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彦永：率先揭露中国SARS真相的军医去世，曾持续呼吁平反“六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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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彦永曝光SARS疫情后，持续为“六四”死难者奔波发声，遭当局打压。
20年前最早向外界披露中国被掩盖的SARS疫情，同时长期呼吁平反“六四事件”的中国著名军医蒋彦永周六（3月11日）去世，享年91岁。
香港多家媒体报道了蒋彦永去世的消息，他的朋友鲍朴也向BBC中文证实了他的离世。据香港媒体报道，遗体告别仪式周三（3月15日）在北京举行，后移送火化。
2003年春天，SARS（非典/萨斯）疫情在中国多地爆发，但官员竭力淡化这种传染病的威胁，这让当时是北京301医院退休外科医生的蒋彦永感到震惊。他向国外媒体披露了实际情况，促使中国领导人承认疫情严重性，并对时任卫生部长张文康及北京市长孟学农作免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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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军301医院”正式称呼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同时收治军方人员与一般民众。
蒋彦永将真相公之于众的举动被视为拯救了大量民众的生命，许多人把他称之为“英雄”或“吹哨人”。但他没有成为官方树立的抗疫英雄，没有获得与之匹配的荣誉和掌声，反而在当局的控制下淡出公众视线。
后来，由于他持续呼吁当局平反1989年“六四事件”的受害者，甚至给中国最高领导人写信，试图撬动中共对这场民主运动的定性，更加让当局恼怒。他持续被监视居住，并被禁止发声。
蒋彦永1931年出生于中国东部杭州的一个富裕的家庭，在少年时期，他因目睹姨妈患肺结核病逝，立志要成为一名医生。1949年，他进入燕京大学医学系学习，三年后进入中国最负盛名的北京协和医学院。
他后来进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301医院）工作。这家知名医院负责中国党政军高官的医疗保健工作，并负责诊治全国各地的疑难杂症。
率先披露SARS疫情
2003年3月，蒋彦永发现爆发的SARS疫情不太寻常。当时，301医院先后收治了几名疑似SARS病人，并传染给了一些亲属和医护人员。月底，蒋彦永的同学、301医院神经内科主任患肺癌准备手术时出现高烧，高度怀疑感染SARS，请另两家医院专家会诊。蒋彦永参加了会诊，发现这两家医院也有了不少SARS患者。
尽管彼时疫情已在香港和世界多地扩散，但中国官员却对此显得漫不经心。2003年4月3日，时任中国卫生部长张文康在记者会说，北京只有12例SARS，其中死亡3例。
“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大家，在中国工作、生活，包括旅游，都是安全的，”他在会上说，“在座的各位，戴口罩、不戴口罩，我相信都是安全的。”
张文康报出的数字与蒋彦永了解到的相差太远，蒋彦永担心4月中旬会有大量外宾来北京和中国旅游，染上SARS，随后将SARS传播到世界各地。“那样对我国和世界人民将造成极为恶劣的后果。我有责任将知道的情况告诉世人。”他事后回忆说。
于是，他开始搜罗各家医院的实际病例数字，了解到302医院已经收了40例，死亡2例；309收治60例，死亡7例；301收治46例确诊及疑似病人。
4月4日晚，他给中央电视台和凤凰卫视发去电子邮件，但都石沉大海。但在四天后，美国《时代周刊》和《华尔街日报》记者听闻此事后采访了他。报道付梓后，如一声惊雷炸开。
潮水般的媒体电话涌入蒋彦永家，SARS疫情的潘多拉盒子被打开，成为各大报纸和通讯社的头条，世界卫生组织的检查人员也延长了北京之行。
中国当局终于醒悟行动起来：4月20日，中央政府召开记者会，承认疫情统计“存在较大疏漏”，宣布北京实际病例增至339例，该数字是五天前官方报告数字的近十倍。时任北京市市长孟学农和卫生部部长张文康随即被免职。
十年后，当蒋彦永被媒体问及是否有考虑过接受采访的后果时，他回答道：“在个人得失和人民的生命安危之间，我毫不犹豫选择后者。而且当时我有一个判断，我讲的是真话，我相信国家政府会公正对待我。”
实际上，在接受外媒采访后不久，301医院领导就找蒋彦永谈话。他回忆道，在看似客气的谈话中，领导肯定了他的动机和出发点，但蒋彦永作为军人违背了军队纪律，要求今后不能再和国外媒体接触。
后来对于媒体的采访，如果是外国媒体，蒋彦永都一一拒绝了；收到国内媒体的邀请，他就请记者们先去医院得到批准再来，但也没有一家获得批准。
六四之结
蒋彦永的警告挽救了中国千千万万的生命，疫情未进一步扩散蔓延，引发更大的危机。凭借积累的赞誉和勇气，蒋彦永有了一个更大胆的决定：他想用一己之力推动六四平反，就像他在SARS中发挥的作用一样，他希望让当局正视自己的错误。
1989年“六四事件”是中国最敏感的政治议题。当时，中国政府动用军队，镇压北京天安门广场呼吁民主、要求政治改革的抗议者。当局封锁了有关该事件的大部分信息，并用“政治风波”和“反革命暴乱”形容该事件。
一场学生运动，为何以武力镇压结尾？
在SARS事件一年后的2004年3月，“六四事件”15周年前夕，蒋彦永给中国全国人大、政协和中共领导人写信，要求把1989年学生运动正名为"爱国运动"。
“六四”事件发生时，蒋彦永是解放军301医院的外科主任，他在信中透露，在急诊室和街上见到数名被子弹打死打伤的青年。
有几名死者让他终身难忘。其中，一个二十多岁的男青年跑到五棵松十字路口时遭到枪弹扫射，躺倒在路旁血泊中，女友将他送到急症室后，蒋彦永发现其心脏已经停止跳动。男青年的母亲跪倒在蒋彦永面前，双手拉着他的腿，求他救救儿子。
“我当时也泪流满面，无言以答。我蹲在这位伤透了心的母亲的身旁，如实地告诉她，他的心脏已被打碎，已无可能救活。”蒋彦永在信中写道。
他表示，医生们发现伤员体内有大量碎弹片，和一般的子弹不同，它击中人体后撕碎了内脏。
“我认为六四镇压是绝对错的。我总希望这个错误由我们党自己下决心来纠正。”蒋彦永写道，他希望领导人能够重新评价六四，抽空和他谈谈。
但这封信发出后不久，他和夫人就被当局扣押。后来，他被迫接受长时间的审讯和调查，并被禁止离境，定期还会受到监视、骚扰和软禁。
2019年4月“六四事件”30周年纪念日前夕，蒋彦永再次上书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要求重新评价“六四”。他被当局强制送到以前的工作单位北京301医院，在纪念日后才被允许回家居住，但持续处于软禁状态。
尽管蒋彦永从未获得政府的肯定，但他曾获得多项民间荣誉，以表彰他对真理孜孜不倦的追求。
2004年，他获得了拉蒙·麦格塞塞奖（Ramon Magsaysay Award）。颁奖词写道：“他打破了中国沉默的习惯，将SARS的真相公之于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