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平观察：那些“自毁人生”的脱口秀演员们
2023-02-26T08:29:07.206Z
（德国之声中文网）1930年代的柏林，一个卡巴莱喜剧（Kabarett）舞台。演员拿着一幅“画像”上台了。观众看到的是“画像”的背面，也就是一张白纸。但是，所有人都明白，这代表一幅希特勒的画像——因为纳粹上台以后，下令所有办公室都要挂上领袖照片——会心地笑起来。
可以说，这是纳粹时代的一次“白纸行动”。
卡巴莱是当时德国很流行的一种说唱表演，抖包袱，讲段子，讥讽时事，在很大程度上类似于今天的脱口秀（Stand-up comedy，又称单口相声、单口喜剧）。
台上的另一位表演者是知名的卡巴莱艺人维尔纳·芬克（Werner Finck）。拿“画像”的演员假装地滑，差点摔倒。芬克赶紧跑过去，惊恐地喊：“别跌倒！别跌倒！”观众立即哄堂大笑。
芬克在这里用了一个“谐音梗”：德语stürzen除了“跌倒”之外，还有“推翻”的意思。
芬克在政治上是很温和的艺人。在很多同行或坐牢或自杀或者流亡之后，他仍然被允许继续表演。
但是，他辜负了纳粹党和政府的宽宏大量，经常进行政治讽刺演出。有一次，他对坐在台下监听的盖世太保说：“要我慢点说吗？您跟得上吗？或者我跟您走？”在这里，他用了一词（跟，mitkommen）多义的梗。
笑话不敌强权。他最终跟盖世太保走了，被送到集中营关了六个月。一直等到二战结束之后，他才有机会重返舞台。
按照当下一些中国网民批评脱口秀演员池子和黄西的说法，芬克这是“自毁人生”，“言论无底线”，“为讨好观众口无遮拦”。他的被捕也成为纳粹大规模清洗卡巴莱表演的一个时间节点。按照这些中国网民的逻辑，是他的不理性、不节制、只顾自己出风头、抹黑政府，给整个喜剧行业带来了灭顶之灾。
“不关心政治”的“简单娱乐”
卡巴莱喜剧在纳粹时代遭到重创，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纳粹政府不喜欢笑话。除了希特勒和戈培尔也经常光顾卡巴莱剧场之外，纳粹政府还系统性地推广了娱乐节目。这些娱乐节目中，有很多反犹太人、嘲笑同性恋的内容。但是，可能和很多人的想象不一样的是，当时绝大多数娱乐节目“不关心政治”，看上去仅仅是为了博人一笑。
根据德国导演鲁道夫·赫尔佐克（Werner Herzog）在制作政治笑话文献片的同时写成的《希特勒万岁，猪死了!》一书中的的描述，第三帝国生产的电影绝大多数并不是莱妮·里芬斯塔尔（Leni Riefenstahl）式的宣传片，其百分之九十都是极其肤浅的小喜剧。在这种喜剧片中，人们看不见希特勒似的敬礼，也没有一个地方飘扬着纳粹的旗帜。通常，情节局限于纷乱复杂的爱情故事，但是多为大团圆结局。
英国历史学家理查德·J.埃文斯（Richard J. Evans）也在他研究纳粹历史的系列著作中描述了这个事实。他写道：“在戈培尔授意下，纳粹德国推出了大量娱乐电影。按照宣传部的电影分类，1934年德国上映的电影中有55%是喜剧片，21%是剧情片，24%是政治片。比例逐年变化，且有的电影事实上同时属于多个类别。然而到了1938年，只有10%的影片被归类为政治片，剧情片和喜剧片分别占了41%以及49%。”
在《纳粹德国: 一部新的历史》一书中，美国历史学者克劳斯·P.费舍尔(Klaus P.Fischer)也做了一个统计：“在第三帝国期间，一共拍摄了1363故事片，分为两个类别：宣传的和娱乐的”，“大多数电影是简单的娱乐片，发挥逃避现实的作用”。
德国历史学家塞巴斯蒂安·哈夫纳（Sebastian Haffner）在他的著作《从俾斯麦到希特勒》中说，戈培尔“这位宣传部长虽然偶尔下令拍摄一些大型宣传影片，但是它们的数目用一只手的指头就算得出来。
除此之外，整个德国制片业所推出的，都是一些轻松愉快、不怀恶意，在制作技术和艺术表现上非常优秀的娱乐电影，而且其水平与正常的院线影片并没有两样。在那些电影里面，小姑娘钓得金龟婿、爱情永远至上，大家彼此打招呼时从来不喊‘希特勒万岁’——一切都让人根本感觉不到第三帝国的存在。德国电影观众可以在那些影片里面找到自己一直追求的东西，来满足个人的梦想”。
“一切还没有那么糟糕”
今天的中国并不等同于上世纪三十年代的纳粹德国。但是，极权政治在宣传上都有相似的地方。上述著作都有中译本出版，但是这些历史事实在中国显示是不受欢迎的，甚至是冒犯性的。在今天的中国，最容易引发共鸣的一句话是：“不要怂恿别人去当烈士。”
的确，在极权统治下，老百姓能够平安活着就很不容易了。如果还能平安地欢笑，那就简直算得上很幸福了。因此，人们对那些能够提供安全的笑话的脱口秀演员心怀感激。那些能够巧妙地规避审查让人发笑，而且可以由此挣钱的人，通常被认为是聪明人，他们自己往往也有一种智识上的优越感。
我自己也看了很多中国脱口秀节目。这些去掉了政治讽刺功能的节目，大多着眼于挖掘底层小人物奋斗、个人成长、人际关系和情感故事之中的笑料。我个人认为，其中很多都是非常有价值的作品，令人捧腹也引人思考。尽管如此，我们也不妨了解一下专制政治下的审查和宣传历史，也许会带来更多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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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朗一家”：德国电视剧“布朗一家”（Familie Braun）在2017年度艾美奖短篇连续剧单元中获奖。这部电视剧取材于新时期下德国的新纳粹，最终打败来自加拿大、阿根廷和巴西的竞争对手，赢得了艾美奖。
“从海底出击”：“从海底出击”（Das Boot）被很多人认为是德国最伟大的电影之一。这部电影描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纳粹德国在大西洋海域对英国、美国舰队发动的潜水艇海战。本片获得6个奥斯卡奖提名，分别为：最佳导演、最佳改编剧本、最佳摄影、最佳剪辑、最佳音效和最佳音效剪辑。
“我们的父辈”：“我们的父辈”（Unsere Mütter, unsere Väter）是一部2013年上映的以二战为题材的德国迷你电视剧，长度只有三集。该剧从德国人的角度冷静客观描绘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德战争与犹太人大屠杀等情节。
“铁皮鼓”：德国著名作家君特·格拉斯写就的“但泽三部曲”的第一部《铁皮鼓》于1978年被改编成同名电影。1980年，这部电影荣获奥斯卡最佳外语片。
“伪钞制造者”：“伪钞制造者”（Die Fälscher）是2007年由德国和奥地利共同拍摄的一部电影。故事是根据二战中纳粹的伯赫德行动改编，该秘密行动试图通过伪造英镑来扰乱英国金融秩序。影片入围柏林电影节主竞赛单元，2008年获第80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外语片奖。
“何处是我家”：德国电影“何处是我家”（Nirgendwo in Afrika）改编自德国作家史戴芬妮·茨威格（Stefanie Zweig）于1999年写的半自传小说。以1930年代纳粹德国为背景，描述了一个德籍犹太裔家庭为了逃避纳粹党而移居肯亚的遭遇。这部电影获得第75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外语片。
“帝国的毁灭”：“帝国的毁灭”（Der Untergang）可能是近些年来最出名的德国电影。曾有影评人评价说，长久以来，对纳粹高层尤其是希特勒的直接描写一直是德国文化界的禁忌。尤其是从未有过一名说德语的演员饰演过希特勒。本片算是对这些禁忌的一次全面打破。电影罕见的以纳粹高层为视角的描写引起了巨大的争议。
“战火中的伊甸园”：“战火中的伊甸园”（Aimée & Jaguar）是1999年在德国上映的一部同性恋题材的电影。该片讲述了1943年的柏林，为一家纳粹报纸工作一名犹太女子在夜间派对结识了一名党卫军妻子之后发生的故事。
“撒谎者雅格布”：“撒谎者雅格布”（Jakob, der Lügner）是70年代东德拍摄的一部电影。影片讲述的故事发生在1943年德国占领期间的波兰。一个叫雅格布的中年犹太人每天都向身边的人散发着盟军的推进和德军败退的消息，大家都以为这些美好的消息是他从自己私藏的收音机电台广播中听到的，但实际上雅格布却编造着一个个天大的谎言来鼓舞同胞们坚持下去。
“凶手就在我们中间”：“凶手就在我们中间”（Die Mörder sind unter uns）拍摄于1946年，当时战争刚刚结束。影片充分利用了光线的明暗对比手法，反映出主人公的复杂心理，回顾了德国的“昨天”，探讨了人与历史的关系和生活的意义，并作为战后东德第一部故事片奠定了德发公司影片的主题方向。为什么纳粹德国推出的娱乐节目大多是看上去人畜无害的喜剧呢？赫尔佐克认为，肤浅的喜剧本身就是一种政治宣传。而且，“几乎没有一个观众觉察，这些被误认为是跟政治无关的风俗剧掺进了难以看透的宣传性内容。”他还认为，政治笑话也并不一定是一种抵抗形式，大部分笑话并不具有批判精神，而只是一种情绪发泄而已，甚至还散布了一种宿命论的观点：说到底，谁也无法改变现实中的弊端。
他举例说，“元首下达命令，我们坚决执行”的口号，在民间笑话中被改成“元首下达命令，我们承担后果”，听起来给人的感觉是，上面发号施令造成的灾难后果，任何人都无能为力改变。——这种批评会不会显得太苛责了呢？因为它让人想到一些网民在“清零”防疫期间对“亲自部署、亲自指挥”的嘲笑。人们一般认为，这些嘲笑已经很勇敢了。
埃文斯的回答是：“政治片比例下降，剧情片比例急剧上升。音乐剧、古装剧、爱情喜剧片等类别的电影帮助人们逃避现实、麻痹神经，但也能承载一种信息。”
费舍尔的解释是，戈培尔坚信：过多的宣传，尤其是恶劣的宣传会产生反面的效果。因为这个原因，他给予导演、编剧和演员相当大的自由来生产影片，只要他们远离政治的主题。大多数娱乐片提供了在纳粹政权保护下无忧无虑的、毫无污点的生活景象。高票房的电影通常是浪漫片、喜剧片和冒险片或者音乐剧片。
哈夫纳描述的事实更加让人不安。他写道：其中非常值得注意的地方是，那些心甘情愿配合戈培尔进行宣传工作的人，多半都自视为反纳粹分子，而且他们在心态上确也如此。第三帝国时代的电影明星和导演们，大多数都属于当时所称的“反对派”。
哈夫纳指出，由于他们在电影里可以忽略第三帝国的存在，以致他们一厢情愿地认为自己正在进行某种形式的抵抗。然而他们并不晓得，自己其实是在完全不干坏事、未曾明显做出纳粹举动的情况下，非但完成了戈培尔所交办的工作，同时更协助他瞒天过海——让德国百姓感觉一切还没有那么糟糕，而且大家基本上仍旧过着完全正常的生活。
“可你们又不是长颈鹿！”
哈夫纳说，我们不必苛责他们，毕竟他们和其他每个人一样也必须赚钱谋生；而且，其他每一个希望靠着诚实工作在第三帝国赚钱谋生的人，也都各自通过不同的方式来为第三帝国效劳。
阅读这些历史学家的著作是残忍的体验。按照他们的讲述，池子和黄西那些被认为“突破言论底线”、“都是我们听了不太敢听的”的脱口秀，在庞大的极权政治宣传的布局中，实在算不了什么，甚至也可以归入“小骂大帮忙”之列。但是无论如何，我希望业内人士不要幸灾乐祸，更不要觉得他们出卖了这个行业。事实上，没有勇敢者在前面顶着，后面退缩的舞台也会越来越窄。毕竟，审查者有了这么一份好差事，不会因为缺乏勇敢者而让自己失业的。不妨想想纳粹德国时期的这个笑话——
一天，大量野兔出现在了德国和比利时边境，声称自己是政治难民。 ——盖世太保说长颈鹿是国家公敌，要把它们统统抓起来。 ——可你们又不是长颈鹿！ ——我们知道，但你去向盖世太保解释啊！
作者长平是中国资深媒体人、时事评论作家，六四记忆 · 人权博物馆总策展人，现居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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