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人才流失︰“神科”的大学生和职场新鲜人，如何想像在港的出路？
「“作为一个职场新人，我更加不知该何去何从，是一个比较徬徨或困惑的心态。”」
端传媒实习记者 汪乐霖、符芷琳 发自新加坡
香港医科生戴日朗和吴卓榆这样形容“神科”：稳定、有“钱途”、收分高。“你进入那一科后就有一个很明确的方向。”戴日朗说。
在香港的大学里，医科、法律系及环球商业管理等学系，被称为“神科”，是不少公开试状元的首选学科，也是培训本地专业人才的基地。它们被“神化”的原因，与其高薪、稳定、具国际竞争力和职途发展清晰的特性不无关系。
不过，香港近年正出现年轻专业人才流失的现象——身处动荡的政治环境，面对严苛的防疫政策，一些神科学生开始寻找离开的机会。
端传媒走访几个修读神科的新生和学生，以及入职不久的毕业生，了解他们如何预视相关专业在香港的前景。其中，有金融从业员观察到职位正从香港流向新加坡；有法律系学生毕业前倾向当事务律师，而不做打刑事案的大律师；也有医科生计划取得执照后离开香港。
在他们眼中，能够提供离港发展的条件，成为神科另一个优胜之处。
争破头入读神科，毕业后薪酬占优
在香港，大学最低入学门槛为五科评级“33222”，即中国语文及英国语文科均取得3级或以上成绩，数学必修部分及通识教育科则取得2级或以上成绩，而一个选修科目取得2级或以上成绩。以2022年为例，约有4.2万人报考DSE，但考获大学最低门槛成绩的考生只有41.9%，不足1.8万人；而联招资助大学学额只有1.3万个，学位求过于供，但这个差距已是历年最低。
而在公开试考取高分的学生，不少选择入读神科。今年7月放榜当日，诞生8名“状元”（编按︰状元是指七科成绩评级达5**，评级当中5**为最高，U为不予评级），有6人均表示有意就读医科，另有一人表示会选择金融系。各家大学计算DSE评级化分的方法略有不同，但整体而言，神科的收生中位数成绩，也比其他科为高。
神科学生毕业后，做本科相关工作，起薪点由2万到7万港元不等。医科毕业生多会选择于公立医院任职医生，起薪点约7万港元。法律系毕业生则通常会报考法学专业证书课程（The Postgraduate Certificate in Laws，简称PCLL），考核成功便可成为见习律师，起薪点2万元至4万元；一般而言，在国际律师行当见习律师，会比本地律师行工作高薪；而实习大律师实习一年期间，每月可获6000元津贴。至于环球商业管理系毕业生，一般多从事银行或金融行业，起薪点平均3万至4万元。
根据2022年8月教资会资料显示，2020／21年度八间大学毕业生平均年薪录得28.1万元，即平均每月2.3万元。若按科系划分，排第一的医科、牙科、护理科月薪约为4万元，薪金最低的科目则为文科和人文科，平均不足2万元，相差逾一倍。
除薪金以外，神科另一特点是稳定，以医生为例，由于香港医院缺乏人手，医科生毕业后大多会找到工作。
然而，移民潮、疫情、国安法、外资撤出香港等，近年冲击着香港各行各业。
金融业务近年转移到新加坡
25岁的Johnny去年于中文大学环球商业学系毕业， 现于金融数据公司工作。读书时，他认为计量金融及风险管理等科目毕业生的就业前景或较有优势，皆因聚焦钻研某个专项，例如编写程式，“如果投身一个行业是很需要这些知识，（我读其他科目）是一定较逊色。”
当Johnny投身职场后，反而觉得就读环球商业更有前景。他为客户设计投资金融市场的工作流程，例如如何落盘（下单）、操盘（利用买卖操控盘势），以及指导客户认识金融资讯，“实际工作跟你（课堂）学习到的未必一样，你要因应公司决定而作出很多调整......而你又有没有能力去适应新环境呢？”
他觉得，环球商业学科的内容较广，亦有交流团让学生接触不同文化，毕业生能力比较全面，“适应能力的确比其他人强。”他微微点头说。
入行这一年，他观察到人才外流的趋势，当中，本港的防疫政策是一大主因。他举例，很多外籍人才只身来港工作，家人在海外居住，他们需频繁来往两地。当其他国家取消隔离政策，香港早前却坚持封关清零的防疫措施，“很影响他们选择在哪个地方继续自己的事业。”他说。
2022年9月22日，英国智库Z／Yen和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联合发布的第32期《全球金融中心指数》（GFCI 32）公布最新排名，美国纽约及英国伦敦继续位居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榜首及第二位，香港失去亚洲首要金融中心的地位，下跌一级跌落排名第四，取而代之的是新加坡，由半年前公布第31期排名的第六位，爬升至第三位。报告提到，香港持续的旅游限制，影响其开长正常业务的能力。
Johnny称，投资者亦从疫情中见微知著，“银行会从疫情这件事，看到究竟（香港）政府如何运作、如何做决定，”他稍为思索再解释，“看到香港（对于处理疫情）的政治开放度不太高，便会想到其他地方找找机会。”
金融业前辈告诉Johnny，“人才离开了，香港多出很多职位空缺，便由你们这群年轻人补上啊！”但他不太认同。他现任的公司一边削减香港部门人手，却同时在新加坡开设新职位，他反问：“人才离开了，职位还在香港吗？”
不仅职位外流，Johnny还要面对大陆人才的竞争，皆因他们更了解大陆文化，容易跟当地公司建立关系，“（金融业）需要到大陆找工作机会，自然需要大陆人才去开拓中国市场。”
23岁的Kirstie是Johnny的女友，同为香港中文大学环球商业学毕业生。她认为金融业高薪厚职是正常不过的事，“因为金融业完全跟金钱挂勾，它的产品正正就是钱。”对于就业前途，她的想法与Johnny有分歧，“我自己就真的不太喜欢金融行业，我喜欢从事的产业本身是要meaningful（有意义）的，就不是纯粹金钱上的流动啰！”她看一看Johnny后说。
Kirstie目前在美资科技公司任职市场营销，产品包括各类提升生产力的技术工具。谈及疫情时，她笑言“我的部门‘条数’（营业额）非常之好”，皆因疫情后很多公司开始投资在家工作的技术工具，解决员工沟通问题，也可增加员工的幸福感，“我对科技这东西是有个信念，才会选择第一份工投身科技行业。”
事实上，不管是外在环境，还是行内状况，也随时代改变，从业者要不断装备自己。她预计，金融业会有不少重复性的工作将被人工智能取代，行业近年讲求的客制化和个人化，均能建基于客户数据平台，大趋势将会是自动化。
Johnny亦同意金融业将使用更多科技，贸易公司及银行都需要编写程式及计算机科学的人才，为他们落盘、设计贸易策略、监管等，令电子系统更快更准。“很多银行会高薪挖角他们，不论香港、大陆、外地也好，这些技能在近年很吃香（较有优势）。”
面对内外因素夹击，Johnny常问自己，“究竟在香港的价值是什么？”不少国家时局混乱，例如乌俄两地战况激烈引发通货膨胀，金融业的公司管理层都在探讨应把公司重心放在何方，“作为一个职场新人，我更加不知该何去何从，是一个比较徬徨或困惑的心态。”
社会前景未尽明朗，职场新人只能摸着石头过河，新生又如何规划得到几年后毕业的路向？
今年9月，香港科技大学环球商业管理学系新生关政洋，第一次步入大学的教室。读了两个月，他认为社会越来越VUCA——Volatile（不稳定）、Uncertain（不确定）、Complex（复杂）和Ambiguous（模糊），大学课程亦有所调整，似乎更聚焦于商业策略、创科技能，并开设有关可持续发展及人工智能的科目，“训练学生更关心社会，关心世界”，例如不少公司采取具可持续性的投资策略，会比以往更考虑环保议题，故部分大学课程会将之视为教学重心。
当他考完DSE，还是一个十来岁的学生，大学选科时也开始考虑十年八载后，工作是否仍然稳定。他解释，传统意义下的“稳定”，就如医学生般，出路有保证，但他思索一会，就否定这个说法，“读了6年医学及两年实习，再要考取专科，要转行其实很高成本，”他坦言，“这不是我追求的‘稳定’。”
在瞬息万变的环球环境中，商业世界大起大落，动辄大幅度裁员，但他仍然确信经济是一个循环，“在经济差的时候找机会充实自己，经济好时则捉紧发展机会。可以贡献公司的人才，其实不用怕大环境的趋势。”
“做律师不能拯救世界”
不过，即使如何装备自己，有些大环境因素，却是不可控又影响深远。
近年，香港政治气候的转变，对法律学系学生和法律界从业员尤其造成冲击。Cathy在香港大学就读政治学与法学五年制双学位课程，她今年是四年级生，也是她的Penultimate year，即毕业前倒数第二年，法律系学生于这一年要决定将来的职业路向。
在香港，法律专业分为大律师和律师两个分支。律师可代表当事人出庭应讯，或取得当事人指示后，再委托大律师出庭应讯。除处理诉讼外，律师也会处理一般法律文件，如草拟合约、楼宇买卖、证婚等，亦有律师会担任法律顾问。大律师则专门负责诉讼工作，代表当事人出庭，也会代客人草拟法律文件、提供法律意见等。执业大律师不可同时成为执业律师。
法律系Penultimate year学生，通常会争取Vacation scheme名额，即在暑假或寒假期间于律师行实习，如果实习时表现良好，就有机会与律师行签正式合约，当见习律师。这对希望成为事务律师的法律系学生尤其重要，“相等于你在毕业前找到工作。”
中学时，Cathy最喜欢的科目是通识科和历史科，到大学选科，她希望透过修读政治认识社会以至国际关系，至于修读法律，则认为有助事业发展。
自九七主权移交以来至今，香港经历五次人大释法（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香港基本法），每次释法都引起社会极大回响，认为破坏香港司法独立。Cathy就读初中时，也留意到相关争议，那时她憧憬着，修读法律可以保障人权。
不过，“入行之后，再加上现时的政治环境，你想做公法（Public Law）、想做司法覆核是否那么容易？首先......多少人还会走这条路？多少人还会对这个（香港司法）系统有信心？”Cathy叹一口气。
一名熟悉刑事法的香港大律师Wayne告诉端传媒，“我认识有10个同行离港了，算多吧？”这个时代，不少港人想过移民，Wayne坦言自己也在当中，但一直未有实际行动，“要重新认识朋友、融入当地圈子，不是如此容易说走就走。”他说。
Wayne分析指，同行近年主要有三个去向——离港；不打涉及国安法及社会运动相关的政治敏感案件；不做律师。数年前，部分反修例运动案件的被告获撤控，但近年部分人再被起诉，当他们想找回原来的律师协助时，发现他们已移民。
事实上，协助反修例运动案件的律师及大律师，或对港区国安法提出异议的法律界人士，近年备受压力。亲中报章及建制派曾多次指控社运案被告的法律代表涉违反专业守则；创立民间团体“香港人权监察”的香港大律师公会前主席夏博义（Paul Harris）于2022年3月初，被警方带往警署作“警诫会面”，当时多份报章引用不具名消息指，夏博义涉违反国安法；6月，曾接办多宗社运案件的韦智达律师行（Vidler & Co. Solicitors）停业，此前，律师行合伙人韦智达（Michael Vidler）亦已离港。
国安法落实后，Wayne认为不仅律师们纷纷表现出“难以名状的担忧”，法庭的权力、批准保释以及判刑空间亦同时收窄。他指，法庭也需要适应法制新常态，“法律行业正是受力板块，处于风口浪尖”。
在律师楼，Wayne经常告诉实习同学，“做律师不能拯救世界”，法律制度只是一个“相对文明的程序去解决纷争”，未必能够伸张正义、还原真相。他唯一能做的，就是“最好的准备，最坏的打算”，为被告做好定罪、监禁的心理准备之余，也要降低自己对案件判决的期望。这阶段，他只能慢慢调节自己，才不会容易“burnout（倦怠）”。
Cathy不再憧憬做一个专攻刑事法的大律师，“我现在是偏向做事务律师。”Cathy坦言，政治氛围对个人生涯规划亦有影响，“纵使我仍会对公法有一些想法、仍有热情，但根本政府不会想有声音反对他的体制、政策，我们根本连想做也没法做。”
瘟疫蔓延时，医生留或走？
自港区国安法于2020年中实施，英国、加拿大、台湾等地开设“救生艇”或“专案”计划，让港人以读书、就业等方式移居当地。尽管中国国务院港澳办及港府官员均否认香港有大规模移民潮，但从数字上看，香港的劳动人口正减少。
根据政府统计处2022年第二季最新资料，香港劳动人口总数为375.02万人，较去年同期减少13.55万人，下跌3.49%。其中，20至39岁的劳动人口均有减少，20至24岁年龄群组比起同期人数减少14.98%。
金融业于2021年第二季的劳动人口约为21万人，但在2022年减少了1万多人。而从卫生署和医管局的数据可见，医生的离职率亦有所递增。卫生署医生的离职率从2019／20年度的3.7%，升至2021／22年度的7.9%。另外，医管局医生的离职率从2019／20年度的5.4%，回落至2020／21年度的4.1%，再大幅升至2021／22年度的6.9%。（编按︰卫生署和医管局管理不同的公营医疗设施，卫生署主要负责公共卫生范畴例如健康中心、专科诊所；医管局主要负责管理公营医院。）
早在2019年反修例运动爆发时，中文大学医科四年级生吴卓榆就萌生离港的想法，“社运时好多人想移民，那时就开始思考（应否移民）。”她计划考获医生执照后，便离开香港。除了政治原因，工作待遇也是她的主要考虑。
“有师兄师姐说，做医生赚的钱虽然多，但唯一可以花钱的地方就是乘搭UBER回家。”吴卓榆笑说。香港公营医疗系统人手紧张，医生工时长已是老生常谈，不过仍然成为吴卓榆考虑是否在港执业的其中一个原因。“有考虑过去荷兰，一些比较多人选择（移民）的地方例如英国、美国、澳大利亚，都有考虑过。”
香港医学专科学院于2019年2月至6月进行一项网上调查，访问514名正接受或将完成专科培训的本地年轻医生，当中逾九成为公立医院医生。调查发现，受访者平均工时为53.5小时，当中有人一周工作近70小时；有逾七成受访者出现工作过劳情况，逾两成人更出现中度或以上程度抑郁，当中部分人甚至有自杀倾向，最常见的压力是“临床责任”和“工作要求”。相关调查结果已刊登于《香港医学杂志》。
吴卓榆为移民做过不少资料搜集，“外国虽然都会有这个（工时长）情况，但都比香港好。例如荷兰会确保你的工时不多于一个标准，亦会优待医生，令你的人生不会只有工作，会有一个平冲。”
香港青年协会旗下的香港青年研究所，曾进行“为香港年轻人才流失作准备”专题研究，于2021年1月至2月期间，共访问1135名34岁或以下在港年轻人才、20名34岁或以下在外地就业的香港人才，及4名专家和学者。
研究发现，两成半受访年轻人打算未来5年内到外地就业。从事四大支柱产业包括金融服务业、贸易及物流业、专业服务及其他工商业支援服务业和旅游业，以及五大具潜力产业如资讯科技及资讯服务业、创新及科技产业、文化及创意产业、环保产业、检测及认证业的受访者，打算到外地就业的比率接近三成。
受访的年轻人当中，四成人考虑离港的主要原因是“工作与生活平衡”，亦分别有三成多人“计划移民”、顾及“社会及政治稳定”，或“喜欢（移民）当地环境”；另外，分别约有两成受访者考虑到“个人发展机会理想”，或想“提升国际视野”。
其中，只有约占一成多至两成多不等的受访年轻人，同意“香港的创业环境理想”、“香港整体经济发展前景理想”。
医科生戴日朗跟吴卓榆是中学同学，毕业后一起升读中文大学。他自中学起对理科产生兴趣，并选修物理、化学和生物，“因为香港比较难做到科研，但读医科进可攻、退可守，我想做科研的话，读医科也可以做。如果之后发觉不适合又可以做医生，可以对人（做服务人的工作），不会太闷之余，人工都Okay。”当他公开试考获佳绩后，便选择读医。
吴卓榆则跟戴日朗相反，虽然她在公开试考获相同分数，但并不是一开始就决定修读医科，她选科的最大考量是前途，“（香港）选择好单一，如果高分，很少人选择体育、音乐，以前途来说，医科差不多是最稳阵（安全）的选择。”跟她成绩差不多的考生，多是报读环球商业管理、医科或法学，“通常都是这三科。”
医科知识不局限于地域，这是她在外发展的优势，“医生出路都正面、多选择，”她说，“我绝对没有后悔选择医科。”
戴日朗则希望留港，“我喜欢香港的文化。”影响他去留的，主要是能否适应外地生活，“我前一阵子去欧洲，发现香港有很多东西是其他地方没有的，例如从小到大都说广东话、听广东话。”
他提到法国作家卡缪（Albert Camus）的著作《瘟疫》（《La Peste》，中国与台湾部分版本译作《鼠疫》），故事中的主角是医生，于瘟疫蔓延时选择留下。“我的家人、朋友都是香港人，他们未必会离港，所以既然自己不是急切要走，也想留下做多一点事才走。”
留在一个地方的意义是什么？
因为政治动荡及疫情，Kristie年轻人对工作有更高的要求，会反思工作和自身的意义。工作短短一年，她目睹其工作的美资科技公司有14个同事相继离职，“他们不完全是因为不喜欢公司而走，而是他们会不断问自己留在一个地方的意义是什么，会想多尝试不同新事物。”
而她自己，“我选择一份工作，会审视3个因素，”Kirstie说，“第一是行业或产品要对社会有正面影响，例如协助不同公司在疫情下提升生产力；第二是每日上班是否由零变一的创作过程，不能重重复覆；第三就是职场文化，会否整组人一起努力。”
她亦提到，自己一代人在疫情中踏入职场，至今大多时间是在家工作，“根本不知到公司发生什么事，不熟悉同事，对我们在工作中找意义的影响很大。”因此，她更喜欢弹性上班——一星期约两天返回办公室工作，这可以保持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亦可根据自己的步调工作，“大家都知道，在香港朝九晚五要逼地铁的情况，我是很想避免的。”她笑说。
Kirstie明言，其任职的公司在海外有子公司，若有机会调动到海外工作，她会愿意尝试，“不过是不是要抱着离开的心态？我觉得未必100％是，但会有这种考虑。”
对大律师Wayne来说，“能够在这座城市中看尽不同阶层的人生百态”，是他留下来的主要原因。
他经常同时处理不同类型案件︰一边处理年轻人的反修例案件，与其家人、老师打交道，“如半个社工般陪他走这段路”；另边厢则处理某些公司股东之间的纠纷，这牵涉繁重的行政程序、一叠又一叠的文件工作。他托着头笑说，“不同案件之间的对比很有趣。”
他想起，有次义务为地区街坊提供免费法律意见，有人指其前度伴侣打电话给他，因此想申请禁制令，并控告前度伴侣滋扰。他发现，街坊十居其九未必想解决法律问题，“是想人听他们说话，认真对待和分析他们的困扰。”Wayne深明有些社会的深层矛盾，并不能靠法律处理。
他双眼紧闭，仰起头说，“看到社会的阴暗面，正是这行吸引的地方。”
至于大学新鲜人关政洋，他仍然相信环球商业管理的出路很宽——毕业后可以从商、做顾问，或担任管理工作，“学到的专业知识和技能是transferable（可转移）的”。他相信所学的知识不仅能应用于不同行业，更能应用于不同地域，“这一科就是要训练我们适应这个全球化的时代，哪里有机会，我便到哪里发展。”
但他坦言，去或留之间仍会有拉扯，“香港始终是我的hometown。如果香港留下机会让我发光发亮，我都会选择留在这里。”
（尊重受访者意愿，Wayne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