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交資料案鄒幸彤結案：控方動機不良、對支聯會持偏見明年3.4裁決

【獨媒報導】警方國安處去年指有理由相信支聯會是「外國代理人」，要求7名支聯會常委提交資料被拒。已解散的支聯會前副主席鄒幸彤等3人否認「沒有遵從通知規定提供資料」罪，雙方今（22日）於西九龍法院作結案陳詞。鄒幸彤親自陳詞指，控方指稱支聯會從「組織4」收取2萬元「資助（fund）」，然而該款項僅是「捐款（donation）」。她批評警方聲稱有合理基礎相信支聯會是「外國代理人」，但沒有提供任何客觀的根據。鄒指，警方以「維護國家安全」的名義來合理化打壓，在審訊過程中可見控方對於支聯會的偏見，警方以立場行先，故此發出通知書的做法是不公義及不合法。主任裁判官、國安法指定法官羅德泉押後至明年3月4日裁決。

鄒幸彤：捐款非資助警方沒提供合理基礎證「代理人」

沒律師代表的鄒幸彤親自作結案陳詞，共有4項爭議點，包括警方是否有合理理由相信支聯會是「外國代理人」、警方發出提交資料通知書對人權的影響、通知書內容極度含糊的特性如何影響人權，以及警方的做法是基於合法目的還是政治目的。

就「外國代理人」的議題，主任裁判官、國安法指定法官羅德泉早前裁定控方毋須證支聯會是外國代理人，但辯方可挑戰通知書合法性。

鄒指，不是所有的金錢交易都屬於「資助（fund）」，金錢交易還可包括捐款、支薪和報酬等，而支聯會多年來接收大量市民的捐款而無從考究，若果警方把所有捐款都歸類為「資助」，是濫用語言，意思擴張（expansive meaning）亦會對結社權利帶來毀滅性的影響（devastating impact），因民間團體會收取市民的捐款。捐款者亦有風險被歸類為「外國代理人」及受警方調查。

鄒指一個「代理人」不只為了自己的利益，也要為他人帶來利益，例如一名市民在沒有徵詢過清潔工的情況下執拾街上的紙皮，便不被視為清潔工的「代理人」，況且此舉不一定為清潔工帶來好處，因清潔工可能欲執拾該些紙皮來變賣賺錢。

鄒又指，「民主建港協進聯盟（民建聯）」與「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名字皆包含「民主」，但不代表兩者有相同的利益，法庭不能只憑團體名字來衡量是否「外國代理人」。而且團體角色不是永遠相同，應集中考慮案發時期。

根據控方案情，支聯會從「組織4」收取2萬元「資助」，沒有任何解釋；然而鄒幸彤指出，該款項是「捐款」。她批評警方聲稱有合理基礎相信支聯會是「外國代理人」，但沒有提供任何根據解釋為何該2萬元是「資助」，也沒有證據顯示支聯會和「組織4」曾合作籌辦活動、有交流、目的相似，或支聯會使「組織4」受惠。

鄒另指，警方要求的資料追溯至1989年，超過了法律所容許。

控方稱對人權沒影響鄒批謬論

鄒直指，警方的通知書影響私隱權，然而控方聲稱其做法不會影響人權，是令人驚訝及相對極端（rather extreme）的立場。在一個公民社會裡，團體很多時會接受捐款，法庭應考慮通知書如何影響結社權利。

鄒邀請法庭運用司法認知，衡量自《國安法》實施以來，香港公民社會的寒蟬效應（chilling effect）有多大。從通知書內容可見，警方為了調查和防止另一項危害國安罪行而要求相關資料，反問如何不會造成噤聲效果？

鄒指，警方決定發出通知書時，並未有考慮對人權所造成的影響，而控方則指通知書對人權的侵犯是法律所容許的，然而她認為人權被侵犯是顯而易見的，批評控方說法明顯是謬論。

鄒批通知書含糊、涵蓋範圍過大

鄒批評警方要求提交資料的通知書含糊其辭，對人權造成不合比例的干預。通知書所要求的資料追溯至1989年，警方以「國家安全」作為藉口，索取資助者的名單，亦使大量第三方人士或組織被牽連，可見「資助」的解釋擴張使警方的支取範圍更廣闊及無節制。鄒指，支聯會多年來獲數以十萬計市民捐款，這代表警方有可能把他們都歸類為「外國代理人」。她又舉例指，若果六四紀念館所接受的捐款皆被視為「資助」，那警方豈不就可以要求提供所有捐款計劃、運作及活動的資料？這顯然是有問題的。

鄒指，通知書上「活動」一詞亦非常不清晰，據控方的陳詞，支聯會的「活動」比她所想的涵蓋得更多，甚至包括「銀行活動」。她認為，警方大可以提供一份團體列表，讓支聯會去回答，而非交由支聯會調查身邊有何民間團體符合附表5下「外國代理人」定義，這不是支聯會的職責。

鄒質疑控方動機不良、對支聯會抱偏見

鄒指，警方以「維護國家安全」的名義來合理化打壓，質疑控方具不良動機（improper motive），並沒有任何合法目的（legitimate aim）。在審訊過程中，控方對於支聯會抱持的偏見是無庸置疑的，例如提及「六四屠殺」時僅以「六四事件」形容，忽略了當年天安門事件中的重要元素，又形容1989年天安門的民主運動為「動亂」，而無視了當年運動獲學者、媒體及廣大市民的支持。鄒批評警方的調查並不是基於客觀分析，而是立場行先。

鄒又指，無論是維權律師關注組甚或舉辦有關「天安門屠殺」的活動，都被控方指為「激起對政府的憎恨」；每年六四燭光晚會的大台發言不是被指為「非法」，就是被指為「危害國家安全」，然而發言嘉賓談論的只是失去摰愛、受害人被政府威嚇、與天安門母親同行等，與「國家安全」完全無關。

鄒指，若果支聯會是一個「威脅」，那它對於權力以及操控真相而言是一個「威脅」。她總結指，警方發出通知書的做法是不公義及不合法，所有被告應獲裁定罪名不成立。

案中5名被告為：鄒幸彤（36歲，大律師）、鄧岳君（53歲，無業）、梁錦威（36歲，葵青區議員）、陳多偉（57歲，貨車司機）和徐漢光（72歲，退休）。

控罪指他們違反《國安法》第43條實施細則附表5第3(3)(b)條，於去年9月8日，作為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支聯會）在香港的幹事或在香港管理或協助管理該組織的人士，並已獲根據上述《國安法》條例，送達通知，但沒有遵從根據該通知的規定。其中梁錦威和陳多偉認罪，判囚3個月，已刑滿出獄。

案件編號：WKCC3633/2021

審訊第一日
支聯會拒交資料案今開審控方稱毋須證支聯會是外國代理人
拒交資料案辯方稱條文清晰支聯會必須為外國代理人才可入罪

審訊第二日
支聯會拒交資料案鄒幸彤批控方無視法律原意、暗示挑戰《國安法》者須受罰

審訊第三日
拒交資料案官裁毋須證支聯會是外國代理人指條文製造彈性讓警方調查

審訊第四日
拒交資料案控方稱支聯會與6組職有聯繫鄒幸彤批文件隱資料無從盤問

審訊第五日
支聯會拒交資料案原稱涉公眾利益須隱去控方審視後稱可重新披露少於20項資料

審訊第六日
支聯會拒交資料案鄒幸彤批99%新披露資料仍被隱去官裁已足夠進行公平審訊
拒交資料案庭上就受限資料內容爭議官裁證人須回答

審訊第七日
拒交資料案控方反對鄒幸彤提「天安門屠殺」官稱法庭不談政治、下令改用「事件」
拒交資料案國安警以公眾利益為由五度拒答鄒幸彤提問鄒批如捉迷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