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新相要大幅減稅，受盡批評，股匯急跌，卓慧思最終向現實低頭，宣布撤回方案。明報作者林康琪日前在《星期日生活》撰文，從一個電台節目折射出英國人的不滿根源，值得一看。

同樣是明報，恒大校長何順文的最新文章，談到ESG（環境、社會及管治）的迷思，探討企業的社會責任，希望最終改革放任資本主義。但現實是，從來不會有經濟學者或政府顧問走出來承認自己崇尚「放任市場」。何教授所提出的問題，在那些經濟、金融KOL口中，根本不存在，自然亦毋用變革。

所謂新自由主義（註一）——放任資本主義的理論源頭－對這世界的分析，充滿彈性和任意性，科學外衣裡有一套仇窮的價值觀－偏偏他們最喜歡指控人家民粹、仇富、搞大鑊飯。主流經濟學者未必有意推廣它，但他們的研究往往變成了它的子彈。明明研究一個特定時空下的經濟民生課題，得到的結論，就拿來當作自然科學般用於四海皆準的定律。在最低工資立法前，早至八、九十年代，他們經常在不同媒體引經據典，大力反對最低工資，恐嚇政府和市民，一旦立法，會損害經濟，好心做壞事（註二）。結果呢？立法後，基層的生活略有改善，經濟並沒有因而受損，那些大力反對過的經濟學者就當沒事發生，自然也不會反省，早就忙於評論其他民生問題，繼續當「國師」。

說到底，這種有經濟學成分的言論，潛藏著向大商家利益嚴重傾斜的意識形態－就正如英國首相卓慧思推銷減稅方案時所用的理由：「透過減稅促進經濟增長，「做大個餅」，從而創造就業及提高薪酬，長遠令大家受惠。」但英國人明確地向卓慧思說不：「減稅只惠及最高收入一群是否公平？」，「Stoke 的平均年薪只是25,000鎊，最低收入一群在其政府減稅措施只可節省22.5鎊，反而高收入一群的節省卻以10萬鎊計⋯⋯借多些錢及令我們的按揭成本上升來做大個餅？」

香港的「卓慧思」，都是把「經濟增長」作為政府政策的最高目標，只講做大，不談做好，更不會探討怎修補做大個餅期間造成的傷害。「卓慧思」只強調巿場自由，但不會界定自由到甚麼地步便叫「放任」。他們又特別強調個人要為自己抉擇負責－窮是自己不長進，政府不能介入，以免養懶人－市場越少制肘越有效率，「無形之手」會自我調節出最理想的結果，所以連政府的地最好都拿去起樓賣錢，市建局正計劃這樣做。「大巿場」導致貧富懸殊，便不關他們的事。他們根本不關心貧富懸殊－窮人之所以窮，是市場調節的結果，不是政府政策太偏重特定階層的利益所致。就算他們談到貧富懸殊，亦不會朝稅制改革的方向探索可能，只會好似前領展高層兼港大首席副校長王于漸那樣，用作藉口，推銷更激進放任政策－賤賣公屋。

（註一）嚴格來說，新自由主義不算崇尚市場自由的經濟右派。他們只會選擇性的右，特別毋視壟斷行為對市民選擇自由造成的損害。諾獎得主Joseph E. Stiglitz曾經替新自由主義下定義：一系列基於市場具有自我糾正功能，能有效地分配資源，並很妥善地為公共利益服務的原教旨觀念之混雜觀點。這種市場原教旨主義支撐著所謂「華盛頓共識」，這「共識」贊成私有化、自由化。他更指出，這套自由市場的說辭會被選擇性地加以運用——當它為一個特別的利益服務的時候，就會得到認可，當它不能做到這一點的時候就被拋棄。

（註二）曾經跟大力反對最低工資的雷鼎鳴筆戰多輪，學者許寶強這樣總結雷氏慣用的狡辯策略：「在面對不利自己觀點的實證證據時，雷鼎鳴不僅從不嚴肅面對，一直無法提出可讓公眾檢查、能通過社會科學社群嚴格批判的實證資料以支援其猜想，只嘗試利用魚目混珠的修辭或研討會上難以驗證的片言隻語，把武斷的常識模擬成經過科學社群以『控制實驗』等方法反復、嚴格和公開地論證的科學命題，更經常以不相關的權威排拒建基於事實的質疑。」（見《告別犬儒－香港自由主義的危機》頁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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