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洁平：相送李怡先生，感谢你，一个人的勇气是后来者的永恒
「“（我们）可以在前面挡一下子弹，就不要在后面掷石。自由和明天是不能妥协的。”」
特约撰稿人 张洁平
【编者按】香港作家、评论家李怡于2022年10月5日在台湾逝世，终年 86 岁。丧礼及火化仪式于今日台北下午1时30分举行。端传媒文化版特约撰稿人张洁平撰文悼念李怡先生。
“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他说，屈原的这句诗带领了自己的一生：“我追求的只是贯穿一生的生命的完成。”
一、完成
2021年底，李怡在台湾第一次重病入院。朋友们都吓坏了。八十五岁的高龄，心脏出问题，要做大手术搭支架，亲人因为疫情隔离无法及时赶到身边，在香港陪伴多年的照顾者也因为签证关系迟迟无法前来，初到异乡，兵荒马乱，一切都要靠台湾友人照应。
一个多月后，得知他手术成功、恢复顺利，女儿也拿到签证能来台与父亲相聚。2021年的圣诞节，充满劫后余生的欣喜。李怡出院那周，我去家中看望他。他瘦得皮包骨，眼眶深陷，时时需要戴著帽子保暖，因为虚弱，行走有困难，需坐轮椅才能出门，但心情却好，笑著握我的手，眼睛炯炯有神，言语犀利，依然是随时都能与世界connect的模样。
那天他说，自己命好，在这一次住院之前，几乎四十年没有进过医院，大病小病都没有，感冒发烧也很少。但到了这个年纪，难免见过许多生死，也总要与老友告别。他感慨以前嘴硬，自命潇洒，看不得人要死却死不去，拖泥带水，觉得那样很痛苦，折磨身边人，所以这些年过生日，一直都替自己许愿，希望自己哪天若有事，可以爽快离开，千万别用维生仪器，别过度治疗，给别人添麻烦。他说生命有数，不能赖著不走。但讲到这里，他自己也笑出来：“有些话真是说太早了⋯⋯自己经历过才知道那是怎么一回事！哈哈哈。”
我问他那“经历过”——在鬼门关上走了一遭，心里放不下的是什么。他想了想说，原来有事情没有完成，真的会很怕，有强烈的盼望想活下去，不想要留下遗憾——“有遗憾的感觉让人恐惧！”李怡提到没有完成的，正是写了一半的人生自传：《失败者回忆录》（回忆录之网络连载版）。
他说自己以前比较洒脱，觉得随时就走了也没什么。但今天香港变成这样，留下这段记录是自己唯一还能做的。“如果没做完，人生就还没有完成啊。”经过这一场大病，他说虽然身体虚弱，却觉得很幸运：因为不是中风，没有影响语言，也没有影响思维和记忆⋯⋯
记得那天离开李怡位于台北市区的家时，我心里松了一口气。想想《失败者回忆录》刚写到1980年代，中英谈判、从《七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的转变、美丽岛大审、一九八九、一九九七，往后种种都还没写呢⋯⋯如果这八十年的人生回忆是一段长跑，应该还能写个好几年吧！我想著，因这求生意志所系，李怡先生一定能好起来。
却没想到的是，此后一年，他简直是用百米冲刺的速度在跑马拉松。也许是觉察到生命状态的不稳定，他像是要全力抓住最后的时间，病弱时也以每日更新的速度，将回忆录一篇一篇写下去，一直写到第198篇：2019年6月的香港，《想忘记，又不能忘记的过去》。
在第一次病愈后恢复写作时，李怡曾在文中引用屈原的诗“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他说，这句话带领了自己的一生：“我追求的只是贯穿一生的生命的完成。”
于他而言，完成回忆录，才算走完这一生。最后写到2019年，我想，纵有不舍，李怡先生也明白，他已尽力跑完了、交代了自己这一程。2019年之后的事，香港的变化与坚持，从香港到世界各地的离散，接下来的见证与努力，他知道，可以交棒给下一代了。
二、常识
一以贯之的精神是，无论多么高深的道理、多么亢奋的言词、多么恢宏的叙事，李怡总会干净俐落，化繁为简，让它们落地，回到常识。
我是晚近几年才认识李怡先生。大约是2017年，在朋友引介下，在香港第一次见面。之后每隔几月，我都会去他北角的寓所探望，有时事忙起来，他也会招呼提醒：该饮茶啦！
在文字之外认识李怡，立刻就明白他有那么多朋友，那么多立场相反、背景也不同的人都爱他敬他的原因。
未见面时，你知道这是一个传奇人物。他以记者、评论作者、总编辑的身分亲历了半世纪香港与中国的大事；创办、主编了香港思想史上重要的杂志《七十年代》、《九十年代》，文艺史的重要一页《伴侣》杂志；中年之后参与《苹果日报》编辑及撰稿工作，持续25年，70岁开始更主笔社论，他每日阅读、笔耕不辍，长达半世纪。这样的传奇人物，一定满腹诗书，见识不凡，而我也总担心，自己的困惑苦恼思考，摆在他的经历面前，肯定不值一提。
难得的是，他从不会让你有这样的感受。无论你是十几岁的少年，或从事其他工作、一生与学问思想无涉，聊起天来，你会觉得，李怡很真诚地也困惑著你的困惑，甚至痛苦著你的痛苦。他在意发自真心的思考，而透过与他的讨论，你也会明白，真诚思考的道路上，你与他只是一同赶路的途人，有时并肩，有时交错，无分高下贵贱，他也从不擅加评判，有时说给你一些自己的经历，也总会加上一句，“相信你们一定比我有更厉害的解法。”
一开始，我以为这是长辈的涵养：谨言慎行，宽以待人，不露声色。后来重新读多了他的文章、访谈，才明白这样想反而是小人之心了。
在他写的文章，主编的园地，或与人日常聊天中，一以贯之的精神是，无论多么高深的道理、多么亢奋的言词、多么恢宏的叙事，李怡总会干净俐落，化繁为简，让它们落地，回到常识。他看重常识的价值——他深信文字是用来与他人沟通的，而不是吹出自我陶醉的泡泡。他也相信，唯有让大言炎炎落回生活常识，才能最大程度地回到事实，回到诚实。
在回忆录中，他谈及自己最早的写作，其实是由“情书”养成。1955年至1960年，李怡与中学同学梁丽仪恋爱，当时她在深圳，他在香港，他们每日给对方写一封信，交流想法、倾吐思念，持续了五年，直到两人结为连理。
“开始写的信，不是情书，只是讲些彼此生活、学习、周遭的事，我谈的多是关于阅读、文化思潮和对中国局势的关注，而她讲的是在大学的生活⋯⋯慢慢我们的通信就涉及个人的理想、胸怀、情操，谈思想、哲理、社会，类似幼稚版的鲁迅的《两地书》。再后来，就谈到爱情，进而就是彼此的关怀爱慕。大约一年后，彼此都几乎每天寄出一封信，就像日记一样坦率直抒胸臆。”
“我后来回想这段日子，觉得我的写作能力，在某种程度上是因写情书而练就的。因为写情书一定是给特定的对象看，一定要真诚，要剖白胸怀，要考虑她是否明白自己的意思，是否会引起共鸣，并估量会有何反应。所有这些，都是写作的重要条件。许多人文章写不好，是因为没有考虑到读者，往往流于自说自话。若文章只是自己懂而别人不懂，那很可能是他自己对所说的道理也未必真懂。”
读到回忆录中的自我剖白，才明白李怡半世纪以来，写就大量时评随笔，读书论事，为何赢得那么多读者。人们可以批评他未曾在思想工作深耕，迁就大众口味，但把大道理变成人人都可听懂的常识，启发人人去思考自己的独立选择，这正是李怡所追求。尤其是他自己亲历过被中共左翼宏大理想吸引、数十年后又破灭的人生，更念兹在兹事实与常识二字。
三、深情
“每一个人都有更多的勇气去忍受别人身上的痛苦。”
李怡不是本名，是一个使用了六十多年的笔名。正是源自恋爱时妻子“丽仪”二字的谐音。李怡从不介怀谈论感情，也常在公开场合表达对妻子、家人的爱意。
梁丽仪2008年12月31日因病去世，2009年，李怡将她安葬在女儿定居的加拿大。此后每年清明、重阳的春秋两祭，他都从香港飞往加拿大，探望妻子，持续十年，风雨不改。
我记得自己第一次听到这故事时，震动惊讶的说不出话来。一个八十岁的老人，每年两趟往返三十小时的长途飞机，只为了去墓前探望逝去的妻子。年轻的我无法想像这样的深情。
在回忆录中，李怡回忆这段日子：
“她离去后，在女儿居住的加拿大卡加利的墓园安葬。从2009年开始，每年春秋两季，我都会飞越太平洋，长途跋涉，为了去她的墓前，默默怀念。若有灵魂，她的灵魂也不知飘到何处。她不可能知道我去了墓园。不过我不是为了要让她知道才去的，我是为了自己而去的。纵使她不在，但爱仍在。 这两年因为疫情而耽搁，我一直心有戚戚然。”
“‘爱情是一个人的事。’我写过这样的文章，也在电视访问中讲过。我知道许多人不认同我的看法，其实我自己也不是那么肯定，因为世界上普遍的情形不是这样。因爱情而犯罪远比性犯罪更多。世上许许多多的爱恨情仇，纠缠不休，都是因为把爱情视为两个人的事，嫉妒，要求对方以同等或更多的爱作回报，或要对方改变习惯来适应自己的习惯，这些事几乎一定发生。我想：若是真爱，那就是一个人的事。”
李怡会在许多文章和读书节目里谈到这句话：爱情是一个人的事。听来像是市面上常见的爱情鸡汤文，但想想他这一生的实践，这句话顿时有了千斤重量。
李怡在回忆录中写，自己与妻子相守六十多年，“在政治运动不断的前二十年，她受到不知多少压力、磨难、斗争，迫她与我分离。但她坚持自己的选择，对我不离不弃；后三十年丽仪伴李怡同行，对我的写作生涯有著关键的影响，署名李怡或齐辛的文章也淌著丽仪的心血，有著她的支援与直接的助力。”
正是妻子曾遭遇的磨难教会他，“每一个人都有更多的勇气去忍受别人身上的痛苦”。他学著更多设身处地代入他人的处境。
而所有与李怡熟识的人，恐怕都会同意，他这样的深情，不只是对爱人、家人，也对他爱的香港这座城市，对所有为这座城市、它的价值守护和打拼的人，朋友，年轻人。
连我这样晚近才认识的小朋友，也可以时时感受到李怡的温暖关切。他会留意社交网络上朋友们的动态，读到消沉与伤怀之感，会在网络去信问候。即便到了今年，他已大病，身体一直不稳，也会常常留意著我的书店开张、我的脸书上看来心情低落，会专门发信来安慰，约见面、聊天。不只是我一人有这样的经历，许多年轻人都被他这样关照著。每每这时，他总让我想起《百年孤独》小说里那个支撑起整个村落、家族的外婆。如果香港是条村，李怡就像是村口庙前的大榕树一样，陪伴大家长大，分享众人的快乐与困难的爷爷。
在2019年1月公映、导演林子颖为香港电台拍摄的纪录片《坐看云起时》中，他对著年轻的导演语带哽咽地说：“我这种年纪输得起，年轻人输不起。比较困难。因为我们输得起，即是我们⋯⋯怎么说呢，可以在前面挡一下子弹，就不要在后面掷石。自由和明天是不能妥协的。”
我想许多年轻人都会记得这样的李怡。长辈深情，莫过于此。
四，勇气
“一个人的失败人生或是一个人的终结，但不是后来者的终结。一个人的勇气是他的永恒，也是后来者的永恒。”
回忆录这回事，在李怡的晚年，常常有人提起，劝他书写，他总是犹豫、想写又不想写、拿不定主意。2017年之后，每年去他家聚会，我们也会谈起这话题，他总有两个放不下的心结：一是，我这一生的经验，对年轻世代没用了吧？写下来有那么重要吗？二是，写自传总难逃罗生门式的自我美化，我见过许多人的自传，歪曲历史到了不堪入目的地步，自己会否也这样而不自察，最终沦为历史的笑柄？
第二点，每每人们都劝慰他，能够这样自我警觉、时时自省，就不必太担心，何况也可以有相交好友从旁查证、印证，避免自说自话。至于第一点，我以前总不能明白这种惶恐从哪里来。在我这样的外人看来，你有横跨二十世纪跌宕起伏的一生所经历，若愿意分享，定是至为宝贵的公共财富，怎会担心年轻一代不需要，或对未来的世界无用呢？
自2019年香港进入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社会运动，关于回忆录的酝酿与纠结，李怡一度完全放下了。他像战士一样，每天写评论、写分析，完全投入了舆论阵地，以笔支持街头的年轻人，同时时时恼恨自己老迈、勇气不足无法走上前线。我读著李怡一篇又一篇的檄文，开始明白他曾经纠结的“回忆录重要吗”的问题。在革命之中，没有人需要回忆。在一座赌上身家性命、努力向前突围的城市，李怡站在自由阵线的前沿，依然希望自己是一个战士，至少如他自己所说，可以“在前面挡一下子弹”。他恐怕也希望，香港的年轻人能在这条前线一直突破，而根本不需要来听老人的回忆录。
回忆录是历史的珍贵记录。但一个历经世事、又一直为当下的读者写作的人当然知道，只有对未来无望时，人们才会转头回望历史。我想，李怡也许期待著这一天不要到来。
2021年4月，在一切剧烈的都归于沉郁海水之后，能做的已不多，李怡明白自己最后的责任。
在2019年纪录片《坐看云起时》的结尾，李怡这样预言自己抉择的心情：“我认同自己是一个香港人，无条件的，不需要挑战的。在香港这种自由和法治下，亦处于中国的边缘、在夹缝生存的环境下，造就了我的人生。我要维护这种提供我实现人生价值的条件，原有的价值观，我要维护它直至死为止。并不因为我已年迈，或寻求安逸而放弃，我觉得这是最后的实现。”
他动笔开始写自己一生的证言，并命名为《失败者回忆录》。
在题记里，他这样解释“失败者”的含义：
“我一生所主张所推动的事情，社会总是向相反趋向发展的，无论是阅读，独立思考，或民主自由，都如是。⋯⋯在事实敌不过谎言、真理敌不过强权的世界，在权钱色骑劫所有价值体系的世界，作为一个忠于自己的写作人，很难避免不停地产生挫败感。尤其是我写作的时间如此长，面对的中国、台湾和香港的转变如此大，回想我一生推动的不同时期的目标来说，我想到的无疑就是一个个挫折，是实实在在的‘失败的人生’。”
回忆录的起始篇章刊登在《苹果日报》，2021年6月24日，《苹果日报》停刊，高层被捕，在面临被捕风险之下，李怡匆匆移居到台湾，希望能够在自由状态下完成回忆录的写作。
这个不得已的选择，给他带来了巨大痛苦，也给他的生命带来客观的风险——他没有选择去家人所在的加拿大，而是来到疫情之下举目无亲、但离香港社群更近的台湾。他多次说过，自己不愿、不想离开香港。除了生活必需品，全套《七十年代》、《九十年代》，少数自己写作需要的书和资料，和一把陪伴自己几十年的椅子，香港家中的东西，他几乎什么都没带。台北的家更像一个工作室，他的时间除了会客，少数活动，绝大部分都在写作。
他说，尽管常常感到挫败，但支撑他的是邱吉尔的名言：“成功不是终结，失败不是终结，唯有勇气才是永恒”。在我们近两年的交流里，勇气是他最常提及的词，他认为这是一切品质的基础，也是他最终越过所有障碍，把疑虑抛在脑后，以最后证言完成人生的支撑。
就像他在题记中所写：“一个人的失败人生或是一个人的终结，但不是后来者的终结。一个人的勇气是他的永恒，也是后来者的永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