墙外文摘：习泽电话会谈，中国又成最大赢家？

2023-04-30T11:29:43.489Z

（德国之声中文网）台湾“风传媒”发表文章《习泽电话会谈─俄乌照打，中国乐当好人》，作者孔令信指出，北京并未将俄乌和谈做为第一优先的国际外交事务。整体来看，泽伦斯基选择此时和习近平电话会谈，显示乌方有意化被动为主动。首先外交上争取中方的支持就是要利用北京来“控制”普京。能够让俄力走上谈判桌当然很好，若是不行也可以让俄方有所顾忌，对乌方来说，压力相对降低。

文章说，至于乌军部署的春季大反攻，美方与欧盟的军援并未完全到位，巴赫姆特的拉锯战也还在激战中，乌军对于春季能否大反攻还在未定之数，此时拉出北京来争取军援极大化与更多的时间让官兵接受新武器的训练。这对乌军的实力强化不无助益。

作者说，既然交战双方都没有放下既定立场，目前俄乌根本没有停战和谈的意愿，对习近平来说乐得大作好人，劝和促谈，听不听悉听尊便，但是我作为“和平建设者”的形象更加鲜明，北京只有获利而无损失，何乐不为？所以，习近平接了泽伦斯基的电话，谈了将近一小时，引起国际的关注之后，后面也就悄无声息了！

改写历史：“六四”失忆症正在香港重演

《纽约时报》发表文章《中共正在抹杀香港的记忆》，作者林慕莲指出，在香港这座科技程度很高的全球性城市，抗议活动曾在世界范围内被直播。但如今当局不仅遏制未来的抗议，还试图改写香港的历史。历史修正主义——伴随着对记忆的改变或抹杀——是一种压制行为。这也是中国在暴力镇压1989年北京民主示威活动后使用的相同策略。然后逐渐实施国家引导的失忆症。政府先是大肆宣传，将这些抗议活动定性为必须镇压的反革命叛乱。但许多年来，政府慢慢消除了公众对其杀戮的所有记忆。

文章指出，失忆症的剧本包括通过“爱国主义教育”进行大规模灌输教育。新的学校教科书称，1997年被英国归还给中国的香港从来不是英国的殖民地。历史就是身份，挑战香港人经历的这一基本原则就是攻击他们的身份。英国没有在香港建立完全的选举民主，但它留下了对公民价值观、新闻自由和政治参与的顽强尊重，这些都为2019年的大规模抗议活动提供了动力。改写历史的行为动摇了这一遗产的基石，将香港人重塑为占领势力的受害者，而不是自己命运的主宰。

作者说，在中国不能公开纪念遭到血腥镇压的天安门运动时，香港人每年自发地为在北京和其他地方被杀害和监禁的人们举行守夜活动。现在，保持这座城市的往事记忆的重任，落在了新的香港侨民身上。

相关图集：香港和台湾曾经这样紀念六四

一周年纪念：1990年6月4日，香港民众首次走上街头，纪念天安门大屠杀一周年。这一年起，香港支联会每年组织大规模悼念活动。由于1989年民主运动在中国大陆是禁忌话题，香港逐渐成为各类与六四有关的追思活动的中心。

维园烛光：自1990年以来，每年6月4日晚，香港维多利亚公园都举行烛光晚会，悼念六四死难者，表达自由民主诉求。参加人数少则数万人，多则十多万人（据组织方支联会数字，一般高于警方公布数字），为全球规模最大的六四纪念活动。（2015年资料图片）

天安门的故人：2013年，台北民众举行烛光晚会，纪念六四，声援狱中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刘晓波是89民运代表人物之一、与周舵、高新、侯德健一同被成为“天安门四君子"。

遥望台北：2019年，六四30周年之际，台北举办了专题纪念活动。此前还在台北中正纪念堂前放置了由台湾艺术家雪克（Shake）搭建的充气“坦克人”艺术装置，亲历六四的王丹、周锋锁等民运人士到场参与。

两岸三地成唯一：台湾的六四纪念活动，规模和历史远远不及香港，但近年来开始得到更多关注。2020年，尽管受到疫情影响，仍有三千多人参加了在台北的烛光悼念晚会。由于这一年香港和澳门都以防疫为由禁止六四集会，台湾成为两岸三地唯一可以纪念六四的地方。

六四纪念馆：香港六四纪念馆2012年起临时设址九龙，先后迁至城市大学和尖沙咀，在物色新馆址过程中屡遭挫折，被迫多次关闭。2018年支联会在旺角购买房产作为新址，2019年4月重新开馆。2021年4月休馆翻新后，5月底重新开放，但数日后被当局以“证照不全”为由再度关闭。

国殇之柱：2019年六四30周年之际，香港大学生清洗丹麦艺术家高智活（Jens Galschiøt）的作品“国殇之柱”。它曾在香港各间大学巡回展出，现矗立在香港大学黄克竞楼平台。传统上，支联会每年都会派人在六四前夕洗刷该雕塑。

疫情下的追思：新冠疫情下的2020年，因有防疫限聚令，当局31年来首次未批准维园六四集会。但仍有数万港人来到维多利亚公园燃烛默哀。

再度遭禁：2021年，香港当局再度禁止六四纪念晚会。一年前香港国安法生效后，香港社会的言论、集会自由空间受到进一步挤压。同时，澳门的民间六四纪念活动也连续第二年遭禁。

极权者如何心甘情愿地弃权？

台湾“上报”发表文章《如何让独裁者放弃权力──谈中国未来转型的几种可能（三之一）》，作者羽谈飞认为，关于民主转型的历史论、阶段论、文化论、国情论、素质论等任何推诿之词，都属于顽固抵御转型的掩耳盗铃。因此，摆在中国今天的国家转型问题，既不存在转与不转的问题，也不存在何时转的问题，更不存在向何处转的问题，唯一只剩下如何转的问题。

文章说，极权者是否愿意弃权，主要决定于三点：（1）极权环境压力是否超越了极权者的心里承受程度；（2）极权者是否还尚存最起码的人性道德；（3）极权者是否还具有正常的智力思维。如果极权领袖有意愿，那么说明他本人的包袱已经不是阻力，关键就是看极权系统的包袱阻力有多大。这个罪孽包袱主要包括反人类罪孽和特权腐败罪孽的沉淀量。

作者说，根据领袖变革的三大约束障碍，请问今天中国，幻想领袖变革实现国家转型的可能性还有吗？因此，那种以不断歌颂胡耀邦、蒋经国、吴登胜、德克勒克为引子来触动顶层出现领袖变革的寄望，注定是一厢情愿，即便胡赵阴灵回转也只能两眼一瞪而无力回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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