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为节选的与相关人士有关的片段，其中关于冯爱玲女士对我关怀帮助的内容占大部分篇幅：



（四）造访国际特赦组织和民协，二赴支联会

   次日（5月29日）上午（应该是这一天，但因时间太久，也可能是稍晚的一两天），我首先去了国际特赦组织。敲了门后，一位戴着眼镜的30岁左右的女士（不知道是香港本土人还是华裔）开了门。我问“我可以进去说吗？”，她堵在门口，面无表情的用生硬的中文问我“你可以说英语吗？”，我告诉她我英语不太好，主要是想寻求政治避难，希望得到她们的帮助。她站在门口犹豫了一下，示意我在门口等待，回办公桌写了一个电子邮箱给我，要我把情况先发到邮箱。然后就跟我说再见了。简短的交谈期间，还看见来了两个20岁左右的女生（可能是组织的实习生？），被她迎进房间，我则不得不一直站在门口。离开之后，我心想，国际特赦组织官僚习气也挺重，对求助者十分冷淡。她们难道不知道，来求助的人往往都是走投无路，甚至有生命危险、正处于极大的危机中吗？这么草率敷衍，谈几分钟话或作个记录都不肯（做个记录很重要，因为一旦出事，就有据可查，相当于“留了个记号”，不会完全“失踪”），让我对大名鼎鼎的国际特赦组织大跌眼镜。不过我后来在网上了解到，国际组织在亚的机构普遍冷漠虚伪，如在泰国的联合国难民署也是如此，我也就比较释然了。

   我又到了民协总部。民协大门敞开，屋内灯光昏暗，虽然是工作时间，却一个人都看不到。我又是敲桌又是高声问询，才有一位年纪很大（大约60岁？）的老太太走出来。她只会讲香港话，交流非常困难。后来她找出纸笔，告诉我民协的人平常都不在此办公，只有下午五点开会时才有人。在好几个机构都扑了个空，我非常失望。我告诉她我希望联系民协议员，她就写了谭国侨和何启明议员的联系方式（后来我才想到他们是区议员而不是立法会议员），然后要我留下材料和联系方式。我在求助信空白处写上自己名字和邮箱、手机号交给她，问她冯检基的联系方式（我对冯先生略有了解，而且他也是传统泛民，所以我认为他是值得我信任、可能帮助到我的好人），她写给了我。我道谢离开。

   我出门就打了冯检基办公室的电话，却听到香港话的智能语音，没听太懂，好像是无法接通之类的意思。我想起昨天支联会没人，决定再去一次。

   然而今天还是没人。于是我询问教协职员，她们答应帮我联系，然后就给了我一个电话号码。我拨打电话，传来一位女士的声音。我告诉她我是大陆的学生，在大陆遭遇政治迫害，希望寻求支联会帮助，申请政治避难。她告诉我，在香港是无法申请政治避难的，因为香港是在中国政府的控制下。简短说了几句后，我告诉她我想和她见一面是否可以？她立即就同意了。然后我把电话交给工作台的职员，她帮我写下了见面的地址，以及这位女士的名字--冯爱玲。

   因对香港不熟，为避免迷路或路上耽搁而迟到，我就提前两小时去了铜锣湾。因物价太贵（在饭店吃一顿午饭大概60人民币，还吃不饱），我一个外来旅客也找不到便宜实惠的饭店，中午干脆就没吃。所以我到铜锣湾后，就在7-11便利店买了一份孜然烧春鸡（一小只整鸡，30元，很实惠），去了麦当劳买了套餐配着吃，边吃边等。吃到一半，还被服务员警告不让在店内吃外带的食物，即便我也买了份麦当劳。我只到港一天多，就在几件事上感到，香港比大陆更强调规矩、更少通融。当然，这也可以说是文明的体现。

   （五）与支联会冯女士的第一次谈话

   晚上7:40分，离约定时间还有20分钟。我从麦当劳去约定地点见面，地图上近在咫尺，但在小巷子转了好多圈才找到具体位置，看到了教协的牌子。这才想到这里和好望角大厦一样，支联会都是和教协在一处办公。幸亏我提前去，否则就迟到了。

   到了教协所在的二楼，我告诉前台职员要见冯爱玲女士。她打了电话，要我稍等。等待期间，看到有许多老人（应该是教协会员）在楼上看书、交谈；海报上张贴着教协日常活动和发放赠品的说明，很像大陆企事业单位的活动中心。教协虽为泛民主导的组织，但办公处并没什么政治色彩。

   过了一会，一位大约60岁、满头银发、面容和蔼的老奶奶走出来，跟我打招呼。她就是冯爱玲女士，也是我在港期间，给了我最大帮助的人。后来我被关到警局和精神病房，如果没有她的帮助，尤其与我父亲的联络、对我的探望，我所受的苦难会更多、受苦时间更久。

   我随冯女士到了她的办公室--位于教协所在的阁楼上的一个类似杂物间的房间。房间很小，屋内堆放着支联会的各种海报、杂志之类出版物，标语牌、桌椅之类占满了房间。这就是声名远播、在八九民运中出钱出力甚巨、为呼吁平反六四和纪念六四坚持了近30年的支联会办公场所（之一，但其他的恐怕条件也不好）。它寒酸的还不如中国一个贫困县县委县政府大院内的储物间，却是国际上对六四事件介入最深、对六四问题研究最多、对六四后续关注最久的组织的办公室之一。

   我从堆积如山的各类物品中拉出两把椅子，和冯女士面对面坐下。我一边作自我介绍，一边把求助信和防治校园暴力的材料递给她。冯女士用心的看着我的材料，问我的情况、来港有何打算。我就简短的讲了我遭受的校园暴力的苦难，以及维权历程。

（以下是当时对话大致意思，并非一字不差，部分对话记录是将口语意思“翻译”为书面语，本文中部分其他对话亦如此）

（因时间太久，只记住了与支联会冯女士的一部分谈话内容，我只挑记住的和比较重要的写出，实际谈话要比这长很多）

我：“我因为校园暴力和网络暴力，得了严重抑郁症”“高考考砸了，人生都被毁了”……我不断诉苦。

冯：“我们也经常遭受到网络攻击，就像支联会在网上（Facebook）被五毛谩骂诋毁。”冯女士对我的遭遇很同情，也告诉我网络暴力哪都有。

我：“你们是一个集体，谩骂的不影响你们（现实）生活，而且还有支持的（所以受网络暴力伤害较轻）”、“各种威胁、谣言，传播照片挑衅，被围攻，我自己面对（承受），不是你们能想象的。”（一个孤立无援的个体、普通人承受网络暴力，和社会组织、名人承受的，完全不同，尤其我是在封闭的小圈子遭遇的网络暴力，就跟在监狱里被欺负一样，无法躲避和求助，且吃的是哑巴亏。而这一点恰恰很多人不理解）我解释着这些细微却关键的区别、严重的伤害。

冯：“我理解。”冯女士应该是理解了我的心情，但恐怕难以真的感同身受。

我：“我很希望得到香港泛民政党的这些帮助（就是求助信中提到的希望给我标语牌、印刷材料、以及给我关于香港游行示威的指导）。”我指着求助信说。

冯：“现在香港很少关注大陆的事情，恐怕（他们）帮不了你。”的确，香港近几年反大陆风潮日甚，传统泛民败落，本土派崛起，港人大多对大陆内部事务包括人权问题已经不怎么关心了。

我：“我觉得校园暴力是个世界性问题，香港也有吧”

冯：“香港有啊，听说有中学生（因校园暴力）自杀的”

我：“所以我很希望利用香港这种自由环境，宣传校园暴力的严重性”；“校园暴力受害者需要联合起来、组织起来，就像同性恋（群体）一样，我希望在香港能建立防治校园暴力的组织”

冯：“你好像多次提及同性恋（群体）（我前面也有提到，不过对话就不一一列出），为什么想到和他们（比较）？”

我：“我觉得同性恋（群体）与校园暴力受害者有许多相似，都是弱势，同性恋（群体以前也是被歧视、欺负，但是后来组织起来，就争取到社会的尊重和法律保护了。校园暴力受害者也应该（效仿）”

我：“韩国对于校园暴力问题很重视，但是我没有条件去，语言也不通”。我当时一心想着国际社会的帮助。

冯：“这个我也不了解”

我：“我准备去中联办门口请愿、举牌、张贴防治校园暴力的材料，不知道有没有作用？”

冯：“中联办门口每天都会发生很多事（不会引起多大影响），即便传媒报道了，（热度）也很快就过去了”

我：“我很想为防治校园暴力事业而奋斗、牺牲，就像中世纪的布鲁诺，布鲁诺，您知道吗？”

冯：“你还很年轻，很多事不是像你现在想的（那么容易实现）。”后来的事实果然证明了我的幼稚。

我：“我学习成绩很好，原本可以考上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政法大学这些大陆最好的学校的，所以如果能为我提供条件，我肯定有很大成就。”对于与名校失之交臂，我一直耿耿于怀，经常提及，跟祥林嫂念叨“阿毛……”似的。

冯：“那你还不如回去考学，或者上夜校，上了大学，以后工作有了收入，再去实现理想。”许多人都这么说，却不理解那根本不现实，校园暴力和网络暴力下，身心受巨创，谣言满天飞，不可能正常学习，考学之路已经毁了。我的上访之路也是开弓没有回头箭。

我：“我回去就没有出路了，还可能被抓，我想在香港申请政治避难。”虽然我已经在电话里得到对此事的否定答复，但还是不死心。

冯：“在香港是没办法申请避难的，有许多比你（受迫害）严重的，很有名的人，在香港都没有（申请避难）成功，最后还是回了大陆了。”冯女士重复了这样一个残酷现实。

我：“可是我回去没有办法生活下去啊，那些网络暴力还在影响我的名誉，我抑郁症也没办法工作学习”……我把本文中提到的我的绝望处境大致讲了一遍。

冯：“有时候，遇到困难就要去勇敢面对”

我：“如果我去欧美国家可能就好了，也能做很多事。”我到香港的两大目的之一就是想转往第三国，逃离中国。

冯：“在欧美生活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如果想做事，还是要从生活的地方，从身边做起、斗争，不能离开（大陆）”

我：“在国外没有歧视，生活自由，我可以做社运人士和职业革命者”

冯：“不是你想的那么好，外国也有很多歧视，还有要解决生计问题”

我：“我6月4日滞留期限就到了，到时不回去会被遣返吗？”此前并没考虑过这一点。

冯：“会，大街上经常有查证件的，查到就会遣返”

我：“那我怎么办（不能政治避难）？”听到说可能会被遣返，我心中一沉，但我的确没有别的路。

冯：“你就把这次来港当成一次考察吧，多逛逛，散散心，以后有机会再说（出国或申请避难）。”

我：“……”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说了。如果我有良好条件，还有钱，家庭还好，我当然可以多尝试，找各种途径。但现在没有金钱，更没多次试错的机会，无路可走，且拖延不起。

……

   谈话中，我也提及了关于六四、支联会、大陆维权的艰难、舆论环境的恶化、我对如已故的司徒华先生、现任支联会领袖李卓人等泛民人士的敬仰、香港政治情势等许多方面的事，也向支联会为六四、为中国民主事业、为中国人民的付出表达了敬意和感谢。这些谈话内容与本文主题关系不大，且时间太久记不清具体对话内容、篇幅很长，就不具体写出来了。

   

    我告诉她我想去港中大找周保松教授，以及在港中大和港大民主墙张贴防治校园暴力的请愿信和建议书。她说她听说过周教授，但没见过面。我说我一直很景仰周教授，想去拜访他，听他出出主意，看看他能否帮我和关注校园暴力问题。冯女士说香港各大学都放假了，中大半月前就放假了，港大也要放假了，去了之后不一定有人。我来的确实不巧，但又没第二次机会。所以我还是决定第二天去至少其中一所高校。

   我们事先就约定只谈半小时。谈话结束时，我索要了冯女士的邮箱（也是支联会的工作邮箱），冯女士又给了我两期支联会的刊物《港支联通讯》，以及纪念六四活动的宣传册。然后我就告辞离开了，冯女士一直送我到楼梯口。

   这是我第一次与香港泛民人士详谈。冯女士一直注意倾听我的诉说，也很有耐心的回答了我许多疑问和想法。虽然她道出了香港无法帮助我的现实，让我感到失望，但她只是陈述一个事实罢了。谁能一下子扭转现实呢？就像冯女士在谈话中提到的：“我们呼吁平反六四这么多年了，（中共）就根本不理我们，我们只能做到坚持（虽然支联会事实上做了更多实事，如帮助“天安门母亲”群体）（这么呼吁下去）”。

   现实总是残酷的，受侮辱与损害的弱者常常是无力的，正义的伸张遥遥无期。六四如是，校园暴力受害者亦如是。只是前者举世皆知；而后者，连个协助和保护受害者的组织都不存在，连集体发声的平台都没有。甚至，几张海报、几副标语牌、哪怕一次游行请愿都没有。


……


晚上8点，我第二次与冯女士见面。这次谈话一部分内容与第一次内容相近，为方便起见，就不以对话形式书写了。

    我在见面前就告诉了冯女士我在立法会的遭遇，表达了对叶办工作人员的不满。冯女士跟教协的工作人员很熟悉（后来我知道泛民圈子互相都很熟悉），答应帮我问问。见面后冯女士告诉我，叶办工作人员说“我们只是要他把材料发过来啊”。我听到这种辩解真是觉得“陆港一家亲”。我又讲了一下和叶办通话情况，并告诉冯女士，职工盟答应可能会帮助我。冯女士很高兴，说他们能帮到我挺好的。

    我又说了下在中联办的见闻，表达了没有人关注的担忧。冯女士说，中联办一直都是这样，即便媒体报道热度很快也就过去。还有人在中联办门口露宿的，也没解决问题。冯女士还是劝说我这次维权如果不成功，还是回大陆吧。

   我又提到住宿问题。我告诉冯女士，我一天200人民币的住宿费承担不起，又听大陆维权人士说教会有可能收留，所以问问有没有什么教会能帮我（当然我个人是无神论者）。冯女士说，香港寸土寸金，教会也不太可能有什么住宿的地方提供。而且现在香港许多教会接受政府方面资助，以及……也不太可能帮助我维权。冯女士也说，一天200人民币的旅馆，在香港已经是很便宜的了。

   此后又讨论了些其他政治社会方面的问题，我也提到要去六四纪念馆看看，并且参加六四晚会。不知不觉时间到了，冯女士也要下班回家。然后我就告辞离开，返回旅馆了。

   其实，我在新兴大厦住宿期间，也见过更便宜的“旅馆”。有一天我看见我住的楼层有另一个廉价旅馆，一个阿姨正在开门，我就去问，她就带我去看她家的“旅馆”（如果那算是旅馆的话），说1000港币一个月。我进屋之后，看见房间有五六个床位，远比大陆青年旅馆破旧，住的都是五六十岁的老人，从穿着和摆设可以看出极为贫穷，房内充满难闻的异味，不知谁的手机还是收音机开着刺耳的音乐外放，整个房间给人以一种破落、死亡的氛围。有的床用蚊帐罩着，据阿姨说，空调并不是时时刻刻都开。我进去一分钟就感觉屋内湿热的令人难受，而那些长住的人更不好受吧（或者已经习惯、麻木了？）。或许这就是香港的“笼屋”吧。也不知道我看见的那些老人，是没有身份的大陆偷渡者，还是香港本地老无所依的居民。他们几乎可称为破烂的家当全堆在一张床上，人看起来就像露宿的难民，毫无精气神。而他们居住的这栋楼外，就是繁华的旺角，银行、商场、高档餐厅、珠宝行、赌场、酒吧……星罗棋布、密密麻麻、华贵典雅、富丽堂皇。香港，与大陆一样，有着惊人的贫富差距，有着长年在底层社会挣扎、散发着垂死气息的人。



……


 （十）与职工盟林祖明先生交谈、造访社会民主连线试图拜访梁国雄先生未果

   我31日赴港大之前，就又去了一趟职工盟。我到了之后，就提到上次约定的会见。一位上次见过面的女士要我等下，进到里屋和另一位工作人员耳语起来。我就把头扭开看屋内的陈设，心里想着，我执着于面谈，但可能人家根本没放在心上，并没安排见面，也没想到我今天又来。而对我来说，能否会面非常重要。就那时的情形看，除了职工盟，恐怕没组织可以帮我，如民主党、张超雄和朱凯迪议员办公室，都没有回复我的邮件。再没帮助，我很快就要躺大街上了。但他们似乎并不了解我处的绝境，更无法体会到我从陆到港求助不断遭拒的痛苦心境。

   看着厅堂内朴素的陈设环境，各种工运和活动宣传海报，默默忙碌的职员，我也在想，机构是好机构，职工盟确实是挚诚的为工人服务，但因我是大陆人，也不是工人，却遗憾的难以得到协助。

   过了一会那位女士出来了，给我一张纸，上面写着周五（6月1日，也就是第二天）上午11:00见面。我就道谢告辞离开去港大了。

   6月1日上午，我照约定来到职工盟。稍等之后，我在一个类似会客室的房间见到了林祖明先生。

   林先生30多岁，一米七左右的身高，说着一口带香港口音的普通话，也和他的身份契合--负责联络大陆人士、处理涉陆事务的职工盟香港籍干事。我进来之后，他与我握手寒暄，面对面坐下。在连续遭遇挫折后，我把希望都寄托在职工盟的帮助上了。因此我很着急的把材料递给他，然后开始讲我的情况。

（以下是当时对话大致意思，并非一字不差，部分对话记录是将口语意思“翻译”为书面语。另外，因众所周知的原因，部分对话不便透露，毕竟他们在香港，在中共统治区域）

我：“我的情况（材料）您看过了吗？”我很希望他清楚的明白我的事情严重性。我说话很客气谨慎。

林：“前天（职工盟职员）告诉我你来这边，当时我在生病，去医院了。我昨天晚上，啊，我呢……和支联会的冯爱玲女士通话聊了半个小时，听她说了你（我的情况）”，林先生告诉了我他和冯女士认识，似乎还很熟。林先生说话较慢，很清晰。

我：“您和冯女士认识，很熟悉吗？”我很有些意外。

林：“我们认识啊，职工盟和支联会是兄弟组织（或者说的是“友好机构”？反正大概这意思吧）……有很多合作”，这一点我倒是早就知道，所以也就马上理解他和冯女士为何如此熟识，这不是巧合，是我找的机构属于香港同一政治支系（也就是一个圈子）。

我：“那你看我这个情况……”我很想知道他如何对待我的求助。

林：“（看着材料）我听她讲啊，你经历的主要是校园暴力，还有……网络暴力，……，是这样吧？”，看来林先生只是了解了个大概。

我：“是的，我从上初中就是……”，我又把告诉冯爱玲女士的以及信件中的重复了一遍。

林：“你是在上大学还是高中，现在是什么状况？”没有直接接触，就很难了解清楚这些。

我：“我已经退学了，还在尝试高考，但是，校园暴力伤害很大，生活就被……摧毁了，我有严重的抑郁症，没办法正常学习……”，我又重复着。

林：“这个职工盟呢，你知道，它主要是关注工运的，像……，……，学生方面……”林先生提到了职工盟主要关注工运，但是学生这方面就没什么参与。

我：“我知道，我很清楚，我就是因为校园暴力，啊，这个缺失，得不到应该的关注，没专门的组织，所以我就是希望在香港建立一个这样的（防治校园暴力和网络暴力）的组织。现在香港有其他关注学生方面的机构吗”，我最大的期望就是建立防治校园暴力的专业性组织。把校园暴力受害者组织起来、和社会主流连接起来。

林：“关于校园暴力这方面的（组织、机构），香港也没有”，证实了我的了解。

我：“那现在职工盟有条件有人力抽调出来去运作（校园暴力问题）吗？”我现在想起这句话觉得很幼稚。

林：“这个很难，职工盟现在人力物力也都有限”

我：“你们能不能联系其他组织和社运人士帮我”，然后我指着那封求助信说，信中包括何俊仁、李卓人、冯检基、梁国雄等人。

林：“过几天我看看，现在支联会那边主席就是何俊仁嘛”

我：“我现在还需要媒体关注，香港这边媒体您有熟人吗？”此前我发给过香港媒体邮件，他们都没回复采访事宜，还是要通过熟人途径。

林：“媒体的话，就需要先找几个那边的熟人，然后看看材料，如果有新闻价值的话呢，就做采访。采访一般是开发布会，来好几家媒体……不过如果只有一两家媒体或者没有人来，就不好了”

我：“这需要多长时间联系？”我是想最好几日内就能联络的。

林：“估计一个月吧”，听到后，我心一下子沉到底。

我：“可是我只能在这七天，不能现在联系吗？”我肯定没条件呆一个月啊。

林：“这个需要很多工作、沟通，不可能那么快的”

我：“……我这个签证能不能延长，6月4日就到期了”，我沉默了一会才说。

林：“这个不能延长，一般除非是工作啊，需要开证明”

我：“你们能不能开一个，就以学术交流这些（名义）？”现在想来肯定是不适宜的请求，但那时我不能回大陆，前面已经都提及过了。

林：“这个不行的”

我：“那我怎么办？”

林：“这次你就先回去吧”

我：“我还想要游行、请愿这些，例如去中联办……”

林：“过几天就是6.4，还有6月6日湖南工运人士李旺阳的纪念日，日子很敏感，如果你现在在这（参加），回去之后会很麻烦。例如……”，林先生很好心的劝我不要在敏感日期引起中共注意。

我：“李旺阳，啊，我知道他的，我不想回去，我是想政治避难，去第三国，例如我找国际特赦组织了……”

林：（我忘了他怎么回答了，大概意思和冯女士说的一样，是不能避难吧）

……

   因为谈话已过了很久，我所记得的大概就这些，还是意译。

   谈完后，我说怎么与他联络，他把邮箱写给了我。后来我说用WhatsApp短讯更便捷，林先生想了下就写给了我他的手机号。然后，他又复印了我的材料，也帮我印了几份。我就道谢告辞离开了。

   这次谈话虽然形式上比较友好，但就实际意义看，是很不理想的。前面已说过，相对于其他政党或组织，职工盟是最可能也最有条件帮助我的。因为职工盟深植于基层，服务工人和职员，扶弱济困，行动力强，有帮扶能力，社运经验丰富，我的情况相对比较符合他们帮助对象的特点。但林先生在谈话中，字里行间都透露着无能为力的意思。虽然没有彻底拒绝，但即便要等待一个月就有好结果，我也没钱撑着等啊。如果连职工盟都帮不了我，其他组织和个人的帮助可能就更为渺茫了。（根据后来的情况，以及对港媒及香港社会更多的了解、接触，即便林先生和职工盟愿意帮我，也不见得会有记者来关心我一个大陆高中生的事。我即便真等一个月，最终九成九也会不了了之）

   我决定抓紧时间，再求助一个机构。我想到还没去梁国雄先生所在的社会民主连线，决定立即就去。

   关于梁国雄先生，我算是比较了解的。他与李卓人、刘千石一样，都是香港为数不多关心基层工人和弱势群体苦难的社运领袖、民意代言人。但相对于李刘二人，他更具草根情结、极富战斗精神。他也是香港知名政治人物中，唯一一个旗帜鲜明信仰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无论在立法会，还是街头，梁先生总是倾尽心力为底层人民呐喊、与权贵抗争。他的行动力在港无人可比，发起和参与示威游行不计其数，中联办前常有他的身影，立法会上也总是为民请命。他几十年如一日，嫉恶如仇，宁肯坐牢也不屈服，在香港这片金钱至上的资本主义城堡中坚守着平等、正义、扶弱济贫等社会主义理念。梁先生不仅爱香港，也爱着中国人民。纪念六四、声援高智晟、纪念刘晓波和呼吁释放刘霞、为709律师奔走呼号……他从不缺席，且往往冲在最前线。我相信，他如果倾听了我的诉说，了解到校园暴力与网络暴力受害者所遭受的欺凌、伤害、痛苦之严重，一定会仗义执言，为劈荆斩棘开辟防治校园暴力之路提供帮助。他当时虽因宣誓风波被剥夺议员资格，但丝毫无损他的影响力。相反，宣誓时高喊“平反六四”，正彰显了他坚持正义、不畏强权的优秀品格。因此，我找社民连，主要是为了见梁国雄。

   当我来到社民连所在的泰昌工厂大厦，看到四周都是货柜车，以及稀稀落落忙碌的工人。而地图上显示的四周建筑，大多都是工厂、货仓之类。社民连设在这里（而非像其他政党办公地都在商业区写字楼），正显示了它亲近基层劳工的本色。我问值班保安社民连是否在这里，他说是的，但是很可能没有人在。我到了楼上，看到社民连办公室果然锁着门。我问隔壁一个办公室窗口里的女职员，她也听不懂普通话，于是我不再问，在求助信上写了姓名和联系方式，从社民连办公室门下的空隙塞了进去。而此后，也并没有回音。

  




……


   3.流血呐喊成泡影，重获自由很遥远

   我斜躺在床上，拿起给我的那张东区医院入院通知单。我看到上面有关于精神健康覆核申请的内容，在绝望中生出了一点希望。虽然我隐隐觉得，这个覆核程序会很麻烦。

   这时，我请求联系家人和朋友。他们此时不允许我用手机打电话和上网。至于给病人用的公用电话机，只能打香港的电话或手机，不能打给大陆。而冯爱玲女士等人的手机号，我并没记住，在手机通讯录和纸张上。护士们要我等。后来我又请求，他们还让等。不知道过了几小时，我至少请求了三次，他们才把手机和包裹给我，让我记下几个联系方式。在医院里，不管要什么、请求什么事，大多数情况都要至少求三次，才有回应。

   我从手机上记录下了冯爱玲女士、职工盟、明报、张超雄和朱凯迪办公室的电话。我还从包裹里拿了从民协抄的冯检基等人的手机号那张纸，以及纽约时报驻上海分社的联系卡片。护士就拿走检查了一下那张纸和卡片，只允许我拿走联系冯的那张纸，把纽时的卡片扣下放回包裹了。他们不见得是担心卡片，而是不让联系媒体（虽然联系也没用，况且后来想起来那是大陆电话，打不通）。我幸亏没有删掉所有信息，没有删掉这些联系方式，否则后来我完全就会孤立无援，彻底无助。如果彻底与外界失联，后来能否出院都很难说。

   我紧接着就给冯女士打电话。我把情况大致说了一下，然后问冯女士外面有没有我的什么新闻（我在中联办割腕的事）。然而我大失所望，她说没有听到和我有关的新闻，没有媒体报道。我这时更为后悔没有在6日记者在的时候自杀。我就哭着求助冯女士，让她联系媒体，还有把我的材料转给梁国雄先生，希望梁先生来看我。她答应转过去材料，让我有耐心，在病房里等着，听医生安排。我就表现的很脆弱，告诉她，我质地脆弱，受不了精神病房这种环境，让她想办法把我救出来。她说她会和林祖明先生商议，也会尽快来看我。然后我又说了一大堆乞求的话，才挂断电话。

   我的确是脆弱的。我无法像张志新和林昭她们那样有堪称伟大的勇气与意志力。即便没有任何酷刑，仅仅是失去自由，我都受不了。如果我在大陆搞社运被捕，估计被审讯第一天就会垮了。如果在大陆的精神病院，我可能关不到半个月就会真的疯了。



……



   6.打电话求助，冯女士来探望我，联系父亲

   精神病房的探视，是有严格的时间限制的。东区医院精神科K4病房只允许病人亲友每天下午3点到5点前来探视（每周六还是周日上午还开放两小时，但一周只一天）。我打给冯女士几次电话后，她终于抽出时间来探望我。她每天都有很繁忙的工作，如果在一天内抽出一两个小时倒可以，但必须在下午3-5点，就比较难了。因为东区医院位于港岛柴湾，远离市区，探视者路程上花费的时间可能比探视本身用时更久。医院严格限制探视时间，自然是为了医护人员工作和管理方便，但把麻烦变相转移给了探视者。

   我好几天都没见到病房外的任何人了。期间，我曾打电话给朱凯迪办公室，告诉接电话的一位女士我是此前发过邮件的大陆学生王庆民，因为在中联办割腕被送进精神病院，希望朱议员能够救救我。她告诉我，他们无能为力，但建议我要冷静、表现的正常一些。我说我想早日出院，她告诉我，可以给医生说你要回家。我说医生不会同意的。她说，不会不同意的，你是大陆的，签证也到期了（我在此前发给他们的邮件中注明了这一点），香港不会一直关着你。你要多给医生说要求回家，医生会同意的。我道谢后挂了电话。我想，外面的人真是难以了解医院的情况，我签证早到期了，也请求过医生了，我怎么说都没用，他们根本不同意我出院。

   我也打给了明报。他们把电话转到收到我纸质文件的中国组需要时间。而电话旁墙上贴纸规定每次通话不能超过10分钟，而且后面其他病人还在催，根本没办法拿话筒等。我打了大约5次才接通明报中国组。在病房里联系外界过程中的各种麻烦、障碍，造成的各种耽搁事和误会，外人是很难体会的（后面还会讲到）。打通后，他们说收到我的文件，但当时忘了递交举报信等关键信息，材料不完整，而我在医院又不被允许使用手机发邮件，于是他们没办法进一步调查。至于我希望他们报道我在中联办割腕被关押在精神病房，他们的口气明显没兴趣报道，只说会跟进的。我在香港多次听到“跟进”二字，后来感到，“跟进”这个词在大多数时候，其实和大陆政府机构人员说“我们会处理的”、大陆媒体或一些人说的“我们知道了”、“有消息我们会联系你的”，是一样的托辞，只不过更高雅、简约、文明一些。

   在这无人相助的孤立境况中，我就更盼望冯女士早点来探望我。

   我和冯女士约好下午三点多的探视后，我从下午一点就开始在走廊里转，焦急的等待着见面。到了三点，我就一直探头往餐厅看，看看冯女士有没有来。然而，过了三点半也没有。我又打电话，冯女士说正在路上，不要着急。后半个小时我几乎就是在电话机、餐厅门口来回探头张望中度过的。我又打了一次电话，冯女士说刚到医院楼下。她五六十岁了，腿脚并不方便，也没有义务必须看我，按说我应该体谅。可是在那样焦急、恐惧的情况下，我反而是在催促她快点来。人在自身处于危急的情况下，总是顾不得体面、也没了同理心，此后一次次得到证明。

   已经过了4点，冯女士才从餐厅通往病房外的那个入口出现。一位护工把我叫了过去，确认是来看我的，才放我进餐厅。此外，探视时也严格限制探视者给住院者东西，食物需要寄存。探视者看住院者如同探监一般。

   我和冯女士见面之后，我就哭了起来。然后把入院通知单给她看，说可能至少还要呆几个月。她叫我不要担心。我拉着她的手，请求她一定要救我出去。我说，我要见梁国雄先生。她说，已经把材料转发给梁先生了，但他也很忙，很难立即顾得上看。我说想和梁先生见面当面说我的事情，她答应会转达。我当时是非常急切想见到梁国雄先生，我认为只有他才能理解我、也一定会救我。那种急切，几乎想在一分钟后就能见到梁先生。

   后面我还对冯女士说，希望找媒体报道我的事情。再往后说的什么我都忘了。

   然后，我就用冯女士的手机打电话给我父亲。我大致讲了一下我在香港自杀的情况。他并没有责怪我。我说能不能来到香港，他说家里要照顾奶奶，而且家里没钱，没办法来，最好是我自己回去，或者先回到深圳，到深圳就好办了。他并不了解情况，我连医院都出不去，当然就出不了香港，怎么回深圳？

   时间很快到了，我只得挂了电话。冯女士给我留了一块面包，寄存在餐厅柜子里，然后告别离开。


……



   另一个联系比较频繁的对象是张超雄办公室。我给几个个人和媒体打电话，没有得到什么回应，本来不抱希望也不想再打电话了。但后来我看到记电话号码的纸上还有张超雄办公室电话没打，于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拨打了电话。

   一位男士接了电话，他告诉我他姓郭（后来才知道他是工党主席郭永健）。我把我的情况跟他说了一下，并告诉他我前些天曾经往他们办公室发过个人材料的邮件，详细情况都在邮件中。然后我就请求他是否能够帮助我出院，以及关注我的维权和呼吁等事情。我还告诉他，支联会的冯爱玲女士了解我的情况。他回复我说，他会看看我的相关材料。而且他认识冯女士，他会在问过冯女士之后回复我。我表达了感谢，结束通话。

   但我和郭先生只通话过这一次。因为病房的电话只能打出不能打进，而郭先生也不常在张议员办公室，后来几次都是其他人接的。其中有一次我打电话，接电话的男士说郭先生恰巧离开，他去追没追上。再往后的至少5次通话，都是一位姓梁的女士接的。她告诉我，郭先生是工党的主席，平时工作很忙。我听到郭先生是工党主席时，很出乎意料，非常高兴。落难时候更希望抱大腿，人性就是这么的讽刺。我把前面告诉郭先生的话以及想补充的话又讲给梁女士，希望她转告郭先生。不过因为在病房里那种状态，加上每次打电话有时间限制和他人催促，我说起话来就又是比较乱，而且怕梁女士没有记住，就重复好几次，每次打电话说的大同小异。结果一些重要的话没说到，说过的连续重复，讲的杂乱无章。我自己也知道这样挺不好的，她也说我重复的太频繁了，后来我就减少打电话了。这再一次证明，人处于危机和慌乱情况下，思维和表达能力都变差甚至表达不清语无伦次，对他人的依赖性大大增加，脸面啥的也都不顾了。


……




   其实也说不了多少话，护工还要工作。我只好拿着报纸翻来覆去的看，捱过时间和恐惧。中午吃饭又是要了两份。下午来回走路等冯女士来。

   到了4点半，我就更加着急了。我给冯女士打电话，她说在路上。可是，到了4点45分，冯女士还没有到。我最后一个电话打过去时，她说正在上楼。我问护工，护工说最后十分钟就关闭探视了。我叫苦不迭，没想到出院前（也可能出不了院）很关键的一次见面竟然就这么没有了。在自己孤独、惊慌、无助的情况下，我是很有责怪冯女士的想法的，哪怕她并没任何义务探望我、帮助我。

   就在我绝了望，要返回床位时，突然护工叫住了我，说冯爱玲女士来了，而且护士答应可以让我与冯女士见面。

   我进到餐厅，和冯女士坐下的时候，已经差不多5点了。一位负责管理的护士说，可以给我们10分钟的谈话时间。然后冯女士说让我给我父亲打电话，然后又要等护士把我手机拿来。等待过程中，我就向冯女士抱怨，说“我付出这么大牺牲，耗尽精力、流血抗争，换来的就是没有人响应、支持……”等等怨言。冯女士就在一边听着，等我说完，她才说，现实就是这样，我们（支联会）都抗争了几十年了，也没有能够实现平反六四……我说我能够理解，也知道做社会运动不易，我心理脆弱所以承受能力差。然后护士把我两个手机都拿出来了，问我用哪个，我说苹果那个，然后赶快开机给我父亲打电话。接通后我父亲告诉我，林先生已经帮我找好社工了，在深圳和郑州都找到接我的人了。我父亲又细心嘱咐了我几句，让我听话、注意安全，入境后立即给他打电话，我答应后就挂断了。

   然后，我就说我手机快没电了，充电宝也没电了，如果回程手机没电无法联络怎么办？我当着护士的面告诉冯女士，这些人（医护人员）不让我充电（我请求过好几次，他们都不同意为我手机充电），然后旁边的护士立即说“我们给你充、我们给你充”，还问我是否就这两部手机，然后就把我两个手机都拿去护士站充电了。对比他们对我单独要求时和冯女士在场时的表现，完全是两种态度、两幅面孔。关于这件事，我前文提及过，在此不多叙述。

   这时候，冯女士从包里掏出一个红包来，对我说，你家庭情况很不好，而且路上需要路费，这些钱是大陆人士捐到支联会募捐箱的钱（人民币），都是零钱，不好兑换（不方便兑换成港币），给你做路费，也算是一点心意。我立即推辞，说这怎么行呢，我不要，冯女士却执意要给，还把钱从红包里拿出来数给我，那么多张“零钱”数目还不小。我说，这些钱是大陆人为六四捐的，我要这个钱不合适。冯女士还是要给，这时候护士听到了走过来，他说按规定探视者不能给住院者财务（这个倒是有明文规定，墙上贴着），如果要给等出院后在门外给吧。然后我说护士都这样讲了，您不要给我了。冯女士这才把钱收起来。这时候十分钟到了，冯女士又留给我一块黑面包和一瓶龟苓膏交给护工，让我出院时带走，然后才和我告别。（其实冯女士所给我的，也可能是她自己的钱，换成人民币给我；或者给了那些人民币捐款，她自己又拿钱补上。但无论是六四捐款，还是冯女士个人的，我都不合适收）




   然后，我又给冯女士打了电话，再次声明我不要那些钱，那些都是大陆人为纪念六四表达的心意，应该用做关于六四的用途，我不能接受这些钱。冯女士答应了。此外，我还就那次探视时我发的火向冯女士道歉，我说不是针对她，而是我来香港抱着巨大希望，却遭遇如此悲惨境地，所以才发了牢骚。冯女士也表示理解。我告诉她如果我回大陆被扣，希望她和我父亲联络，冯女士也答应了。然后我又对她这些天的帮助表示了感谢。我也向冯女士告知了明天上午就出院，她恭喜我即将出院，还说第二天出院时会来接我。

   下午，我又给林祖明先生打电话，他说，已经告知了社工，社工会转达给医生的，但最重要还是我自己表现正常，这样医生放心我出院。他还说，回到大陆之后，可以和他联系，如果我失联了，他会联系我父亲。我又万分道谢、结束通话。（至于我为什么没有告诉林先生卢伟杰的事，是因为我与他的交流更多是“公事”，还有一些其他交流细节中我也感到多说或许无益。因此我自己至少在这件事上选择“识趣”一些，不再给人家添麻烦。不过我回陆后因其他事还是不得不“麻烦”了他和他的朋友，和林先生还是以不愉快的对话告一段落（那件事与我求助太急有关），这我会在后文提到。不过无论如何，林先生前前后后也是帮了我的大忙，我也不应以“升米恩斗米仇”心态评价林先生）



……


第五章 带铐辗转、蒸笼般羁留室过夜、PTSD的初现--捱过“最后”还有“最后”

   （一）手铐再加身，繁杂程序的折腾

    我走出病房门时，西区警署的一位警员已经在等着了。他带我走到电梯口，又有一男一女两位警员走过来，并且对我说：“我们现在要把你铐起来（大致意思）”。他们铐我时，我看到了冯爱玲女士，她就坐在电梯旁边的凳子上。我被三个警察控制，手上正在带铐，连打招呼、说话都不便，我只能看着她点头示意。冯女士一直目送我和三个警察进入电梯、关上电梯门。这是迄今我与冯女士最后一次见面（当然通电话、短讯是有的）。也不知道在未来，我还有没有可能再当面见到她、感谢她了。她是一位慈祥、善良的老奶奶，热心公益，为平反六四奔波，也在我个人的事情上多有帮助，我一生都会感激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