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磅—《摘金奇缘》（Crazy Rich Asians），赢得了评论家的赞誉和数百万票房。这部电影在娱乐新闻和脱口秀节目中引领风潮，许多人欢迎其全亚洲的演员阵容 ——好莱坞长期以来第一部这样的电影。
 
人们很容易看出，为什么这部浪漫喜剧可以如此迅速地在西方受到追捧：好莱坞和自由主义的美国人渴望获得多样性的胜利。
 
在好莱坞，白人男性占据行业招致越来越多的批评，最终导致2015年标签#奥斯卡只归白人（#OscarsSoWhite）的愤怒，这促使负责奥斯卡颁奖典礼的电影艺术机构与科学学院承诺成员多元化，以到2020年容纳更多女性和少数民族。
 
与此同时，随着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种族和社会经济不平等的紧张局势升级，让一向自由派的美国震惊不已。当前全社会的危机——从白人至上运动的复苏到美墨边境移民家庭的分离，以及#MeToo运动中许多丑陋的揭露—让许多美国人渴望得到保证，即事情似乎并不像看起来那么糟。
 
《摘金奇缘》和其他成功让少数派演员担任主角的电影，比如《逃出绝命镇》（Get Out）或《月光男孩》（Moonlight）被视为对偏见的回应。从令人震惊的媒体关注以及电影获得的积极评论来看，似乎自由主义的美国人得到了想要的东西：因拍摄到另一个多样性观点而获得的自我鼓励。
 
在新加坡，人们对这部电影褒贬不一。一些新加坡人也追捧它，因为它的成功意味着该国终于“混入了西方”。除了口香糖禁令或其具有讽刺意义的 “死刑迪士尼乐园”，新加坡现在能够因其他方面闻名。
 
这部电影象征性地剥夺了新加坡少数民族的尊严，以引领有意义的，非依赖性的生活。这种代表性强化了占多数的新加坡华人的有利地位。这种“中国化”基本上相当于亚洲 “白人化”——好莱坞最受欢迎的工具，使非西方故事更容易被西方观众消化。
电影中无意中提出的华人身份政治性是复杂的。
美籍华人的经历与在新加坡华人的经历不同。虽然华裔美国人一直都知晓种族主义，但一些新加坡华人只是在国外学习或工作时，因其肤色和文化被他人定义。印裔和马裔新加坡人在该国每天都有这些经历。
 
新加坡华人与中国人之间也存在紧张关系 ——电影掩饰了这一点。人们认为，中国越来越多地侵犯新加坡内政，向那里的中国侨民伸出援手，将其国家利益推向懊恼的新加坡政治精英。
 
由于忽略了细微差别，《摘金奇缘》描绘的国家类似于新加坡，但并不完全。
 
为免我们忘记，这些对东南亚的虚假描绘并不新鲜。早在20世纪80年代，关于该地区广受好评的好莱坞影片，要么抹去，要么淡化了当地人。美国女演员琳达·亨特甚至在《危险年代》中以比利·关的名字描绘了一位华裔澳大利亚男性角色，获得奥斯卡最佳女配角奖。
 
伪东南亚人代表性在文学上的历史更为悠久。以德国作家赫尔曼·黑塞为例，他获得了1946年的诺贝尔文学奖。他在1911年游览新加坡街头的文章中，将中国人描述为勤劳，马来人是容易上当，印度人则是看起来像被废弃的拉贾。还有比如拉迪亚德·吉卜林（Rudyard Kipling）和威廉·萨默塞特·毛姆（William Somerset Maugham）的散文，仅举几例。
 
然而，如果说虚假陈述是这些伪东亚叙事的主要问题，那就太简单了。相反，这里的重大问题是种族和市场需求的混合。内容中的偏执种族秩序是由市场的利润推动的。出于这个原因，在非洲或亚洲拍摄的电影却并不是关于非洲或亚洲，而是关于西方人（包括西方少数民族）如何看待他们。
 
这种种族和资本的混合才是美国人，加拿大人，英国人或澳大利亚人被吸引的原因——这些消费者会毫不犹豫地从英语国家文化产业中心获取这些文化产品。
 
正是出于这个原因，该影片导演如此专注于寻找以“正确”口音说话的亚洲演员。他认为，“中国大陆演员不一定能恰当地讲出英语口音，也不能理解亚裔美国人的冲突。”
 
虽然有些评论家对漫威《黑豹》（Black Panther）和《摘金奇缘》的比较并不看好，但二者有重要的相似之处：他们都是西方电影“以西方人的视角拍摄，主要是为了西方观众”。
 
《摘金奇缘》的成功似乎表明，伪东亚的现象正在卷土重来。我们可能会看到更多，这取决于它的续集—《中国壕女友》(China Rich Girlfriend)的结果。
 
如果好莱坞真的想要改变和多样性，它应该寻求改编充分代表东南亚故事的电影。它应该深入叙述本身，而不是主角或对手，同时要对真实性做出坚定承诺。
 
最终，这些电影不应该是“肯定行动”的叙述，即仅仅是为了反对代表性的不足。它们应该是伟大的叙事，其中多样性作为故事的自然特征。艾卡·科尼阿万(Eka Kurniawan)的作品《人虎》（Man Tiger）（2004）将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戈帕尔（Gopal Baratham）的小说《月起日落》（Moonrise，Sunset）（1996）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