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就是我們的世界，復常比生存重要？ ——論巴特勒 Judith Butler〈What World is This?〉的啓示
自特區政府換屆以來，社會的焦點就是「復常」——「3+0」、「0+0」、與內地通關、與世界看齊等一串口號日日提出。背後道理就是：新冠肺炎變種並不致命，病徵不嚴重，防疫政策嚴厲也好放鬆也好也沒多少人遵守，倒不如撤消所有措施，令香港（市場經濟）復常，否則外資及人材遭競爭對手吸引，香港人就會「不病死先餓死」。這邏輯更因當下直播世界杯而似乎更具說服力吸引力——世界各地人群集卡塔爾，沒戴口罩，興高采烈，為何香港人出街還要掃碼戴口罩？
巴特勒（筆者按：我在前作將Butler譯作芭特勒；但他已用上They作自己代名詞，用「巴特勒」這個性別不明顯的譯名似乎較妥當。）於新作〈What World is This?〉（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22）中提醒眾生：英美政府在考慮取消必須戴口罩及隔離政策時，預計「復常」之後因新冠肺炎死亡的人數不多。恢復瘟疫前的市場經濟秩序代價不高之餘，最快受益的應是無法在家工作的前線基層（例如，清潔工、建築工人及速遞員）。然而，（至少在美國）疫情高峰時，染病／死亡多數就是前線基層（及非裔人士）。（頁47，49）這現象不是經濟健康（錢）比人類健康（命）那個重要的比較；（頁103）而是社會資源一直不公平分配下，弱勢總是易被剝削的自然結果。香港情況一樣：某些長期病患自瘟疫前就已需無了期輪候公共醫院的治療；他們於瘟疫高峰期，公共醫院關閉非緊急服務時，等待就更是無了期。當隔離設施爆滿期間，一家人住在劏房，當中一人染疫，他們如何自處？當然，弱勢中為數不少在經濟復常及人民健康之間會選擇前者；但為甚麼他們要做這樣的選擇？（頁108）他們知否不是每個人都要做此類選擇？（頁2）是那些人令弱勢必須做抉擇？為甚麼那些人自身不需要選擇？加快復常又會否令弱勢處境更危險，更暴露於感染瘟疫的危險中（而他們不自知）？由此角度分析，堅持動態清零又是否反抗經濟復常（霸權）、更尊重生命健康的終極體現？
更重要的是：為甚麼資本主義那樣厲害，可以令人寧願犧牲生命／健康呢？巴特勒認為原因是「死亡驅力」Death Drive。弗洛伊德Freud指出：人類經過閹割，將身體慾望統一之同時，亦渴望重回混沌散亂的狀態，再次享受（不知是否曾存在的）原始快感。這種渴求就是死亡驅力。它重覆運作，具破壞力；例子包括：喜看驚嚇電影、發惡夢、極限運動、吸毒等。死亡驅力要建立的，是反省並挑戰當下常理道德法律（即拉康Lacan的符號秩序Symbolic Order）的主體。但，正正就是這種重回無以名狀，令人類可以再經歷閹割重生，有機會改變。（彭均國2019：42）有論者以為：由於逃避死亡（不穩定不安全），人類唯有不停消費不停積累財富。（Byung-Chul Han 2021）又有人以為：應該利用死亡驅力推翻資本主義宰制（常理世界的重要元素）。（Daniel Cho 2006）然而，巴特勒卻說：令市場價值比生命更優先的死亡驅力向量正維持市場運作。（頁85；原文：[V]ectors for the death drives that prioritizes the value of markets at the expense of the lives that keep them open.）誠言之，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本身就是一個有機生命（尤如人類）；它藉死亡驅力不停自我墮落不斷顛覆自身（及有份建造的現實），經歷重生後重新運作 -- 譬如，由壓榨勞工的純粹剝削，進化到富豪捐身家的好心慈善；由實體經濟演變到虛擬貨幣——不停衰變換妝，製造新（消費）慾望；唯一輪迴不滅的就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
當然，先選擇經濟及收入不一定是問題，但瘟疫令眾生明白，於當下世界，人與人的連結比我們以往想像緊密。當然，全球化及網絡發展早已縮減了人與人的距離（飛行方便加時間減少，通訊應用更令人溝通緊密）；但新冠肺炎經接觸Touch及呼吸Breath傳播，就使我們體驗到一個人的決定及行為創造的影響可快速輻射四周，甚至全城。（頁9，26；兩位空中服務員導致望月樓群組的出現就是例子。）巴特勒因此相信瘟疫改變了人類對世界的感知Sense -- 唯有承認社會矩陣內人與人（不論認識與否）之間的互相關聯Interconnection，徹底放棄個人自我中心的思想模式，一個可持續的宜居世界才會出現。（頁56，64）也就是說，一個弱勢因過速復常而染疫，無人會不受影響（例如，醫院探病政策再收緊），社會（不只經濟）必再受打擊。這種尊重互相關聯的視點固然應用於考慮是否復常，也適用於設計落實精準防疫政策。
巴特勒的見解當然不能搬字過紙硬移植香港。首要原因是水土不服——他的分析所在脈絡是美國，書中對黑命悠關Black Lives Matter對特朗普的觀點自然具文化獨特性，香港未必適用。他指英美有人堅持復常是權利及自由，（頁108）這種論述亦不是香港主流。他簡化地歸納拒絕注射疫苗的人是反疫苗Antivax（頁88）——然而，部份不打疫苗的人只是不相信市面的技術（如香港的科興／滅活疫苗、復必泰／mRNA），他可能願意接受歐盟的Novavax（重組蛋白疫苗）。況且，即使他的理論成立，是否能順利執行也會受各人權力性格情商等差異影響——「由你角度思考感受世界？那不就是沒有了自我？做自我才舒服。」等類似宣言已經耳熟能詳。要在瘟疫中，說服眾生改變既有世界觀，學習由互相關聯建立新的生命態度，談可容易。很奇怪，巴特勒一直強調差異，卻不在此書提及文化、科技及主體的不同。
巴特勒在書末指出：瘟疫尤如悲劇，可令我們反省何謂日常。伴隨悲劇的是哀悼Mourning及憂鬱Melancholy——前者是有對象的傷感，後者則是因理想價價幻減而出現的內斂悲哀。他語重心長說：若然，我們只懂為自己認識的人去世而哀悼；卻冷血面對因匆忙復常而病亡的弱勢，簡單把病亡還原為會計賬本的數字，不再懂為公平消失而憂鬱的話，世界就已成為只懂市場經濟計算的法西斯時刻Fascist Moment。（頁93）
延伸閱讀
彭均國， (2019) 欲望社會(齊澤克意識形態功能思想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
Cho, Daniel, (2006) “Thanatos and Civilization: Lacan, Marcuse, and the death drive”. Policy Futures in Education 4(1), 18-30.
Han, Byung-Chul (2021) Capitalism and Death Drive. Cambridge, UK: Po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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