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打压、解散、重组——香港的大学学生会能看到未来学运的曙光吗？
「“学生会不等于学生运动。所以要问的，不是学生会可以做什么，而是学生运动可以做甚么。”」
特约撰稿人 王纪尧、叶家润 发自新加坡
港区国安法落实，社会运动消亡，连带让积极参与其中的香港各大学学生会从兴转衰——香港理工大学学生会被逼改名；城市大学学生会会室迁到工厂区；因中文大学学生会解散，旗下的《中大学生报》改名为《大学社区报》；岭南大学校长开腔指学生会认受性不足收回场地......八大院校中，有四间校方曾表明拒绝承认学生会；六间院校收回学生会会室和民主墙等空间。
“长远而言，我都不知道应该如何处理。”城市大学学生会被逼搬迁，外务副会长何卓朗无奈看着堆满物资的会室，非常苦恼。“学校Wi-fi、厕所等问题，以前都很容易察觉到，现在根本不知道学校发生甚么事情。”失去有形的空间，无形的关系都悄然消失，“以前在学校我们有属于自己的房间，大部分讨论都会在那里发生。现在会室很偏僻，也没有以前那么舒服，没有家的感觉。”
在一片愁云惨雾下，中大传来有望重组的消息 。九间书院学生代表成立重组学生会架构工作小组，召集人罗竣彦说：“社会上很多公民团体都消失了，我有身位（位置）去重组学生团体时，更加珍惜这个机会。 ”
时光倒流，过去各个大专院校学生会积极参与社会及政治事务，甚至是香港本土历史中社会运动重要的组成部分。即使走过多少社会动荡不安的岁月，校方和学生会关系也从未如此割裂，有“老鬼”（已毕业的前干事会成员）向端传媒表示，这和香港的命运一脉相承。在撕破虚假面具后，校园内一直存在的权力失衡真象就表露无遗。
到底校方和学生会之间的关系如何走到分裂的局面？曾承载着几代人的理想公民社会实验所，如今何去何从？在强权掌政的社会现实下，学生会存在的意义又是甚么？
校园外的学生会，空荡荡的会室
约一千多呎的工厂大厦单位，天花板上整齐的白色光管不足以把所有地方都照亮，暗角都堆满杂物。 单位内有几个铁架，放了三十多个挤到胀起的“红白蓝”大袋（大型尼龙袋）和叠起来的水桶，全是学生会旗下学会的活动物资。城市大学学生会外务副会长何卓朗环顾四周说：“铁架都是我们刚搬过来的时候，庄员（干事会成员）自己一手一脚砌成的”。
城大学生会会长楼仔接话：“做了两年SU庄（Student Union，学生会干事会），学校的政策令学生会从兴转衰，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悲伤，我始终都会把这里当作我的家。”
今年7月，城大收到学生发展处的通知，正式收回学生会所有场地，并仅给予7日期限迁出会址。旗下的五大中央组织，包括干事会、评议会、仲裁委员会、编辑委员会和城市广播的会室，都挤在这工厂单位内。 然而访问当天，这个会室却空无一人。
“如果校内会室还在，大家会活跃很多，至少有其他学生在。”何卓朗说，这情况下要像从前一样去凝聚学生很难。“一个普通校政关注组，它的雏形都是要一班学生去聚在一起，若果没有办法动员或去团结一班人，是不会有这一些类似公民力量的东西存在。”
学生会迁离校园后不久，校方便向学生会属下的学会招手。城市大学学生发展处学会发集体电邮，邀请学会在处方下登记。城市大学的舞蹈学会、兽医学会等都已在校方名义下登记。
一场无声角力展开。学生会同时向属下学会发放消息，假如学会在学生发展处下登记学会，学生会将考虑不提供任何资源上的协助。 同时，校方也冷处理学生会的场地申请。学生会暑假时多次联络校方，希望校方就新生注册日传统迎新活动“木人巷”提供场地，但一直未获回复，最后唯有采用“网上木人巷”形式供新生报名，并将学生会年费降低约4成，希望能吸引更多新生加入。
与城市大学的情况相若，2022年4月，理工大学终止承认理大学生会，勒令学生会须即时停用包括“香港理工大学”字眼的组织名称，并要求学生会旗下所有组织要在7月15日或之前迁出理大校园范园。理工大学学生会改名为“红砖社”。
解散后再重组，是妥协吗？
各大学生会自2021年初开始，正面对来自校方和警方的打压，至今一直处于低气压，然而，今年中大学生会干事会出现重组希望。各书院学生代表遂成立重组学生会工作小组，并于7月为工作小组成立工作平台。中大回复《明报》查询指，校方乐见有学生代表成立跨书院学生组织，期望与他们开展具建设性的对话和合作，并成立一个有广泛代表性的组织，按相关条例注册和依据获通过之会章运作的学生组织。
原于2021年年初上任的中大学生会的内阁“朔夜”，被中大校方指言论涉嫌违反港区国安法，遂被禁止担任校内学生委员职务、停止代收会费，以及停止提供场地等。伍宜孙学生会评议会主席兼工作小组召集人叶子骏忆述，当时大家心情沉重，“到底要继续抗争到底，还是人无事比较重要？”那种恐惧与迷惘让他至今难以忘怀。最后，“朔夜”上任不足一天，就向中大学生会代表会请辞。
中大学生会在同年10月发表公开信，对外宣布解散。其后有学生向中大学生会司法委员会提出司法覆核，原讼庭于11月7日裁定中大学生会代表会或学生会联席会议“解散学生会”之宣告违宪并无效，联席会议应该重启学生会职务。
虽然司法覆核结果出炉，但架构依然人去楼空。
叶子骏坦言， 自己有参与解散学生会的决定。他尴尬地说： “我觉得我有份打烂（破坏）的东西，要把他再重建起来。”罗竣彦在旁打趣哼起歌来：“点解要走去破坏，CU已经烂晒，我地乜都输晒......”两人忍俊不禁。
（编按︰歌词改编自建制派立法会议员梁美芬在个人社交平台发布批评反修例运动的音乐影片《点解要揽炒》）
谈到失去中大学生会的日子，他们又再严肃起来。叶子骏说，“没有学生会后，中大安静了许多。同学的归属感也弱了。”
罗竣彦对于这种归属感有另一番感受。他本已被浸大新闻系录取，但因认识不少中大的朋友，让他决定放弃学位，重考文凭试后，成功考入中大。然而，他入学数个月后，中大学生会就正式解散。中大不再一样，但他说：“既然我现在有身位（位置）可以让它（学生会）重生，都想出一分力。”
过去解散的中大学生会中最高立法机关又名“代表会”，当中代表有三种。第一种是当然代表，即是九间书院的学生会干事会及代表会，或同等立法机构首长；第二种是民选代表，根据书院的人数多少决定席位数量，再一人一票选出代表；第三种就是委任代表，即当前两种方法未能产生足够人数参与，就由代表会或同等立法机构去委任。代表会举办选举选出中大学生会干事会、中大学生报、校园电台。
罗竣彦说，没有中央机构，学生需要面对不少问题：“尤其学会要重新适应首次出现的额外行政工作，例如所有学会都需要在会章的‘香港中文大学学生会XX系会’改名成‘香港中文大学XX会’，要不停开会、投票再通过会章修订等。 ”
他解释，学校有各种委员，包括中央事务委员、交通事务委院会等，其中教务会议就是中大学生可以参与到最高层面的委员会，会议内容包括大学通识课程的更改、其他委员会报告以及中文大学（深圳）的课程内容等。在这些会议中，学生的票数虽然不及校方，但他认为“至少可以为同学的需要发声”。“我用学生会的身分去做一份问卷，大家填回来，我有（调查）数字，都至少有反映学生意见。”
例如，2022年6月底，承载着中大师生回忆的李卓敏基本医学大楼小食店“Med can”结业，餐厅要再投标遴选，本来经由学生会协助选出膳食委员会中的学生代表，现在只能由校方委任，并没有民意基础的“学生代表”在席。罗慨叹，现在完全没有投标的消息，“就算不谈政治，也要吃饭。”
开学后，工作小组密锣紧鼓地展开宣传工作。两位召集人指，校方与他们多次沟通会章内同，表明会在12月召开校董会审视会章。过了校方高层一关，再通过全民投票，中大学生会就可以申请社团注册，逐渐恢复旧日的工作。校方沟通的过程中或需作出妥协，例如需要独立注册，也需要按校方要求包括本地及非本地研究生在学生会架构内，但仍会尽力权衡，“如果全民投票都通过，这是大家的集体意愿。”
罗竣彦解释，校方颇为乐见中大学生会重组，源于最初中大高层觉得需给予学生会压力，但意想不到引来解散的结果，“校方不想做千古罪人，而实际上学生会在行政架构上的确有其作用。例如没有学生会之后，（校方）学生事务的工作量变相增加了许多。”
不过，在报导刊出前一天，两人忙着今年改由“联书院学生会平台小组”筹办的艺墟之际，校方早上派员到场，指忧虑舞台背景板上的民主女神像标志会“引来外界不详揣测”，要求把其遮盖，大会亦因应要求将标志上的标志用黑胶带覆盖。
中大回复《独立媒体》查询时称，艺墟舞台背景设计其中一个标志不属于中大地标，亦含政治元素，与活动不相关；鉴于大学校园是一个传播知识、进行学术和研究的地方，应紧守政治中立的原则，故校方要求主办单位将该不合宜的标志遮盖。
从时政到福利，这是学生会的未来？
浸会大学学生会是在打压潮下幸存的一员，连同科技大学、岭南大学、城市大学至今仍获校方承认。虽然浸大校方于2021年7月宣布新学年不再为学生会收会费，但比较幸运的是，浸大学生会的会室得以保留下来，为仅留在校园内的两间大学学生会之一。
开学前一个月，家住南区的浸大学生会署理会长郭朗峰每天花3小时来回九龙塘校园，与副会长Oscar马不停蹄准备新生注册日——联络属会、安排摊位位置、场地布置。这段时间，他们每天只睡4、5个小时，睡醒后便回校筹备。
以往新生注册日由校方的学生事务处与学生会合办，安排新生在开学前回校办理学生证，而不同属会会于注册日摆摊位，以宣传学会、迎新营和招揽会员。自疫情爆发后，注册日便停办；今年浸大校方再以防疫理由拒绝举办。于是，郭朗峰和4位学生会成员决定，在开学前两周自行主办一连两天的新生注册日。
“我希望告诉同学，浸大学生会还未死。”略带倦态的郭朗峰坐在学生会的摊档说。他希望把握新生注册日的机会，宣传学生会并招揽新会员。在新生注册日这两天，他们增收600位会员，占新生人数一半。
自校方不再代收会费后，学生会的财政变得紧绌，由以往约1.2万名会员大减至1000多名，每年收入减少约100万港币。因此，学生会不得不放弃举办大学迎新营、“千人宴”等大型活动，削弱学生会组织学生的功能。这600位新会员总算填补了一些学生会收入。
对郭朗峰来说，更重要是学生会在这两天能被同学看见，提供福利成了他们最主要的策略，“福利是连系学生的桥梁，吸引他们留意学生会，继而唤醒同学关注校政或者其他议题，建立动员能力。”除着力经营售卖平价货品的福利合作社外，他们亦计划寄卖独立书店的书本，引入更多类型的货品，亦希望举办电影放映会、漂书活动，和派发社区报等，组织一个“浸大人”社区，让同学在校园的空间里“围炉”（聚在一起）。
然而，面对校园内的政治空间被逐步缩窄，郭朗峰也不时思考，“究竟（校方的）红线在哪里，尤其是政治表态上。”关于政治表态的帖文，他们会份外谨慎。2022年6月，他们在社交媒体发文回顾反修例运动，尽管他们已仔细地审视一字一句，也避免表达鲜明的政治立场，但翌日即收到校方电话，指校方收到投诉，提醒他们发布帖文前用字要小心，最后他们坚持保留帖文。
政治表态与学生会的存亡之间，他们有时不得不作出取舍。2021年底，各大院校的民主女神像先后被校方拆除，当时浸大因装修工程而将民女像暂移至储物室。遗憾的是，这尊纯白色的民女像并没有重见天日，郭朗峰知道若把雕像放出来，“学生会便会被人杀”，比起一个象征式的雕像，他觉得学生会的存活更重要，“在这个时代，不应该过于拘谨形式，保存自身更重要。”
曾因反修例运动入狱的副会长Oscar，出狱前夕收到朋友被控国安法的消息，令他打消出狱后只当个平凡大学生的念头。他知道，学生会或许只能小修小补——“大势很难去Bargain，例如疫苗通行证、国安教育、智慧教室。”但他希望“发掘学生会还有什么可以做”，亦相信仍有空间在细节上向校方争取。
例如，校方在去年推出“智慧教室”计划，在课室加设镜头，称是为提升网上及混合教学模式成效，此举引起同学忧虑私隐问题，最后学生会成功要求校方在闲置时遮盖镜头。郭朗峰接着说，“只要能为同学争取应有的权益，（学生会）仍然是需要（存在）的。若连学生会也失去，这丁点权益也会失去。”
七十年代开始，学生会与香港公民社会命脉相连
那些年，台湾国立阳明交通大学社会与文化研究所副教授、《独立媒体》创办人之一叶荫聪，是1991年的中大学生会的干事会一员。邀约他受访“话当年”，他喋喋不休，“中大的范克廉楼聚集了学生会干事会、学生报，还有当年的国事学会等，是跟学生会关系比较密切的学会。”
1989年的六四事件对他的影响不深，反而是六四后“中国民主化”论述，要强化民间团体的趋势，让他先加入入国事学会，翌年再加入学生会。处理会务至深夜，索性在大楼过夜，甚少回宿舍。“我们会有‘范记’（范克廉楼）的认同感，加入学生会通常是因为传承和维系。”
这栋大楼内，充满活跃于校政与时政讨论的学生。学生们曾经建议将整座大楼给予学生作会务用途，但校方坚持将学生事务处的办公室置于大楼内。“教职员包括主任，经常找学生会沟通，甚至我觉得是刻意去讨好学生会。”他忆述，学生会和校方之间一直维持一种“公关式友善”，“学生生事务处的主任扮friend（装作关系友好）会叫名字后两字，叫我荫聪。”
校方甚至在某些社会议题上与学生站在同一阵线。“当年‘四改三’，因为削减大学一年的资源，校方更加想争取学生支持，资源也好，改制也好，态度都是‘又倾又砌’（既会合作亦会反对、谈判）。 ”在这种微妙的关系中，学生会作为学生代表，也会想透过正常渠道和校方谈判。
中文大学“四不改三”校园抗争运动
“学生会和校方是‘又倾又砌’，因为根本没有足够权力去抵挡校方的权力。”这四字真言再次出现在另一位“老鬼”口中。曾在大专“退联潮”期间担任某间大学学生会干事会成员的阿仁（化名）说：“学生会对校方很多不满，但也要谈判，学分、制度、新建大楼福利等， 不能因为不满，就所有事情都要拉倒。”
阿仁加入学生会干事会前后，经历2014年雨伞运动与后期触发的2015年退联潮，当时社会气氛高涨，虽然校方和学生会立场分明，但那时关系并没有破裂。“过去，学校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也没有多余的心神将学生会连根拔起，因为还要申请基金补助、发展学术研究、专注行销和公共形象等，所以学生会一直不是校方To-do-list（待办清单）上一个很高的优次。 ”
学联“退联潮”
然而，2020年港区国安法落实后，公民团体也相继解散。香港公民社会的命脉，也牵引着学生会的存亡。校方与学生会的这种和睦关系也正式幻灭。
叶荫聪指，过去大部份的学生会相当倚赖校方——学生会会室是学校的物业，会费也要透过学校收取，他说实在没有“独立性”可言。“长久以来学生会和校方之间的关系是和睦的，校方会提供各种各样的支援，是很基本的事情，所以也没有人去质疑、没有人去想学生会如何100%独立这个问题。”
阿仁思考了一会儿，打了一个比喻。“其实是一个缩影。如果2019年（反修例运动）、2014年（雨伞运动）令香港人明白到法治、自由是虚幻，抑或对方撕破假面具之后可以是如此凶狠，学生会和校方的关系其实也是如此。 ”
在香港的学运的历史中，学生会与学联一直代表着学生的声音。从六七暴动前后，要求“中文列为官方语文”的中文运动，香港大学中文期刊《学苑》、中大各书院学生报等学生会组织积极撰文表态，并组织讨论会。研究香港本土历史多年的文化研究学者罗永生曾撰文指，这场运动对“香港学生运动和社会运动的勃兴，都有举足轻重的深远影响”。
七十年代，香港学运进入“火红年代”，当时学生政治立场分成三大派︰国粹派、社会派、自由派。当中学生积极参与保钓行动、反贪污等，学生会与香港专上学生联会（下称学联）亦一直向政府表达反对意见。当年不少学生运动的中坚份子，后来走进政坛、新闻界或文化界，担任要角。
八十年代，在1982至84年前途谈判期间， 学界一直支持“民主回归”的论述，香港大学学生会亦通过《香港前途宣言》。八九民运期间，学联派代表到北京考察，甚至获国务院港澳办司长容康接见。直至六四事件发生，学联以集会游行、到新华社抗议、筹款活动和罢课抗议中国政府在北京天安门以武力镇压学生。及后的九十年代，学运则沉寂如静水。
叶荫聪九十年代踏入学生会，从“老鬼”的口中得知这些学运故事，也以学生运动身分去支援社会运动或民间团体。“我担任学生会成员之前，就会落基层（到基层民间团体工作），后来会发觉到我读书年代的人、民间团体的人，都是学生会出身，例如前职工盟总干事蒙兆达，前立场新闻总编辑钟沛权等。”
千禧年代学运逐渐苏醒，大专生积极参与社会运动，包括参与保卫皇后码头运动、反高铁运动、支援码头工潮，并以“大专2012”名义参与五区公投等。
而其中一件标志性事件，是学生会要求将民主女神像移送至中大长期摆放。校方当时以“坚守政治中立”为由，拒绝学生会要求。2010年的六四晚会过后，二千多名中大师生及市民，将民主女神像移师到中大，为见证民主女神像竖立于中大土地的一刻。美国乔治城大学亚洲法研究中心香港法学人、2010年中大学生会会长黎恩灏，就是这件历史事件的推手。
“学生会一直有参与公民社会组织，但民女事件是加强剂，增强学生会的媒体曝光和社会动员能力。”黎恩灏指，这只是一夜之间的社运激情，民女事件从去信校方、媒体报导，到香港电台论政节目《城市论坛》的直播选址移师到“民女广场”等地方的一连串事件，也反映学生会、校方与公民社会的关系。“若非当年《明报》头版刊出校园拒绝摆放民女的决定、《苹果日报》揭露校方的决策方法，媒体都找学生会做访问，造成有公众舆论压力，立法会要交代，校方不会冷处理。”
黎恩灏参与学生会前，适逢反高铁运动爆发，社会运动的氛围也成为他参与学生会原因之一。大学一年级时，他见证时任学生会反对校方清拆大学图书馆外的烽火台。“原来学生会不只是搞文具、合作社等福利，更会搞政策倡议”。他也在任内参与公屋议题、最低工资、全民退休保障等社会议题， 希望“在校内争取改善校政、校外为社会公义付出。”
2012年，由中学生组织学民思潮与大专学界牵头的反国教运动，更让学运再次走到高潮。2014年的雨伞运动，学联各大学学生会亦担任关键角色。然而，学联在雨伞运动中的表现备受批评，包括多次放弃行动升级时机、以及组织内部改革等问题，有大学生因此发起“退联”行动，呼吁自家大学的学生公投，令学生会脱离学联。
2015年3月，理大、中大、浸大、城大及岭大的“退联关注组”发公开信，要求与各校的学联代表在公开论坛辩论退联；及后大学校园内亦陆续出现本土派学生会，把过去相对左倾的学生会理念，转为以本土为主、与中共割席，甚至主张香港独立。以往学联积极参与支联会悼念六四活动的情景，亦再不复见。
阿仁升读大学不久，雨伞运动随即爆发，认识学生会干事会成员后，亦加入成为罢课委员会的委员。翌年，他加入学生会干事会，接手退联这个烫手山芋。“当时觉得社运低潮就是做组织工作，去准备下一场运动，所以上庄（加入学生会）。”但他面对的是伞后学运低潮，负面气氛远超他所想，阵营的对立、网路舆论的仇恨，让他一度陷入低潮。
干事会对于是否退联立场不一，即使内部的最终决定是留下，但退联的声音继续排山倒海涌来，结果阿仁的大学还是正式通过退联。当天，他的干事会成员甚至因此大打出手。他曾认为退联的过程十分煎熬，但事过境迁，当年压垮内心的大石都变成了生命中砂石。他回看当年的感受却认为，现时参与学生会的大学生必然比他更难过。“因为感觉就好像一件事传承到他们这一代， 他们就结束了，有种守护不到这个地方的感觉。”
黎恩灏在外地得知香港大专院校学生会的消息，也不好受。他认为，学生会是一种非形式的教育，以学校主人翁身分，学习如何自治及管理这个地方，但从前的理想现行不复在，“会室还是改变不了世界”。同时，他对于这一切打压也不意外——国安法落实，改变社会的政治秩序，而学生会存在的意义，取决于“北京想用多大力度收紧公民空间”。“即使重组，有多大自主空间、由什么单位规管和领导，例如大学会否国安部门管理，我们不知道。这是讨论的困难。”
不论自由或专制 学生会必要存在？
学生会与香港公民社会关系紧密，但当下政治气氛紧张，学运也成为敏感议题。叶荫聪认为，校方“割席”背后就是担忧很多学生经历过政治冲突和运动后，再组织学生会会“出事”，“校方也不知道如何承受这样的压力，于是先拖延。”
但长远而言，叶荫聪觉得校方无论如何都要让学生会重新建立起来，否则会面临正当性的危机。“校方会找不到一个有代表性的组织去为他们一些政策背书，会出现代表性问题。很多人认为中国大陆不民主不自由，但是大学内都有学生会。”
阿仁却不以为然。 “我觉得学生会已经无事可做。”对阿仁而言，学生会本来是学生实行民主自治的实验场所，但今非昔比，这些功能都已经消失。 “学生会这个结构只是承载住历史上的学生运动，但今时今日做甚么都被监察，如果要在学校生存，就要妥协。学生会不等于学生运动。所以要问的，不是学生会可以做什么，而是学生运动可以做甚么。”
那么，现时的学生会还可以做甚么？面对低气压，城大学生会的成员们坦言有想过解散，但会长楼仔说：“我们不会遇到打压和少少挫折就放弃，希望可以透过学生会身位去感染学生，就像我们的干事会‘聚流’一样，尽力去汇聚同学。”
中大重组学生会工作小组的召集人罗竣彦则觉得，现今社会要重新建立公民社会组织已相当有难度，但是，见到公民社会土崩瓦解，缩窄少少来看，大学的制度内，容许有个组织出现的时候，我觉得有些鼓舞的成份。”
“我觉得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学生会。” 另一召集人叶子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