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月前，我在微信一个群组认识了张千帆教授。我们之间有了简单的交流，虽然立场不同，但是可以求同存异。

   11月25日，我主动加了张千帆教授的微信。然后，我就张教授一篇文章《从整体主义到个体主义——社会契约论的虚构与重构》说了一些个人看法，表达了对他批评卢梭、罗尔斯的反对。我认为卢梭、马克思这些左派都是很伟大的，后来有人利用了他们搞出极权，不能都怪到他们头上。我也认为不应该过度贬低法国大革命和过于抬高英国光荣革命，不应该贬抑欧陆而鼓吹英美体系。总之，我提出了一些对右翼的批评和我作为左派的一些坚持。此外，我们还谈了平等的概念与实现方面的问题。谈到这里，气氛还是融洽的，双方都能求同存异。

   后来，讨论到了“公意”的问题。张千帆教授说“公意”是不存在的。这让我十分惊讶，因为公意毫无疑问是存在的，只是不同侧面、不同历史时期表现形式不同。我就说选举和公投不是“公意”吗？张千帆教授没有正面回答这个问题，我又再三追问，张千帆教授说“公投就更不是什么公意了，参与率通常很低，经常是独裁者玩偶”。我认为这意思就是否定公投的价值。既然如此评价公投，那我想张教授对选举也不会有什么好看法，况且他一再回避我对于“选举是不是公意”的质问（当然他确实没有义务回答我的质问，有权理直气壮的不回答）。我又惊讶了，没想到张教授“反对民主”。当然这推论有我想当然的成分，但是逻辑上显然是说得过去的。（当然我也承认自己对“公意”的理解也有偏差，例如没有区分好“公意”和“众意”）

    我在征求了张千帆教授的意见后，将私下的讨论付诸于荣伟先生建立的微信群组公议，并且质问中国自由派、右派究竟还要不要民主？如果连选举和公投这样民主最主要的形式都否定，那还有什么民主可言，这多么可怕？难道中国知识分子想要俄罗斯寡头制或者拉美考迪罗体制（这两种都是反民主的右翼精英威权）？由于整个讨论很长，我不可能把几百条内容都转发到群里，只选择了其中与公投问题有关的十几句讨论话语（正常情况下转发内容，怎么也不可能转发几百条微信对话吧）。在质问中我语气比较强硬、不客气（这也跟我性格以及当时的心境有关，我的确有些问题并需要改进）。

（此处省略大量和张千帆教授冲突的内容）

    而此后，群主荣伟对我的一系列疑问，也是回应以“你的问题是幼稚问题，不需要讨论”、“自己读书思考吧”、“你是在捣糨糊！”“建议你闭门读三年书再来讨论！”“你有很严重心理问题”等，而我前前后后的质疑全都是基于事实和理性、逻辑，问的问题是基于和张千帆讨论时的内容，讨论究竟有没有“公意”、选举和公投是不是“公意”、“中国究竟还要不要民主”等颇为重要的问题，其中没有任何先发的人身攻击的语言，最多有一些激愤之语，或者被攻击后的反击（例如被说问的问题幼稚、不需要讨论后，我回应“我希望你们读读小学语文课本，学学理解能力和基本交际能力”、“居然这些幼稚问题都回答不了”）。此外，荣伟还公然说“张千帆不是右派”、“你没有搞清在中国什么是左派什么是右派”，且不说按中外标准张千帆都是右派（张自己也承认不赞同左派主张，而是右翼自由主义者），左右本来就应该按照国际统一标准而不是“中国特色”。

    和荣伟的冲突，是好几次在他的群里和他人矛盾后积累的结果，他一开始或者说很长时间内对我还是很好的。此前我和群里的杜延林、王玮、王斌等人因另一个问题发生冲突。这是又一件事了。

    和杜延林等人冲突的原因是，我一直激烈批评满清的罪恶，并且讲如今满清余毒的影响以及中共与满清存在继承关系。我还批评现在的满族人继续以当年的恶行自豪、粉饰罪恶、享受作为东北人和北京人的各种地域特权及满清祖荫。这就让有满族血统的王玮（他自己说有四分之一满族血统）、北京人杜延林、另一个很显然（根据其激烈反应）应该和满人或者东北人有关的王斌（王斌似乎是张艺谋身边的人）的愤怒，他们一边拼命切割满清罪恶与现在满族既得利益者的关系，一边对我疯狂攻击谩骂。杜延林依据我仇恨满清和日本等言论攻击我“心理扭曲、灰常可怕”等一些诽谤性的话、王斌说我“偏见”、“有心理顽疾”、“奇葩”等侮辱攻击，王玮也对我各种攻击，不断污蔑我有“种族主义”思想。当我说在东北和北京的满清后继者及亲近者抢占了关内汉人各种资源，例如1960年前后将河南四川安徽等地粮食运往京沪东北，导致饥荒等灾难，王玮就说“我告诉你这些应该找谁（算账）”，暗示这些是中共的问题，把锅都甩给中共这个虚化的责任者，以此开脱东北和京沪具体的既得利益者的责任。

   杜延林还无中生有说我“嫌政权（对少数民族）不够残忍”，对我各种讥讽，以为我反对满族所以也支持对维族镇压。而我一方面是反对满清对汉人的统治，另一方面则是同情维族的苦难处境的（但是我坚决反对恐怖主义）。当我拿出我在推特上对维族人表达强烈同情、在呼吁不要判处维族知识分子死刑联署信上签字的截图，并质问他有没有为维族做到这些后，杜延林理屈词穷恼羞成怒，攻击我“在难民营装什么逼”、“先自食其力”等，然后迅速拉黑了我。后来我又在推特上私信他，质问他做了什么实事，他说“我做了什么？哈哈。”然后又拉黑我了。而杜延林这种人的所谓“自食其力”，大概是凭借受精卵获得的祖产和北京户口加成过活的，他自己努力占个零头都算他勤劳了。至于他说自己（为民主）做了多少事，大概也是使用的这类并非真正自食其力的财产和资源，乃至其他来源不明的违法犯罪获得的东西。（他想反驳可以公开一下家产嘛，起码公开一下自己交了多少税，有没有偷税漏税）

   而荣伟则是一度同情我，但是不理解我的思想和言论，多次警告我之后，说了上面那些人身攻击的话，然后将我拉黑。此外，荣伟先生还多次提及他及其他人对我的帮助。我当然记得这些帮助，有些人（当然不包括上面这几人）对我的帮助山高海深，我怎么可能忘记。但是即便有人帮我当上美国总统、中国国家主席（这当然是夸张说法），我也不能因此就放弃理想和原则，不能变得对帮助我的人俯首帖耳。

    经过这几件事，我也深深认识到了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的双重标准、虚伪、知识和逻辑能力的低下，以及喜欢造谣诽谤，乃至抓住别人一些“缺点”和隐私的东西进行攻击的丑恶心性。当然，具体到不同的人还是不同的，杜延林和王斌说话最恶毒；王玮则是千方百计为满清及满人辩护，强调反对专制而借此忽视满清种族统治和种族压迫遗毒，对我的各种质问不是百般辩解就是故意无视，还反咬我是种族主义者；荣伟大多数时候对我很好，但是这次也说了一些令人恶心的话；张千帆则最轻，但是也双重标准，以及……。而且，杜延林、王玮、王斌皆以左派自居并且确实有左派思想，但是其实却是为其自身及自身所在集团谋取利益。中国的一些左派自由派，其实并不是真正有正义感和平等意识的左派，而是借宣扬左派思想，实际上维护其特定利益集团利益（而且往往是非法的、不合情不合理利益，例如杜延林等人维护满人和北京人既得利益和特权）。

    我特此将事情记录，付于公论。也欢迎以上这些人做出回应，拿出他们的相关截图等证据，提出他们的相应反驳及意见。

    （后续还有一些对话，但是由于涉及激烈争吵，就不公开了。我和张千帆教授修复了关系，所以也不想展示更多冲突，并且对本文涉及张千帆教授内容的措辞做了一些修改，删了一些激烈争执的内容，语气缓和了）

   （鲁迅说过，骂“婊子”是“婊子”不算骂人。虽然我不完全赞同，但是也在一定程度赞同（我并不歧视性工作者，只是必须引用这句话）。如果我真的做了某些坏事、有某些坏的品性，他们骂也可以；但是他们骂我的那些往往是无中生有或者强行给我扣帽子，并没有严格的论证出我的确是那样的人。所以这就是典型的侮辱诽谤，而不是情有可原的语言攻击）

 （对了要补充一点，杜延林、王玮、王斌在之前还非常赞赏我，对我的一些观点竖大拇指称赞，有些评价我听着都肉麻。例如杜延林说“他（王庆民）看起来比和他辩论的人年龄都大的多，那些比他大几十岁的好像还没他成熟（大概是这个意思。他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我相对他们年轻，现在只有28岁。虽然其实我20岁左右就有现在一大半知识和能力，要不是校园暴力等原因我不知道有多高成就。他们又算什么）”之类。王斌也说我经历很多事、又知识丰富，所以言论非常深刻（大概意思）。王玮也对我一些科普言论表达赞赏。然而一旦涉及他们的利益，或者说他们代表的势力集团的利益，以及违逆他们的价值观，就迅速翻脸，疯狂的反扑撕咬，各种侮辱谩骂一齐上阵）

    （关于个人隐私，其实我早就把几乎所有隐私都公开了，包括其他人知道的和本来不知道、我不说他们永远不知道的。我现在在哪里生活状况怎样，很多人也都通过各种渠道知道。各种缺点大多数也是我自曝的。我早就对曝我隐私的攻击脱敏了。但是我脱敏和不在乎是一回事，其他人应不应该公开和提及是另一回事。我无惧这些恶心行为，但这样做的人当然还是卑劣。这就像假设我母亲去世了，我可以对别人用“nmsl”攻击我不放在心上，但是不代表这么说的人没问题，相反这样的人还是道德败坏）

    （至于我自己，当然也要反思和修正。我一方面的确需要增长知识、提高水平，更重要的是面对说不通的对手、所述内容和对方有利益冲突的情形，就不要指望能够说服对方，而是尽快结束对话或者直接不理睬，不能求同起码存异，存不了异就不相往来，没必要非得撕破脸、反目成仇。我自己这样做以为是正义凛然、代表人民，可是实际上没有一点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