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伊文思

    伊文思这个形象，就是刘慈欣们所认知的“白左”。只是，刘慈欣有意的将这个“白左”设置成极端环保和动保人士，还有几个加入三体组织的“降临派”也被设置成类似形象，暗示这是所有“白左”共同的特征和倾向。通过将极端者一般化，刘就达到了其污名化“白左”的险恶用心。

    刘慈欣首先描述了一个热衷于环保和动物保护、毫不利己专门利它的白求恩式人物。但这只是欲抑先扬。随着刘刻画出伊文思对人类破坏环境的绝望、生出的毁灭人类之心，大善人和大恶人画上了等号，“白左”和恶魔画上了等号。在刘慈欣和社达分子们看来，这些生活优渥、热心环境和动物保护的“白左”们，背弃了人类第一、“人”权至上的原则，最终一定会毁灭人类。刘慈欣也在暗示人们要警惕这样的“白左”当道，防止他们带来毁灭性的后果。

   这又是能引起刘慈欣的粉丝们疯狂共鸣的。在中国互联网平台，被辱骂最多的就是“白左”。不仅环保和动保分子会被视为“白左”，诸如主张提高社会福利、给富人征税、种族平权、女权和LGBT权利、接纳移民、废除死刑……都会被冠以“白左”之名。社达分子视社会平等和博爱主义为寇仇，他们认为这些以“爱”、“平等”为名的政策抹杀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价值，导致了人和社会的堕落。

     刘慈欣塑造出伊文思这样一个极端环保动保分子形象，就是传达“白左”祸乱人类世界这一思想。当然，他还塑造了程心这一很有爱心但败事有余的更加典型的“白左”，这留在后面来说。诚然，我个人也反对极端的环保和动保分子，对所谓“白左”的部分价值观和行为不能同意，但刘慈欣这样以偏概全、用极端例子暗示普遍性的故意渲染更为恶心。

    书中有一段一位ETO成员的话，很值得玩味：

     “这不是谣传！”一个欧洲人大声说，同时挤到前面来，“我叫拉菲尔，以色列人。三年前，我十四岁的儿子遇到了车祸，我把孩子的肾捐给了一个患尿毒症的巴勒斯坦女孩，以此表达我对两个民族和平相处的愿望，为了这个愿望，我甚至可以献出自己的生命，而许许多多的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也在做着和我一样的真诚努力。但这一切都没有用，我们的家园仍在冤冤相报的泥潭中越陷越深。这使我对人类失去了信心，加入了三体组织。绝望使我由一个和平主义者变为极端分子，同时，可能也是由于我对组织巨额的捐助，让我得以进入降临派的核心。现在我告诉你们，降临派有自己的秘密纲领，它就是：人类是一个邪恶的物种，人类文明已经对地球犯下了滔天罪行，必须为此受到惩罚。降临派的最终目标就是请主来执行这个神圣的惩罚：毁灭全人类！”

    在刘慈欣看来（或者说他想让读者认为的是），那些强烈追求世界和平、美好的人如果达不成这样的目的，就会因绝望悲愤转向厌弃人类、试图毁灭一切，因此这些主张爱与和平的“白左”实质都是潜在的恐怖分子，危害比一般的、谋求私利、道德低下的坏人大多了。而一些“白左”执着、坚定的信念，充满热情的情绪、为改变现实不惜代价的行为，都会被刘慈欣们视为疯狂或走向疯狂的前兆，视为秩序的破坏者或就是彻头彻尾的神经病，应该予以警惕、扑灭、摧毁。而像伊文思、拉菲尔这样有钱有能力更积极将理想付诸实践的“白左”，刘慈欣们认为更应该被警惕和扑灭，因为这些人有更大的现实危险性。书中伊文思和“降临派”在“古筝行动”中集体惨死，就是刘对“白左”怨毒的显露。即便刘慈欣并不认为白左会去毁灭世界，也是认为白左的种种行为和倾向，最终会在客观上导致世界毁灭。

    真实世界的“白左”当然不是这样，或者起码大多数不是这样。虽然左翼分子不乏走到极端的，但是就像为极端理想而诉诸暴力的日本赤军、红色旅、埃塔，以及一些特别极端（尤其使用暴力）的环保动保人士那样，是非常边缘化的，完全不能代表主张变革主义、爱与和平至上的主流左派。至于马列毛那种“左派”或者说理想主义激进主义者，无论价值观还是行为，显然已和刘慈欣所描述的那种“白左”大相径庭，没有比拟的意义。

    当然，主流左派确实会在不断努力后却无法解决人类的丑恶而失望乃至绝望，也会滋生一种“干脆世界毁灭算了”的情绪，但是这种情绪不代表其现实中真的会这么选择。就像人和他人发生矛盾、遇到委屈，某个时间段（或者就是几秒钟一个念头）想弄死对方或者破罐破摔的情绪很正常，但是大多数都会平复下来，而不可能真的去实践。就像鲁迅就经常发表对人性丑恶绝望的言论，也说过“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这样的话，但是他真的是要人们毁灭世界吗？并不是，相反他在呼吁人们坚定的追求真善美、公平正义。“白左”普遍非常关注气候变暖问题并阻止恶化，如果因绝望、认为世间肮脏而真想毁灭人类，或者觉得人类毁灭也不足惜，那应该是鼓吹放弃拯救气候变暖，以期待若干年后陆地被淹没、高温把人类都热死才对。而且，随着时代发展社会进步，左翼或者说“白左”是越来越温和的，且经过20世纪一些极端的尝试失败后，现在都选择更加折中理性的方式解决问题，不求绝对完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