，突破性的监控系统技术除了用来控制交通、抓捕罪犯之外，还用来监视批评克里姆林宫的异见者。现在莫斯科的17万个天眼镜头和人脸识别系统都已运作成熟；在COVID-19疫情期间，莫斯科就在用这个系统来抓违反防疫规定的人。在疫情初期的2020年，索比亚宁就示范过如何追踪自中国回国的俄罗斯人。
俄罗斯在2022年2月入侵乌克兰后，国内所有异议声音基本上都被打压了。莫斯科跟全国其他地方一样，逮捕了大多数反战分子。根据《经济学人》的报道，开战不过两星期，全国就抓捕了一万五千名进行反战活动的俄罗斯人。而在莫斯科地铁系统中大量使用的面部识别程序“Sphere”，就容许警方监察像卡赞采娃这样的，被认为有可能在未来进行反战抗议活动的普通莫斯科人。在之前的5月9日胜利日（俄罗斯庆祝苏联击败德国纳粹的周年纪念日），为了压制反战情绪，莫斯科警方已经连续两天拘留了几十个人：不作起诉，也不给任何解释。而在8月22日庆祝的“旗帜日”，警方利用面部识别技术，拘留了近30名此前参与过反战抗议的莫斯科人。
随着俄罗斯从国际舞台上退缩并加大对反战的俄罗斯人的政治压力，参加反战抗议活动的代价已经大大增加。因为严密的政治监控，跟踪和识别政治异见者变得愈来愈容易，所以即使是匿名的、谨慎的异见形式也不再安全。这样一来，即使那些没有被当场拘留的人，几天后也可能在家里被捕。
要用面部识别和监视跟踪这样的战术，就需要维持大量基础设施。俄罗斯是每千人占摄像头数量第三多的国家，仅次于美国和中国。虽然安装的摄像头有三分之一以上属于国家，但俄罗斯当局仍在积极发展监控能力，而莫斯科在这方面处于领先地位。而俄罗斯的首都是如何成为一个监控中心的？监控如何被使用和滥用的？而在乌克兰战争中，西方的制裁打击了莫斯科的监控系统，莫斯科的未来是什么？
谁控制了数据？
莫斯科在过去十年成为高科技监控城市，主要的推手就是自2010年始任市长的索比亚宁。
2010年9月28日，当时的总统梅德韦杰夫（Dmitry Medvedev）突然以“失去信任”为由，解雇了在三任总统手下工作了十八年的莫斯科第二任市长卢日科夫（Yury Luzhkov），而52岁的索比亚宁在一个月后被任命为新市长。索比亚宁曾是克里姆林宫的参谋长，主要在西伯利亚和乌拉尔（Ural）工作，跟俄罗斯的首都没有任何关系；所以梅德韦杰夫在解雇卢日科夫之后再任命他，被许多人认为是克里姆林宫试图对莫斯科加强控制的手段。也由于他在被任命之前完全不为莫斯科人所识，索比亚宁在首都的民望很低，媒体和莫斯科人对这个人也有点看不透。一方面，批评者将他描述为“千人一面的官僚”，而其他人则希望他能比卢日科夫更有魄力一点。
这两种预期，索比亚宁似乎都满足到了。早期，索比亚宁的团队启动了大规模的改革：大举改造市中心，将公共图书馆和医院数码化，解决交通问题，又大幅改进了莫斯科的监控系统。尤其在监控方面，跟卢日科夫时期相比，的确是迈进了一大步：在卢日科夫执政期间，莫斯科对120个群众集会场都有进行录影监控，但那是躁讯很多的黑白颗粒录像监控。又因为录像的存储系统是分散的，警察要从录像中找人的话，必须做出相当大的努力才能找到所需的存储中心，然后要求提供录像。而每台摄像机的安装和维护费用，都算在市政府的帐上。在索比亚宁上台后的2011年，莫斯科当局转向服务模式，将摄像机安装和维护外包给电信供应商。城市监控部门指，现在市政府只需要支付五天的视频存储费用，将监控成本降低了40%。
索比亚宁也改善了视频存储系统。2012年，索比亚宁建立了“统一数据存储和处理中心”（UCDC）。该中心不仅能向警方提供所需录像，还能向任何提出要求的公职人员提供实时的视频访问权限。到2017年，大约有6000名安全服务人员获得了这种实时访问权。而控制并集中了数据存储的不只是莫斯科。在国家层面上，新当选的国家议会杜马在2016年推出了一项法律，迫使所有网络公司将俄罗斯人的数据存储在当局有权限的服务器上。安全部门可以通过法院命令来获得这些数据。
同时，这项新法迫使所有主要网络公司（例如拥有Vkontakte，即“俄罗斯Facebook”的VK公司）在当局可以访问的服务器上存储俄罗斯人的数据。这些数据包括用户的假名、出生日期、家庭住址、姓名和父亲名字、护照数据、用户的短信和他们的亲属姓名。这些数据会在网络公司的服务器上至少保存一年，而该法案指，为了“打击恐怖主义”，网络企业应该要向安全部门提供这些数据。这也证明莫斯科和联邦当局在隐私和国家监控方面的立场是一致的。
最重要的是，以克里姆林宫的政治脉结，索比亚宁大举发展科技，并将数据监控做到世界顶尖，也大大支持了他本人的仕途。有研究俄罗斯的学者就指出，在俄罗斯，资源的分配很多时候取决于官员能够为政权消除多少威胁。于是，获得巨量公民数据﹑而且能分析数据﹑预测未来，绝对是索比亚宁本人的政治资产。在COVID-19期间，由索比亚宁牵头现代化的种种监控措施，就令他成为了俄罗斯的抗疫“明星”。
而Carnegie的研究亦指，相对于那些炫耀个人政治野心，充满个人特色的政治人物，普京更喜欢能压下自己的野心，实际解决问题的技术官僚。而索比亚宁的前任，被克里姆林宫弃掉的卢日科夫，就以率直甚至有点张扬闻名，个人特色也很强烈：他永远顶著一顶鸭舌帽，是俄罗斯工人阶级的象征。而索比亚宁则不苟言笑，永远都是一袭的深色西装，经常问“数据说了甚么”，跟卢日科夫形成强烈对比。这份报告也指出，现任国防部长绍伊古（Seigei Shoigu）﹑外交部长拉夫罗夫（Sergey Lavrov）﹑副总理别洛乌索夫（Andrey Belousov）等掌握俄罗斯政经大权的官员，跟索比亚宁一样都是俄罗斯顶级的技术官僚，都是凭著专业攀上俄罗斯最高权力的位置的。对于普京而言，他们远比像卢日科夫这样的政治人物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