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海看第59届金马奖：金马的岛屿化，地缘政治与艺术指标怎样融合？
「论及投票焦灼，59届金马奖是有史以来在各个环节最为焦灼的一届。」
特约撰稿人 灰狼
作为第59届金马奖的评审团主席，许鞍华最终将压轴大奖“最佳剧情片”颁给了一日之前刚刚上映的《一家子儿咕咕叫》，其冷门程度，大概也只有2013年《爸妈不在家》击败《一代宗师》可以媲美。由于本届依然是小年片荒，那部2020年柏林首映且早已资源外流的港产片《智齿》作为唯一一部有着国际水准的华语片，就成了唯一的品质保证。金马奖的“最终决断”，正是发生在这两部影片之间，按照事后公布的投票数据，《一家子儿咕咕叫》以“九比八”的票数险胜《智齿》。
“九比八”
论及投票焦灼，59届金马奖是有史以来在各个环节最为焦灼的一届，在各个奖项环节都出现了“九比八”一票决胜的场面，在最佳导演环节，陈洁瑶九比八胜郑保瑞；最佳女主角环节，张艾嘉九比八胜刘雅瑟；最佳动作设计环节，许芳宜九比八胜黄伟亮。
在这些“九比八”中，《智齿》都是最终的受害者，虽然它提名最多（14项）且获奖最多（4项），但仔细看看，《智齿》拿到的不过是最佳摄影、最佳改编剧本、最佳美术设计、最佳视觉效果几个技术类的奖项。这种技术完胜，乃至技术扶贫是港产片为金马奖兜底的颜面所在，比如说就摄影而言，谁能赶得上郑兆强《智齿》中那个楼梯旋转俯拍；就编剧而言，谁能及得上银河笔杆子欧健儿；论及视觉和美术，谁能比得上《智齿》那不夜城的梦魇式建造。
这几个技术奖，基本都近乎全票通过，然而其他几个奖项环节的“八比九”证明了金马奖评审团内部的一种极端分裂：一派重视客观上的品质；一派重视立场上的现实，并且各不相让。我们当然很难知悉现场是如何争吵的，但《智齿》痛失最佳动作设计、最佳导演和最佳影片，肯定是照顾了一种“能给台湾片就尽量给台湾片”的在地原则。
金马奖有那么小气吗？这么说定然未必，但金马奖意气用事则必然是真的，《智齿》八比九失利有一个客观原因，那就是《智齿》剧组近乎全员缺席，仅以监制之一谢国豪代领奖项，感谢词尤其言简意赅，近乎敷衍，看得出许多《智齿》的幕后工作者是既不想放弃金马奖这个残羹冷炙，又怀揣着继续北上揾食的念头。
刚刚荣获金像奖影后的刘雅瑟是大陆人，自然因为政策原因来不了，如果她来了大概就没张艾嘉什么份了；香港主创不来属于“用脚投票”，但更让人玩味的一个事实是，这部拍摄了《智齿》的导演郑保瑞先生，目前正在筹拍统战片《澎湖海战》，反手间就成为了台湾的“文化敌人”，这种“啼笑皆非”的现实自然意味着很多人即便赞同《智齿》的品质，也不愿意把奖给郑保瑞、给《智齿》，甚至在最佳动作设计环节都用许芳宜顶了包。这些“八比九”虽然看起来是“体面落败”，但也明显能看出金马奖对主流港片和主流港星的一丝芥蒂，也让孤身坐在会场的主演之一的李淳显得特别孤独。
这不是唯有的“九比八”的例子，在最佳纪录片环节，《九枪》九比八胜《尘默呼吸》；最佳女配角环节，林詹珍妹九比八胜杨丽音；最佳记录短片环节，《当我望向你的时候》九比八胜《庭中有奇树》。本届票数焦灼的奖项接近十位数，但未能产生一个“双黄蛋”，证明骑墙共荣的时代已经结束。金马奖不想再看谁的面子，恐怕也是目前政治格局的高压所引发的一片激烈决断。
鸟的隐喻
《一家子儿咕咕叫》战胜《智齿》有形势上的原因，但以许鞍华来说，这个奖颁得似乎也没毛病，这部影片带着一定的学院派气息，和许鞍华的《天水围的日与夜》这类影片同属一脉。台湾评委也能接受，因为它延续了近年来比较标志性的由钟孟宏、赵德胤等人奠基的“阴冷写实主义”，而且还拥有游安顺、杨丽音两位台湾新电影的前辈演员压阵，对于新电影40周年来说，它基本上照顾到了各方面的感受。
如果不是许鞍华而是台湾电影人做评审团主席，那么最佳剧情片有可能会给《哈勇家》，这就是一个“民粹到底”的选项，符合蔡英文激进文化政治的一概作风。目前《哈勇家》已经确系代表台湾“申奥”，已然将其变成了自我彰显的“民族特色”，但从许鞍华和诸位前辈行家的判断来看，它的品质定然与《一家子儿咕咕叫》及《智齿》有着比较大的差距，给一个暧昧不明的“最佳导演”，可能也是一种表彰孤勇的态度。
再回到詹京霖，他虽然比原住民出身的陈洁瑶更年轻一些，但身为一名学者教授且有着十年长短片经验，其影像感和架构能力方面应该要好一些。《一家子儿咕咕叫》聚焦的是一个以赛鸽而苦苦挣扎的家庭：老人病弱体衰、儿子失踪、女儿躁动、经济拮据……这一家人被困在一所房子里，难道不正是现实世界的一个最典型的隐喻吗？
据悉影片制作漫长，从疫情前跨越到疫情后，那么它自身的苦闷也形成了对疫情的反思，很明显这一家子就是万千华人家庭的缩影，“一家子儿咕咕叫”便是因各种各样的清零和隔离政策导致的生存危机，是一种衰微无力的喊叫。隔离政策在中国大陆变本加厉，但在台湾也不轻松，比如亲临颁奖典礼颁发最佳导演的罗卓瑶女士就吐槽自己“刚刚被放出来”。
《一家子儿咕咕叫》作为一种情境，自然可以和《尘默呼吸》《窄路微尘》《白日青春》《九枪》《一边星星 一边海浪》等织成一张图，它们全部是关乎时下的生存问题。这些影片以一种学院性的、记录乃至论文性的质感来书写（虽然话题普遍高于品质），已经成为台港电影近几年的一个系统迹象（港片的标志性作品则是《浊水漂流》），但在中国大陆却成为一个书写的禁区。
黄秋生的嬉戏
作为一个已经无法上中国大陆媒体的人物，黄秋生的一生可谓是一部“政治剧”的反覆重写。港英时代他是左派，崇拜毛泽东，还在许鞍华的《千言万语》里演了甘神父；97之后他一度是“爱国艺人”，还接演主旋律影视剧。到2014年他终于亮出“真身”，从“雨伞革命”到“反送中”，以自己奇异的秉性走上了与众不同的“阴阳路”。
如今大陆封杀，香港工业冷待，腹背受敌的黄秋生由面临生父和私生子的家庭认同难题，片约不够生活掣肘，让他的职业生涯划出一条从低成本三级片到主流电影再到新导演处女作的奇怪弧线。59届金马奖之前，他三获最佳男配角，是该环节的记录保持者，此次终于封帝，从原则上来说毫无问题，但本届的争议不在于获奖的问题，而是出自他在颁奖礼上的诸多奇怪言论。
黄秋生拥着《白日青春》的男配角，巴基斯坦的男孩林诺（Sahal Zaman）上台领奖，似乎是在回击媒体对他私生子问题的大肆报道；而抛开这个不说，他关于行李箱和买书（输）的话也说得极其隐晦，以前是“空箱子”，指的是当台湾为旅游地，而今是“满箱子”，指的就无疑是拿到“就业金卡”定居了。至于他说母亲不在了，则不知道指的是港英、香港还是中国大陆。
台湾给他生存空间，金马奖也待他不薄，称其为“演技的圣经”。黄秋生一身波西米亚式的嬉戏装束，或许能映射他此刻对自身的荒诞认同——他和杜汶泽不一样，杜汶泽还想集约资源在台湾“搞场大的”，有其雄心壮志；但黄秋生最多是衰老的千里马，顶着刺头之名，已经沦为各种台港新导演的进阶吉祥物。从《沦落人》到《白日青春》，这些底层角色对黄秋生毫无难度，甚至是模式化的“量化生产”，而黄秋生就算一百个不甘愿也只能接受这样的“演技扶贫选项”，以自己的演技增加这些处女作的参奖重量，自己也有提名获奖的足够空间，以这样卑微的方式实现所谓的“双赢”。
黄秋生在颁奖最后感谢莫名其妙的空气，似乎是有些说不得的话，这一点可以参考55届的傅榆。但重复过往既无新意，也不想给金马再添乱，这样一场点到即止的演技派嬉戏还是非常符合他的秉性和作风。
环大陆法则
前面说的傅榆当然是金马奖历史拐点上的关键人物，这里翻旧账毫无意义，问题是反思两岸割席后金马奖、华语电影以及华语文化的未来。就金马奖来说，避免公开谈论政治自然是必要的，这也是为何已经去世的法国导演高达强烈批判康城／坎城请泽连斯基到电影节发言——哪怕俄国做的再错，这些政治宣言也不应该摆到电影节的台面来。
而随着中共领导人的连任，台海危机的加重，台湾文化人或者电影人自然要居安思危了。大陆人的割裂、香港主流影人的缺席，这些位置应该由谁来填充，是泛东亚泛东南亚吗？我们确实在提名单中看到了大陆的同性恋短片、台湾本地一如既往的原住民题材、越南马来西亚巴基斯坦的劳工和难民问题，当然还有新疆地区的学生入学问题，将人权类型摆上台面，潜台词是一种微妙的地缘政治，这自然是不错的选择，但这些问题选项如何与金马奖一项坚持的艺术指标融合起来，又是个巨大的认识难题。
毕竟只有构造一种“文化共同体”，才能全方位缔造金马奖的影响力，从1997年开始，金马奖将自己定位为大华语地区的国际奖项，无论新加坡、马来西亚还是其他国家的电影只要符合非常低的标准都可以参选参评，期间尤其是大陆电影注入了极强的动力，也同步推动了大陆独立电影的发展。然而今天的问题是，“大华语电影”的风潮早已过去，民粹电影的风潮则从2008年《海角七号》之后日趋强盛。
这一足迹，基本上走向了“新电影”的反面，侯孝贤、杨德昌、蔡明亮、王童之所以成为台湾电影名牌，在于它们保留着中华大历史的反思框架，能够从时间土壤中汲取文化厚度和力量。而如今，台湾电影日趋民粹化，在十余年里过多强调在地原则，终于导致今天的电影思维狭隘、影响不足的现实。说的难听一些，台湾电影现在日趋岛屿化，斩断脐带且固步自封。
除了大年小年的偶然之外，肉眼可见的衰退是今年的提名片都很难激发观众观看的愿望（哪怕是台湾观众的愿望），这些影片基本上只能“岛内上映”，其他地方基本见不到，日渐沦为一种“孤岛电影”。它们失去了那种大华语范围内共鸣的力量，虽说这种“向内收”是在以反中的名义急于跳脱存在语境，但也并非明智之举，任其自然流变，台湾文化会像菲律宾、马来西亚一样岛屿化，而金马奖也会日渐变成脱离大华语背景的岛屿颁奖礼。
从日趋走低的金马奖颁奖礼来看，行之有效的原则是重塑大华语的精神文化圈，而非将民粹实现到底，是统合世界华人的心灵寄托而非孤愤行事。香港工业似乎不会往这个台子看了，但这并不意味着向外辐射无用，至少在中国大陆政府极力拉低文化智商的同时，台湾电影更应该坚守阵地。
台湾电影的未来
作为台湾电影的大姐大，张艾嘉在颁奖典礼上的话又成了媒体头条，她是这样说的：“我们讲的是消失和转变，霓虹灯曾经是香港最灿烂的一个标志，可是它被LED取代了。我心中感到很感叹，我真的很怕电影会被小银幕取代。我希望电影永远永远地存在。”
张艾嘉讲这段话的时候必然五味杂陈，虽然我们不宜对此过度延伸解读，但一个真实的历史确实是一种“消退”，或许并非电影的消退，而是电影潜能的消退。如果霓虹灯代表辉煌时代的港产片，那么LED莫如说是今天营养日乏的合拍片；如果电影曾经是普遍的娱乐艺术，那么大陆影院影业无疑都到了历史冰点；再加上短视频和游戏的泛滥，电影确实已经失去了文化优势。
作为过来人，张艾嘉自然看到台湾电影自身的退化，新电影精神不再，侯孝贤因身体原因长期蛰伏，新导演难成大器。年长一辈中，张作骥还获得本届提名，但存在感为零证明他的巅峰早已远去；年青一代里，人们大概也很难寄望詹京霖陈洁瑶这样的学者和原住民作者（何况他们也不年轻了）。是枝裕和与黑木瞳的驾临，似乎是给舞台添光不少，但也是看在市场和侯孝贤的名望，一旦市场衰退元老不在了，台湾金马奖对周围邻居的吸引力将进一步下降。
依靠环大陆异见议题可能是一个招数，这几年金马奖的纪录单元都一直在吸纳港产的政治纪录片，以去年的《时代革命》为舆论高潮。但这对台湾电影本身也于事无补，生存共鸣的原则仍在于内部挖潜，就此来说，这届金马奖最值得表扬的应该是长期作为“污点艺人”而蛰伏的柯震东。他曾经在商业电影（《那些年》《小时代》）和艺术电影（《再见瓦城》）中都证明了自己的实力，而今他又成了新晋导演，并且捧出了本届的男配朱轩洋。
再加上本届获得最佳新演员胡智强、提名男配的李淳、提名女配的方郁婷，以及作为颁奖嘉宾出现的刘冠廷、许光汉、王净、陈昊森、王渝萱，台湾年青一代里确实有不少好苗子，在演艺人才方面远强于香港影业。但问题是，台湾需要一套品质性的作品以及更为强力的中生代乃至新生代导演将他们统合起来。
台湾电影和金马奖，不能继续依靠一个神龙见首不见尾的侯孝贤，也不能完全依赖那个已经成为带头大哥但有着固定创作周期的钟孟宏。台湾电影需要硬气的有生力量，而不是只知道咕咕叫的一笼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