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陳華夫
最近坊間出版了本討論策略（或英譯為戰略）的書《王志綱論戰略:關鍵階段的重大抉擇》（以下簡稱《論戰略》）中說：「正所謂“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美食和美色之所以能成為大眾話題，不外乎兩個原因：第一，蘿蔔青菜，各有所愛。評判的標準不固定，自然結果不好量化。第二，就算沒吃過美食，沒見過美色，也能聊上兩句。議論的門檻低，自然人人都有發言權。但恰恰因為如此，想把美食和美色說好，說得“活色生香”，反而不容易。從我大半生從事戰略諮詢的經驗來看，這樣的普遍性話題如果尚有第三個，想必就是“戰略”了。」（《論戰略》，第5頁）
接著，媒體近日文章說：「王滬寧給我印象最深刻的有兩個層面，一個是他思想著作，以及我們談到「六四」和東歐變局時他的反應；二是他在擔任復旦大學辯論隊老師時所採取的辯論策略。第二部分可能經常被外界所忽略，但我因身在其中，難以忘懷，也就是王滬寧不只有思想理論，也有很強的策略意識，能夠指導實際的贏的策略。我認為這是他和其他理論家最大的不同，也就是他可以規畫出打敗對手的實際方法。」（見王滬寧如何成為三朝國師）
於是，不得了，策略（戰略）已從「普遍性話題」上升到「打敗對手的實際方法。」
策略到底是啥，如此玄乎？
《論戰略》說：「底層系統有著不同的名字，中國古人稱呼其為“道”，西方則稱之為基本規律，巴菲特的合夥人及導師查理·芒格有種說法叫作“普世智慧”，現在時髦的提法也有叫“認知”或者“格局”的，其實說的大概是同一個意思。底層系統不是知識，而是哲學和方法論，是認識問題、把握規律的要害，也是所有人建立戰略思維的根基和出發點。」（第61頁）但此段話是卻得大加商榷，因為它導致了各種「策略的迷思」。
正確的說，針對任何問題，知識論研究為什麼（Why）與是什麼（What）等知識層面，而方法論研究的是如何（How）解決問題的實踐─即某種理論、課程或技能之具化或施行過程。但關鍵在，它並非研究和產出施行細則，而任何方法都須原則性（法則性）的權宜巧妙的運用。
人類是如何研究與產生解決問題的方法論呢？
簡要的說，第一步:人類思考的辨識功能從無序的象現中模式識別，找到規則（規律），第二步：思考的概括功能從事件的共同特徵，創建出概念模型，最終第三步：思考的洞識功能發現困難問題的結構、模型、而真相，而發展出解決問題的方法。（詳細，請看拙文什麼是「思考」？如何「洞識」？何謂「思想家」？─學習的本質（2），及什麼是「記憶」？如何「記憶」？「記憶」的本質？─學習的本質（3））
歷史上，中、西方為了解決個人修養、族群生存、企業賺錢、國家治理等問題都發展出無數的策略。例如，《禮記·大學》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個人修養策略、《國富論》以市場看不見的手累積國家的財富策略，馬克思《資本論》企圖解決資本剝削勞動力策略、及中美尖端科技博奕策略（見拙文中美博奕大戰略之中美尖端高科技爭霸的真相─科技與智慧（36））。
《論戰略》說：「東方思維帶有很強的感性直覺思維。我們做諮詢講究的是“順瓜摸藤”，這就是經過考察調研之後，形成初步的判斷和結論，甚至在具體的調研開始之前，就已經有了大致的把握。練就這種“一劍封喉”的能力，絕非一日之功。」。這段話就更應該商榷了。
因為「感性直覺思維」不僅阻礙了中國，並且延遲了西方，發展革命性的先進方法論。西方直到17世紀後才成功發展出非直覺性的科學方法─即有系統地尋求知識的3個程序：（1）問題的認知與表述、（2）實驗數據的收集、（3）假說（模型）的構成與測試。
科學方法大為促進了自然科學的發展，但其面貌卻因為人工智慧時代的到來而改變了。
具體的說，人類思考的洞識一直扮演形成科學方法中假說（模型）的角色，但到了21世紀，谷歌（Google）DeepMind公司的電腦圍棋AlphaGo Zero之棋力遠遠超過人類，它所用的圍棋模型演算法是強化學習。並且是數據來自圍棋的大數據與驗證來自雲端運算。（詳細，見拙文人工智慧的「強化學習」與人類學習的優劣─科技與智慧（33））
於是，針對圍棋問題，西方原本落後中日韓，但電腦圍棋AlphaGo Zero不僅讓美國遠為超前，還讓美國應用到美國霸權的全球戰略博奕中，例如，「基於AlphaGo Zero圍棋博奕策略，美國成功的全面更新布熱津斯基的《大棋局：美國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緣戰略》，升級到「美國全球大戰略AI版」─即把克勞塞維茲的戰爭是「暴力搏鬥」戰略，升級到《孫子兵法》的：「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之「謀略博奕」大戰略。」（詳細，請看拙文全球大棋局戰略博弈下的美國霸權─深度政經分析（3））
不少讀者都以為我上面所說，是在讚揚中國的《孫子兵法》優於克勞塞維茲的《戰爭論》，這就陷入了「策略的迷思」，因為打贏一場戰爭的變數非常多，《孫子兵法》與《戰爭論》等策略都並非打勝仗的充分必要條件，也就是邏輯上說，有好策略未必能勝戰，而敗軍之將也可能有好的策略。
《論戰略》說：「《孫子兵法》主張從宏觀角度，跳出戰爭看戰爭，從天、地、法、人等多個維度剖析敵我雙方的優劣勢，孫子的核心主張是“謀略”，認為戰略的最高目標是“全勝”，最高境界是“不戰而屈人之兵”，最高原則是“上兵伐謀”。為此，必須“知彼知己”“廟算”“任勢”“致人而不致於人”“以正合以奇勝”“避實而擊虛”“因敵變化”。作為一部從戰爭中抽象總結的戰略經典，《孫子兵法》跨越了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擊穿2500多年的朝代更迭，其主要戰略思想在當今社。」（第264頁）但這是誇大了《孫子兵法》的策略的功能與角色，是典型的「策略迷思」
而在解決國家治理的改革開放與中國崛起的問題上，《論戰略》也屢屢陷入了「策略的迷思」，僅舉一例：「改革開放以來波瀾壯闊的歷史，是大江大海40年的崢嶸歲月史，也是一部人性力量的見證史。支配中國社會幾十年的治理邏輯從“要我做”扭轉到“我要做”上來。被約束了幾千年的中國人，突然遇到了某種程度的機遇。“我要做”給了芸芸眾生一條改變命運的“活路”，這顆種子最後卻結出累累碩果：人民群眾將它變成了無數種“活法”，從“活路”到“活法”，一場偉大的奇跡就此誕生。」（第80頁）
我在日前拙文中國崛起之威權體制因素的「新政治經濟學」視角？─深度政經分析（13）中，詳細分析了中國崛起的威權主義制度因素。但我為何硬挺西方十目所視，十手所指的中國專制制度，而不分析「摸著石頭過河」、「黑貓白貓抓老鼠」等策略因素呢？
答案還在前面提過的，好的策略並非解決問題的充分必要條件。具體的說，經濟學的古德哈特定律說，每一個成為目標的措施都會變成一個糟糕的措施，往往導致「目標的詛咒」或社會學所說的非本意的後果。我們若把「措施」兩字替換等同意義的「策略」，那麼古德哈特定律的這個版本是說，每一個成為目標的策略都會變成一個糟糕的策略，往往導致「目標的詛咒」。
而我在上述拙文中也提及高GDP增長的策略會造成累積巨額美元外匯儲備的低效投資問題、房地產泡沫問題、中美貿易巨額順差引起美中貿易戰及人民幣匯價戰、及約1.3萬億美元資本流出問題（解讀中國的資本外逃）等的「目標的詛咒」。（見《增長錯覺：財富、貧困和國家福祉》戴維·皮林 (2018)）
結論：
策略的功能與角色往往被誇大，而陷入「策略的迷思」，經濟學的古德哈特定律的一個版本說，每一個成為目標的策略都會變成一個糟糕的策略，往往導致「目標的詛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