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匡

倪匡被譽為香港四大才子之一。他集著名作家、百萬編劇、名嘴主持於一身，其作品流播於各種媒體之上，在20世紀50至70年代香港、台灣、中國及東南亞各地形成了倪匡作品消費熱潮，我們把它稱為“倪匡現象”。

一、香港紙媒力捧倪匡小說

香港在20世紀的大部分時間都是由港英政府管治，基於政治及經濟等因素，香港大部分紙媒機構都是以賺取利潤為主要目的。因為除了極少數非牟利團體或有政府、政治團體支持之外，一般紙媒機構的收入來源，主要是依靠消費者購買或廣告商支持，內容必須盡力迎合消費者的品味，才能賺取足夠的資金賴以生存及發展，因此一種以商業為主導的香港紙媒生態得以形成。香港紙媒為了賺取利潤，一直視連載小說為大眾文化商品，於不同年代通過各種的出版渠道及銷售策略，把通俗文學及作家推向消費巿場，務求賺取最多的收益以擴張業務。市場環境下的紙媒要賺取利潤，自然要尋找最能為他們賺到錢的作家作品。香港通俗文學作家作品那麼多，那些紙媒為什麼就選擇了倪匡呢？

在香港眾多流行文學作家當中，倪匡是少數極具巿場觸覺的作者，他能快捷、準確地掌握消費者的喜好，創作大量迎合市場需求的作品。最能說明這個問題的例子便是以筆名魏力創作的“女黑俠木蘭花”系列。20世紀五六十年代英國電影《佔士邦》（又譯為“詹姆士·邦德”，“007”系列）在港上映，轟動整個香港。電影中機智果敢的間諜角色、正邪兩派鬥智鬥勇的驚險場面、各種高科技的道具，均給觀眾帶來耳目一新的視覺享受。感受到電影的熱度，倪匡立即按照消費者的喜好，構思了“女佔士邦式的人物”——木蘭花，並立即投放市場。由於小說內容包含緊張刺激的偵探及冒險情節，再配以大量尖端科技，推上巿場後廣受讀者歡迎。“女黑俠木蘭花”最初在環球出版社旗下的色情雜誌《藍寶石》上連載，受到讀者的熱捧。環球出版社社長羅斌看見小說如此熱銷，隨即安排在另一份小說雜誌《武俠世界》刊登，更以“系列”形式推出單行本。小說推出後，讀者反映極為理想，出版社見有利可圖，羅斌就以高價的稿費邀請倪匡不斷創作同系列的故事。倪匡稿費由最初每1000字10元，增加至每1000字100元。既然是為賺錢而寫，倪匡後來不斷要求增加稿費，直至最後羅斌認為報社利潤不足，才結束了合作關係。

雖都是為錢，卻也說明了倪匡的價值：能賺到錢。倪匡之所以能賺錢就在於他善於按照讀者的喜好，創作大量具有巿場價值的小說，而且速度極快，數量極多。除了“女黑俠木蘭花”外，倪匡的其他系列作品如“衛斯理”“浪子高達”“原振俠”“亞洲之鷹羅開”等，基本上都是迎合市場熱點而產生的“快捷產品”。

香港著名通俗文學作家如金庸、梁羽生、亦舒等，他們大多隻專注於創作某一類型小說，如金庸、梁羽生專於武俠小說，亦舒多寫言情小說，但倪匡卻能不斷打破原有框架，跨類型創作小說。在報章連載方面，倪匡於50年代末開始在《真報》連載武俠小說，由於深受讀者支持，環球出版社社長羅斌及《明報》創辦人金庸均立即向倪匡邀稿，因此倪匡便同時於《真報》《新報》《明報》及其他報刊連載武俠小說。倪匡於60年代更嘗試創作融合現代武俠和科幻於一身的“衛斯理”系列，推出巿場後迅即獲得理想的反應，開拓了新的讀者巿場。除了武俠及科幻小說外，他亦於多份報刊同時連載多個類型小說，如官能冒險小說《浪子高達》及《神仙手高飛》、冒險奇情小說《亞洲之鷹羅開》和《非人協會》、愛情冒險小說《年輕人與公主》、愛情科幻小說《原振俠》等。倪匡曾同時為12家報刊撰寫連載小說，一年內推出超過30本小說。由此可見，倪匡能同時創作多種類型的小說，實有別於其他通俗小說作家。跨類型創作小說有利於他與香港多家紙媒機構合作。不同的紙媒有不同的讀者群，倪匡按不同紙媒特性及讀者喜好創作作品，不同紙媒機構又及時推出單行本，從不同類型的讀者身上賺取利潤，都得到理想的回報。作者倪匡只是一人，卻在各家出版社的宣傳策略和多聲部的市場轟鳴中，產生了協同共振效應，從而成為各種紙媒爭搶的“市場達人”。另外，倪匡創作有一個重要特點，答應別人的稿件一定會按時交稿，這有利於他跟各家紙媒建立長久而互信的合作關係。在眾多通俗文學作家作品中，倪匡能夠脫穎而出，有其必然的因素。

二、兩大出版集團的市場運作

“倪匡現象”得以形成與環球出版社和明報集團市場運作有很大關係。這兩大出版集團在20世紀50至70年代的香港具有很大的影響力。環球出版社集團的社長羅斌具有很強的市場嗅覺和市場運作才能。香港知名作家陶傑曾撰文論述有關羅斌出版“女黑俠木蘭花”的情況：

“《新報》老闆羅斌，不是“文人辦報”，而是上海老派商人。這種人有一個特點：營商方式傳統穩健，絕不敢冒險。羅斌先生經營《新報》，算盤打得精，嚴控成本，可以與邱德根的荔園媲美。例如他聘請高手在副刊寫小說，其中之一是倪匡。當年倪匡以魏力為筆名撰寫《女黑俠木蘭花》，由於情節緊張，風格像佔士邦，大受歡迎，四天就完成一本書，轉載完畢，羅斌命令每天印刷廠的字房工友，在排完倪匡的一段小段後，鉛字版原樣保留，搬到另一個房，拼湊起來，另行出書。這樣就少了一重再“執字粒”，排一次的手續，節省了時間的成本。這一招，相信在印刷史上從沒有人想到過，但羅老闆想到了。”

可以這麼說，倪匡及其作品是羅斌市場運作實踐的一大傑作。羅斌是倪匡的發現者。倪匡開始創作小說，完全是為了生存而賺錢。1957年，籍籍無名的倪匡把小說《活埋》投稿至《工商日報》並獲刊登，由於稿費吸引，他繼而向多家報社投稿，其後被《真報》社長陸海安聘任為助理編輯兼雜役。當時《真報》副刊有小說連載欄目，由於出現作家脫稿的情況，倪匡自薦續寫，廣受讀者歡迎，倪匡便採納陸海安建議以嶽川之名開始連載武俠小說。在《真報》發表《七寶雙英傳》1個月後，即有4家報館向倪匡邀稿。儘管小說受到歡迎，倪匡也還是香港通俗文學市場上的無名小卒。此時，羅斌一眼看中倪匡，感覺到這是一個有待發掘的“富礦”。他以《真報》的3倍稿費力邀倪匡與《新報》合作。他的這一舉動，一下子就提高了倪匡的知名度。

羅斌營運《新報》的方式實有別於傳統文人辦報，他是從商人的角度經營報社，追求連鎖效應。環球出版社旗下擁有大量報刊，包括《新報》《武俠世界》《迷你》《藍寶石》等，又出版大量售價3至4毫子的單行本小說，亦推出多個類型的叢書系列。他希望倪匡先在《新報》連載他的武俠小說，再轉載至其旗下的各類型刊物，為集團帶來連鎖性收入。就以倪匡的“女黑俠木蘭花”為例，在環球出版社旗下報刊連載時，由於小說廣受讀者歡迎，羅斌見巿場需求甚大，因此要求倪匡不斷創作同系列的故事，倪匡最高紀錄在1個月內撰寫了8部“女黑俠木蘭花”小說，先後通過環球出版社推出60個故事。為了能在短時間內大量連載及出版系列小說，羅斌更加大宣傳並開創了獨特的印刷方法。當時為了使“女黑俠木蘭花”熱銷，羅斌特意邀請香港著名漫畫家及電影藝術主任董培新設計封面。董培新把木蘭花的外形塑造得特別現代、性感，以此吸引年輕消費者的注意，通過封面設計來吸引讀者購買。為了引起讀者關注及提升銷量，出版社都會在新小說連載時撰文介紹，又在發售單行本時以彩色廣告向讀者推介，加強宣傳效果。

由於出版數量及類型眾多，環球出版集團在當時出版界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這為倪匡的作品提供了極為廣闊的連載及出版舞臺，使消費者能通過不同渠道接觸及購買倪匡的作品，再附以合適的宣傳策略，在巿場上掀起了倪匡小說的消費熱潮，既為倪匡打響知名度，亦為集團帶來豐厚的收益。

如果說環球出版集團對倪匡是發現和培育，明報集團對倪匡來說則是扶持和推進。《明報》於1959年10月20日創刊，創辦人為查良鏞（金庸）及沈寶新。為了使《明報》副刊內容更為豐富，藉以吸引讀者購買報紙，金庸以每1000字10元的稿費邀請倪匡為《明報》連載武俠小說。這就是後來倪匡的《南明潛龍傳》（又名《羅浮潛龍傳》）、《橫刀笑天錄》《鐵衣大俠》《無情劍》等。此時的金庸已是香港著名的新派武俠小說作家，併為《明報》副刊撰寫了大量武俠小說。邀請倪匡為《明報》撰寫武俠小說，固然是為了提升《明報》的銷量，卻也讓更多讀者認識倪匡的作品，形成了一種報社與作家互惠互利的合作關係。《明報》曾於60年代逢週日附送《東南亞週刊》，為提升刊物的知名度，金庸以《素心劍》吸引讀者，並邀請倪匡供稿，但倪匡擔心名氣不足，金庸因而提出合著武俠小說，以金庸掛名，內容則由倪匡負責，於是這部由金庸與倪匡（筆名嶽川）合著的《天涯折劍錄》便於《東南亞週刊》開始連載，這顯然是以合作之名，藉助金庸的名氣向消費者推銷倪匡的作品。《明報》在整個60至70年代，除了為倪匡長期提供連載的平臺，亦樂於運用各種宣傳方法推介倪匡的小說，提升讀者的消費意欲，於巿場上打造“倪匡現象”。

更重要的是，在金庸的鼓勵下，倪匡嘗試創作其他類型的作品，這就是“衛斯理”系列的誕生。為隆重其事，《明報》在“衛斯理”連載首日，特意在頭版刊登簡介。《明報》刊登這則介紹短文，顯然是營銷及宣傳策略，為“衛斯理”造聲勢，引起讀者注意，也證明了明報集團有意打造倪匡成為重點推銷的作家。由於“衛斯理”系列是香港文壇少見的科幻小說，因此打開了新的讀者群體。倪匡在60年代通過《明報》連載了超過10部武俠小說及25部“衛斯理”系列，數量遠遠超過該報上的其他連載作家。他與金庸緊密合作，亦令《明報》的副刊地位在香港報界引人注目。

《明報》對倪匡小說的運作，最為得意的就是“衛斯理”小說系列的推出。20世紀70年代，倪匡已在《明報》連載多個“衛斯理”的故事後，有人提議推出單行本發售，於是明報集團旗下的明窗出版社便印製了第一部“衛斯理”系列的單行本小說《老貓》，更邀請了香港著名漫畫家王司馬設計封面。在1978年2月推出初版時，明窗出版社已在小說封面上列明“科學幻想小說1”，可見出版社是希望有系統地把《衛斯理》連載小說以“系列單行本”形式推向消費者。由於《老貓》連載時已廣受讀者歡迎，因此推出單行本後旋即大賣。見此狀態，明窗出版社立即順勢在半年內印製其他“衛斯理”故事，包括《藍血人》《透明光》《蜂雲》《蠱惑》等多部作品。明窗出版社在短時間內大量推出“衛斯理”系列的單行本，除了能吸引原有的讀者購買收藏，也能使未曾接觸連載版的消費者購買閱讀。到了後期，為了保持“衛斯理”單行本營銷的熱度，出版社特意加強包裝，例如在扉頁印上倪匡的彩色照片，更附有金庸的題語，金庸再一次運用自身的號召力為倪匡的小說“貼金”。一直保持著市場強烈的推動力，是倪匡“衛斯理”小說始終保持熱銷的重要原因。

三、電子媒體的哄抬效應

如果將“倪匡現象”比喻成一個鼎的話，倪匡小說創作的特點、兩大出版集團的市場運作，是此鼎之二足，而形成此鼎的“第三足”是電子媒體的哄抬。與紙質傳媒匹配，香港的電子傳媒一直追求市場性。倪匡作品顯然是各傳媒追逐的對象。香港以商業電影的製作飲譽全球，倪匡在這樣的環境中如魚得水，他的作品幾乎都被改編成電影，數量極多，單是通過邵氏拍成電影的有261部，未有拍攝的約有100部，加上台灣導演、獨立製片等，也至少有200部。倪匡參與的電影中最有名的是由他親自擔任編劇、李小龍主演的《精武門》，其中陳真一角更震驚整個華語以至西方電影巿場。

在他被改編成電影的作品中最有影響力的是6部“衛斯理”系列影片。其中《原振俠與衛斯理》除了由周潤發、張曼玉等頂級演員擔任主角，倪匡更參演電影的序幕，原著作者於電影中出現，這絕對能引起消費者的好奇心。該電影亦曾於台灣及日本上映，共得到1000萬票房。倪匡相當喜歡小說被拍成電影，只要電影公司向倪匡支付足夠的費用，倪匡從不介意導演刪改故事內容。1967年上映的《獨臂刀》，是倪匡親自改編的第一部電影，不過因倪匡未能掌握編劇的技巧，最終被導演張徹改得面目全非，幾乎沒有了原著的痕跡。對這樣的刪改，倪匡根本不介意，他要的是市場效應。這部幾乎只是倪匡掛名編劇的電影票房突破了129萬，刷新當年的票房紀錄，使倪匡擁有“百萬編劇”的美譽。正所謂吃一塹，長一智，《獨臂刀》被刪改之後，倪匡迅速地掌握編劇的竅門，繼而開始創作大量電影劇本，而他創作或改編的劇本均能獲得很好的市場效應。高揚的票房促使電影公司不斷與倪匡合作，因此在電影界掀起了倪匡編劇的旋風，更與導演張徹、演員王羽形成“武俠電影金三角”。此外，倪匡創作劇本之快速，交稿之準時，也為電影公司所推崇。邵氏電影公司只要想到賣錢的題材就告訴倪匡，而倪匡能立即提供周詳的設想和參考資料，讓投資者增加莫大信心，電影監製蔡瀾曾言倪匡只需3天便能完成一個劇本。對於倪匡編劇或改編的電影，長期擔任倪匡電影監製的蔡瀾直言：不重內容只重包裝，只是商業電影。確實如此，倪匡電影也就是香港商業浪潮中的一朵浪花，不過這朵浪花有聲有色，使得倪匡成為香港及其他華人地區家喻戶曉的人物。

與電影幾乎同步，香港、台灣、中國，甚至新加坡的電視臺都曾改編倪匡的小說為電視劇。中華電視臺於1983年率先拍攝“衛斯理”系列電視劇，其中《少年王衛斯理》更勇奪2003年年度收視率冠軍。香港無線電視臺於1992年拍攝的《原振俠》電視劇，開創了偶像劇的先河，由黎明飾演原振俠，劇中的女角包括王菲、李嘉欣、朱茵等當紅歌手及演員，電視臺更製作特刊以作宣傳，吸引觀眾購買閱讀，風頭絕對一時無二。近年來，網劇《冒險王衛斯理》更在中國、香港及馬來西亞同步播出。每次開拍“衛斯理”，電視臺都以高薪聘請炙手可熱的演員飾演衛斯理，包括吳奇隆、余文樂等。近年來更投放大量資金用於電腦特技，為觀眾帶來前所未有的視覺享受。“衛斯理”電視劇成為收視率的保證，也是各電視臺的保留節目。雖然有讀者批評電視劇與原著相距甚遠，但倪匡的一貫其做法是，只要給予足夠費用，絕不干涉電視劇的拍攝。香港亞洲電視臺更邀請倪匡、黃霑和蔡瀾主持深夜清談節目《今夜不設防》，邀請大量影視紅星、上流名媛作嘉賓，以美酒佳人把3位打造成香江的風流才子。曾有觀眾反映聽不懂倪匡的說話，電視臺立即在《今夜不設防》中為倪匡配上字幕，提升節目質量。節目中3人清談漫話風花雪月，巿民們既瞭解了他們的私生活，又接受了他們經常宣傳彼此的作品。倪匡及倪匡作品幾乎24小時地在市民社會“狂轟亂炸”，讓“倪匡現象”一浪推著一浪不斷前行。在香港的電子媒介傳播中，廣播劇播出與接受也是一個重要方面。早年，金庸作品的大熱與電臺對其聯播有很大關係。倪匡也是香港電臺青睞的作家。香港電臺於1972至1974年間，連續播放倪匡“女黑俠木蘭花”的30個故事，又於1981至1984年間播放“衛斯理”廣播劇。香港商業電臺則在1987至1988年間替“衛斯理”的37個故事製作廣播劇，為鄭重其事，更邀請歌神張學友及天王劉德華演唱主題曲及插曲。兩首歌曲還收錄於兩人的唱片之中，希望吸引歌迷收聽廣播劇。台灣漢聲電臺在2005至2007年間開設清談節目《空中衛斯理書齋》，主持人葉李華博士每星期向聽眾介紹一部“衛斯理”小說，共100集，而廣州電臺於2008年錄製了《原振俠》廣播劇，共84集，以說故事的形式呈現小說內容。雖然電臺只能通過聲音推動倪匡的作品，未及電影、電視所帶來的視覺震撼，但卻能以數量取勝，用細水長流的方式打動聽眾，有助於“倪匡現象”在不同年代、不同地域的持續發展。

四、結語

香港具有比較成熟的市場機制，通過“倪匡現象”的分析能夠充分體現出通俗文學及大眾文化的特色。倪匡就是一個市場中人，他創作的作品就是一種商品。他的小說應市場而生，應市場而活。商品性是通俗文學的重要特點，在倪匡及其作品身上表現得特別強烈。商品性的作品並不精緻，甚至並不完整，當然難以獲得人們的欽佩和讚美，但是它卻具有可再生性。正如費斯克所說：“它是個充滿裂隙的文本，刺激生產式的觀眾寫入自己的意義，從中建構自己的文化。”讀者可以在他的文本中獲取閱讀快感，而各種媒體可以在他的文本中找到靈感。

“倪匡現象”的出現絕非偶然，是倪匡及傳統紙質媒體、電子媒體合力打造的大眾文化消費熱潮。勞特朋在《整合行銷傳播》中提出了一套“以消費者為中心”營銷“4C”理論，倪匡的小說及相關作品可視為“4C”理論的經典案例：一是全都符合消費者的品味（Customer）；二是媒體盡力降低成本，甚至免費推出巿場（Cost）；三是消費者亦能通過多個渠道接觸倪匡的作品（Convenience）；四是媒體機構亦成為倪匡與消費者的溝通橋樑（Communication）。“倪匡現象”的出現，既是英雄造時勢，亦是時勢造英雄，香港社會的市場化給了倪匡表演的舞臺，倪匡也給這個舞臺增添了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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