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托马斯维德

    对这个人物的塑造，最能反映刘慈欣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也可窥见刘慈欣对人的品质、价值的判断标准。

     托马斯维德出场后的第一句话，就足够震撼：“你会把你妈卖给妓院吗？”维德问（问程心）。通过这句震撼的话和侧面描写，就把一个冷酷残忍的情报人员形象刻画了出来，也显露了维德凶阴的性格特征。

     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典型特征，刘慈欣借维德之口有力的说了出来：他突然一改一贯沉稳冷淡的语调，像发狂的野兽般声嘶力竭地咆哮起来，“前进！前进！！不择手段地前进！！！”

    当发送人类去接触三体世界的计划因运载重量限制而受阻时，维德冷酷的说了句“只送大脑”。

    还有这段侧面描写：“有两个显然也是公元人的男犯人冲程心轻佻地打口哨，但看到程心要找的人后他们立刻变得老实了，都赶紧垂头干活，好像对刚才的举动有些后怕。

    程心看到这人（维德）第一眼时就知道，他没有放弃，他的野心和理想，他的阴险，还有许许多多程心从来不知道的东西，什么都没有放弃。”

   当然，仅仅这些还不能完全刻画出维德的冷酷残忍。刘慈欣后面还有更多笔墨在刻画维德。但仅仅从这几句，就可以让人们明白维德是个怎样的性格、形象、特质的人物了。维德这样的人物并非只是文学形象，现实中也颇有类似的真实的人。大到一个国家的领袖，小到地方豪强、黑帮首领，乃至学校和单位里既心狠手辣又有手段实力底气的人物，都与维德的某些侧面甚至整个形象吻合。一般人接触到这样的人物，免不了前胸后背头上脚下都冒冷汗，不自觉的就对其产生畏惧，即便是有些心气和能力的人也会在这样的阴狠者面前萎缩几分。如果你一开始没有怕他，那他对你施展一些招数之后，那你会比一般人对其更加恐惧敬畏。

    而刘慈欣刻画的维德这样的人物，却是人类的救世主，或者说起码是救世主之一。维德不仅推动了阶梯计划，将云天明的大脑送向三体世界，最重要的是研究了光速飞船，让人类保留了生命的火种。而且如果不是程心中间造成的“破坏”，维德和其他人完全可能将人类带出被二维化的险境，甚至一开始就不会让三体得以打破威慑威胁地球，后来一切灾难也不会发生。

    刘慈欣把一个魔鬼般的人物赋予具有天使般的拯救力，正是想表达他借维德之口说出的“失去人性，失去很多；失去兽性，失去一切”，以及“不择手段的前进”。或者将两句话折合，就是说只有不择手段、不顾人性人权才能胜利，顾忌道德和手段、被人性人权束缚，那就只能失败。这是典型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观点，或者说不仅是社会达尔文主义观点，而是社达主义中最为阴恶的那一面，即邪必胜正、祛善扬恶才能生存。

    这一点在刘慈欣的三体全篇中有许多出展现，对维德的刻画描写则是这种观点的集中体现。

    那么，这样的观点对吗？如果我们纵观人类乃至万物历史，这在很大程度的确是一个客观现实。不谈别的只谈人类，历史上野蛮战胜文明的例子更多，还是文明消灭野蛮的更多？无疑是前者。精致雅典亡于精悍斯巴达，罗马亡于蛮族入侵，宋明亡于金元和满清，都是众所周知的事例。即便那些自诩文明也的确开创了文明的力量，其崛起与辉煌又何尝不是建立在野蛮残暴、不择手段之上的呢？对古罗马来说，背信弃义的在迦太基人解除武装后将之屠灭，是其称霸地中海的关键；李世民先发制人（当然某些史料看是“自卫反击”，只不过……），发动玄武门之变杀死李建成李元吉及其子嗣，才有了后来“天可汗”的贞观之治。除了这些恢宏的历史，市井之中又有多少“好人不长寿，坏人害千年”的例证呢？“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早就有人对此做过精辟深刻的总结。

    所以，刘慈欣借维德之口所说的，某种程度确实是现实。

    可现实并不代表正确、应当。相反，人类文明发展至今，恰恰是在一次次对野蛮的鞭挞、对丑恶的克服中实现的。如果没有对恶的批判与克制，人类如今还在日复一日的相互攻伐中，斩首截肢炮烙凌迟还是家常便饭，人类也不可能沐浴在相对的和平与发展之中。正是无数人对于善的坚守，才让恶一步步被限制和压缩，起码大恶大祸只在少部分地区少部分人那里不幸的发生，而大多数人都可以相对和平宁静的度过人生。

    所以，刘慈欣在三体中所暗示甚至宣扬的极端社达主义观点（没错，是极端社达而不是一般社达），我们只能“扬弃”，知其现实性但更要遏制其现实性，认识到不择手段的可怕后更要坚守良知和理性，去抑制丑恶的滋长与残忍的再生。我们即便是恶留下的产物，也不应该延续恶以生存。就像某种程度，我们都是远古至近现代各种强奸行为（或者准确说是非自愿性行为）而产生的后代（谁敢说自己所有祖先都是合意性交的产物吗？），我们都是强奸犯的后人，但是我们肯定不应该讴歌赞颂强奸，而是坚决的批判与唾弃之。像日本731部队和纳粹德国进行的活人人体实验，都取得了非常巨大的医学、科学研究成果，并且造福着现在的人类，但这完全不能因此而为之粉饰美化、不能将其正当和合理化，更不能允许类似暴行再次发生。

    刘慈欣并不是（或者起码不会公开承认是）极端社达主义主张的宣扬者，但是在客观上无疑是暗示甚至说明示了这样的价值取向和价值选择。与欧美乃至中国许多描绘黑暗和坏人不择手段的文学艺术作品不同，那些作品是为了鞭挞丑恶讴歌正义，而刘的《三体》却是在描绘黑暗与不择手段的同时千方百计进行合理化甚至颂扬，将之表现为一种悲壮的、伟大的、对延续人类生存发展而言唯一可解的价值与实践。这就很值得警惕与批判了。

   关于刘的社达主义价值观，我还会在后面再做批判，现在回到对维德的评论上来。

   刘慈欣对维德这个人物的刻画也是很正面的，他虽然描绘了此人那么多凶恶阴险之处，但是都是为了衬托其目的的伟大、方向的正确、行为的正当。而且，刘慈欣所描绘的维德所作所为都不是为了维德自己，而是都关系到人类的前途命运，维德成了一个谈不上“毫不利己”但明显“利人类”、不是“一身正气”但明显“两袖清风”的英雄人物，所做一切都不是私利而是出于公心。而且这样的英雄人物既让他人惧怕，但是自己却从不对任何压力低头、不畏惧谄媚任何人乃至外星生物（例如在被智子监视、人人小心翼翼的情况下大胆发言，反而故意利用这种监视），是不折不扣的大英雄。这让他一切“反人类”、“反人权”的行为看起来更加正义、无私、必要。

    但现实里，像维德这样形象的人真是如此始终正直、执着、坚定、硬骨头吗？从某些方面看或者表面看的确如此，我上面说的从国家元首到黑帮头子，再到学校单位里的狠人，往往也都是威风八面，颇为强悍干练，无所畏惧。可其中绝大多数人（除非真的天下无敌）在面对比起更“硬”更“牛”的人物时，其卑躬屈膝程度往往胜于常人，因为他比常人更知道自己同类有多可怕、比自己强的同类多么不能得罪。而他们面对体制，虽然有时会做出挑衅、反叛之举以对他人显示其强悍、展示力量或仅仅为了自己的舒爽，但更多时候则会服从体制、谄媚体制，对有强制力为后盾的制度和规则有一种异乎寻常的虔敬。因为他们知道，体制的能量是无穷大的，是其个人可以利用却不能推翻的。他们绝不是对任何人、在任何事上都腰杆硬直、不卑而亢，而是由于其人格特质和生存需要，比一般人更加欺软怕硬、见风使舵、精致利己。贝利亚、戈林这样的人像不像维德？他们在斯大林、希特勒面前又是怎样一副德性（当然他们在后者们临死前又换了一副德性）？他们面对邪恶的制度和环境，是反叛与对抗，还是屈从和利用？ 

   还有，即便托马斯维德成为（代表斯大林、毛泽东、希特勒、普京那样的最高领袖、独裁者（而非打手），又真的是纯洁勇敢的吗？根据现在披露的各种资料，他们很多时候远比民主国家领袖更加恐惧和虚弱。如斯大林在德国入侵时、去世之前，都表现出恐惧之情，死亡时也不真的“虎死不倒架”。电影《斯大林之死》虽有些戏剧化，但反映的事实基本无误。而毛泽东呢？李志绥的披露并不是孤证，而是可以和多方信息验证，且记录的真诚性黎安友等知名主流学者肯定。而普京在入侵乌克兰遭遇挫败后的表现，也能看出这种“硬汉”的色厉内荏。而刘慈欣塑造的托马斯维德的形象，其实与这些独裁者表面的形象如刚毅勇敢等特征相似，却有意回避这样的人内心的虚弱和恐惧。

   还有，维德这样的人真的清廉、不利己、为理想献身吗？也真有这样的人，可凤毛麟角。绝大多数像他们这样思想和行为的人并不比普通人更少欲望，且其能力手段足以得到更多非法利益，他们又怎能如柳下惠般在权力金钱美色中洁身自好？还是拿那些道貌岸然、冷酷无情的布党高层和纳粹人士为例，如雅戈达、戈培尔，看看关于他们的史书和回忆录，就知道他们比一眼可知的龌龊之人要更龌龊、明目张胆贪淫的人更贪淫（当然相比而言布党比纳粹更加心口不一和无耻贪婪）。他们会为人民奉献牺牲吗？或许某个时间点会的，但是肯定是其贪淫享乐之后，以及使用各种损人利己的方式去奉献牺牲的，绝不会像《三体》中那样悲壮的牺牲。纳粹和苏联的覆灭及曝出的内幕，也证明了其牺牲捍卫的并不是值得的东西，而是肮脏透顶。或者说像东条英机、乃木希典，这些人确实是挺无私奉献的，可是是用几千万中国人、美国人、俄国人/苏联人的生命挣得的他们的“无私”及对日本人的“伟大”。我们难道要这样的人吗？（最重要的是，这世界并非只有这种奉献和存活方式）

    可刘慈欣并不描绘这些，而是将维德以及前面的史强，描写成很清廉、寡欲、不会畏惧、不谄媚的人。当然这可以说是因为他们的操行并不是《三体》的重点，所以没必要写他们的贪婪、畏惧、谄媚那一面。于是，维德这样残忍酷虐的人物才反而显得对人类来说十分伟大，史强那样的形象也显得虽不完美但更完整真实。如果刘慈欣写出了这些人贪婪、畏惧、谄媚，其良好的形象就会坍塌，失去了刘慈欣和社达主义者所认为的人物应有的（至少表面上要有的）那套道德操行，就无法塑造出他们心目中理想的那种英雄了。

    这又是当今中国文宣体制下描述历史人物的方式。以前也就是“前三十年”尤其文革那十年，对大人物、正面人物一律以“伟光正”形象示人，没有半点缺点（顶多会有一点平易近人的描写）。而现在不同，对于那些伟人、英雄、正面人物，会有意突出其一些野性、刁蛮、低素质、知识贫乏等特性，但是同时又在涉及根本廉耻的“大节”上绝不“抹黑”，这样让正面形象更加人性化、真实、有血有肉。可这种人性化、真实、有血有肉，其实是回避了许多其更多更重要的作恶甚至犯罪的事实的，是用小的“毛病”遮盖真正的龌龊肮脏，用戏剧化的顽劣带过血淋淋赤裸裸的暴行。这种描绘我在本文前面涉及“毛泽东批示”那点就提到了，刘对维德、史强这种人物的描绘方式，立场和动机与之一脉相承。

    刘慈欣刻画的维德这样的人物，及其他与之相关的描写叙述，都在强化“不择手段的前进”和“失去兽性、失去一切”的观点。刘不仅是在描述一种客观事实，还有主观上的赞成与褒扬，这是其与其他传世文学佳品最大不同之处，也是其最值得批判之处。

    还有，前面已经提到，刘慈欣描绘的维德和史强这样的人物，代表的是统治机构的暴力机器（或者说是他们其中之一员），是体制的维护者，而不是林冲、杨志、鲁智深这样的体制的反叛者、与国家暴力机器相对抗者。刘慈欣在《三体》中，对于叶文洁等受害者和反叛者颇有微词，但是对于人类秩序的捍卫者则不吝赞美，这也可以反映刘慈欣骨子里的保守主义特质及《三体》的保守主义立场。他们确实是社会达尔文主义者，但是其社达不是为了变革，而是为了让旧秩序更加稳固。这更显出刘慈欣及《三体》价值观的丑恶和反动。

    十分讽刺的一点是，刘慈欣及《三体》的这种捍卫体制和旧秩序的保守反动，与其所赞扬的毛泽东所持的反传统反秩序思想形成鲜明对比。刘慈欣在书中和采访场合多次对毛泽东有所赞美（或起码在提及时不贬抑批判）。毛泽东罪恶罄竹难书，文革也是亘古未有之浩劫，但是恰恰有一点可取的，就是其对体制性压迫的反抗、对传统秩序和思想意识的反叛（虽然这个过程及之后建立了恶劣的体制、更暴虐的秩序，也造成了更残酷的压迫，但前面毕竟是在对不合理的乃至丑恶的旧规则旧秩序旧道统的反叛和反抗），一种打破旧巢窠束缚的反抗精神。这可谓是毛时代文革酷虐中唯一的亮色。刘慈欣一再为毛泽东贴金、为文革作恶者及相关体制和组织洗地，却与毛主义及文革中唯一可取可敬之处背道而驰，可知其与人道主义及进步潮流多么“恰巧”的完全相逆，又与丑恶反动保守多么高度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