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俊华
2023-05-03T12:27:33.679Z
2019年6月,习近平访问俄罗斯期间与普京举行会晤

(德国之声中文网)为了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弄清楚,首先这里有个细节值得注意:联合国第77届会议第69次全体会议,讨论议程专案127(l)“联合国同欧洲委员会的合作案”。在本案序文中提到:“俄罗斯联邦在侵略(aggression)格鲁吉亚之后侵略了乌克兰,在此之后,欧洲现在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俄罗斯联邦在欧洲委员会的成员资格已被停止,因此需要加强联合国同欧洲委员会的合作,目的特别是在尊重任何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的基础上,迅速恢复并维护和平与安全,确保在敌对行动期间遵守人权和国际人道法,向受害者提供补救,并将所有对违反国际法行為负责的人绳之以法。“

两分钟内的差异

根据联合国官网提供当天全长2小时21分的讨论与表决本案(A/77/L.65)的视频,在第37分钟时,有国家针对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这一条序文提出异议,认为这段叙述与本文无关。于是大会进行表决,赞成有关的有80个国家,俄罗斯等10国反对,48国弃权,中国投弃权票。

但在第39分钟,就此案做全案表决时,共有122个国家投下赞成票、5国投反对票、18国投弃权票,反对的5国是俄罗斯、白俄罗斯、朝鲜、尼加拉瓜、叙利亚。中国代表投了赞成票。 换言之,在会上,两分钟之前的中国跟两分钟之后的中国似乎不一样了。 但代表中国官方喉舌央视的驻联合国记者徐德智明确地说,这是外界的“理解错误”。 他说,中国在乌克兰的立场没变,联大投票就是明证。什么明证?他说:“中国对整个决议投赞成票是否就是同意序言第9段呢?很明显,并不是。要不然中国在单独对这一段落投票的时候弃权呢?这已经表明了中国的态度了吗。决议全文很长,有问题的就一段。中方显然是同意加强联合国和欧盟委员会合作的,所以,最后整个决议案文的投票,不能认为是对于那一段的认可。”

中共的外交思路

尽管中国政府迄今为止并未对这次投票作出任何表态,但是,徐德智坦率的解释也许确实反映了中共当局在目前的思路。首先,习近平决定跟泽连斯基通电话,意味着习决定在俄乌战争中给自己留条后路。而这跟他本来似乎是全心全意坚信俄罗斯必胜而全力支持普京的做法有所不同。尽管中共官方表面依然表示“能够担当其大国的责任”促进和平,而且跟马克龙也已有约定,一起为和谈做贡献。但习近平自己知道,外界对中国当调解人的角色并不看好,而中国确实也不符合一个公正的调解人的条件。但习近平同时也意识到,在乌克兰问题上给自己留条后路很重要,因为毕竟乌克兰是欧洲的一部分,善待乌克兰,等于善待欧洲。而习近平对欧洲的期待很大。

期待之一,是他的地域战略思维决定的。因为他已决定好好利用像马克龙那样的政治领袖,通过鼓励欧洲“战略自主”,把美国跟欧洲分离开来。 

期待之二,中国目前的经济尽管有所恢复,但远不是他希望的那样稳健发展。 自从美国决定跟中国打芯片战以后,很多他提倡的“高质量”发展,大有落空的危险。 而在这种情况下,欧洲则可能成为他的救命稻草。因为芯片的设备、不少原料和技术均在欧洲。 

期待之三,一旦哪天乌克兰战争结束,中国就可以发挥自己的特长(门类齐全的制造业、比西方价格便宜的产品和劳力),打着一带一路的名义,在重建乌克兰中赚上一笔。 

相关图集:中俄关系变迁:从兄弟、对手到战略伙伴

最初的盟友: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布成立的第二天,苏联成为第一个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年底,毛泽东赴莫斯科访问,并在苏联停留两个多月,参加了斯大林70岁生日庆生活动(图)。事后毛泽东抱怨受到斯大林的冷遇,以及签约会谈进展不顺利。1950年2月14日,毛泽东在莫斯科签署《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苏两国结为盟友。
苏联“老大哥” :1950年代至1960年代初,被外界视为中苏关系的“蜜月期”,双方签署了一系列协定,苏联从贸易、高等教育、核技术、工业等一系列方面向中国提供资金、物资和人员的援助,以帮助中国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中国政府1953年针对经济发展制定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就是在苏联的帮助和策划下出台的。毛泽东强调要在各方面向苏联学习, “苏联共产党就是我们最好的先生”。图为1956年出版的纪念中苏友好条约6周年的报道图册。
朝鲜战争: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中国于10月出兵参战(图为志愿军跨过冰封的鸭绿江),直接与美国主导的联合国部队对抗,中国称之为“抗美援朝”。苏联没有直接参战,但提供了大量武器装备和资金援助。1953年6月南北双方签署了板门店协议:规定朝韩以北纬38度线为界停火,这固化了朝鲜半岛的分裂格局。
从反目到决裂:1959年9月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访华(图),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十周年活动。当时中苏领导人在政治理念和上的分歧和战略利益方面的矛盾就已显现。1960年莫斯科召回援华的全部苏联专家,废除两国经济技术合作的各项协议。北京则对苏联的“修正主义”以及苏共的对外对内政策展开了长期的尖锐批评。
边境冲突:中国和苏联是世界上拥有最长陆地边界的两个邻国。1964年中苏第一轮边界谈判失败。 1969年6月3月,中、苏两国军队在界河乌苏里江的珍宝岛爆发冲突(图为珍宝岛中国守军),双方均有伤亡。同年,两国又在黑龙江八岔岛和新疆铁列克提再次发生武装冲突。9月,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取道北京,在机场与中国总理周恩来紧急会晤3小时,达成共识维持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
中苏交恶:勃列日涅夫任苏共领导人后,中苏关系依然处于对峙势态。1966年中国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后,两国间几乎停止了所有交往。1967年,红卫兵曾冲击苏联驻北京大使馆。图为1969年中苏边境冲突后,包头钢铁厂工人抗议“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示威。
抵制莫斯科奥运:进入70年代后,中国开始同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改善关系,1972年尼克松访华开启了中国向国际社会开放的大门。1980年代的苏联,则因入侵阿富汗遭到西方国家更严厉的制裁和对抗。1980年莫斯科举办奥运会,中国加入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抵制阵营。
关系正常化:在苏联末期,中苏关系有所缓和。从1982年10月至1988年6月,中苏两国政府特使就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进行了12轮的磋商。1989年5月,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访问中国,同邓小平会晤。双方在北京发表了《联合公报》,标志两国关系正常化。
从睦邻到战略伙伴:1991年苏联解体后,中国宣布承认俄罗斯为苏联的继承者。两国最高层之间开始恢复往来。1999年,《关于中俄国界线东西两段的叙述议定书》签订,遗留已久的边境划界问题基本得到解决。2001年普京上台后,俄罗斯与中国签署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确定平等信任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2010年,两国确认"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图为普京、布什和江泽民在2001年的上海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上。
共赴国际舞台:进入新千年后,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北京和莫斯科都有意在国际舞台上扮演更积极的角色。“金砖国家”(BRICS)峰会、上海合作组织(2002年成立)这样的多边平台为此提供了机会。图为2016年10月在印度举行的金砖国家首脑峰会。
政治强人的友谊:习近平和普京这两位威权专制领导人,有着相似的大国政治信念。在坚定巩固自身权力的同时,也都希望打破美国主导的现有国际秩序。2022年2月普京访问北京、出席冬奥会期间,中方强调中俄“友谊无上限、合作无止境”。图为2018年习近平在俄罗斯远东港口符拉迪沃斯托克与普京品尝鱼子酱煎饼。
不是盟友,胜似盟友:2022年2月乌克兰战争爆发以来,俄罗斯在国际上备受制裁和孤立。但中国始终拒绝谴责俄罗斯的侵略行为,而指责美国和北约应为冲突负责,反对制裁,呼吁重视俄方的“安全关切”。同时中国大幅扩大从俄罗斯的进口,特别是能源进口。2023年3月,习近平访问莫斯科,成为乌克兰战争爆发以来首位访俄的大国元首。

机会主义的表现

那么,中国对俄罗斯的态度是否出现了微妙的变化呢?表面上,习近平依然表现出普京是他“亲爱的朋友”,所以,在他跟泽连斯基通话之前,特意告知了俄罗斯,同时也告知了习近平将说哪些话。这就是为什么在美国都不知道习泽通话内容的时候,俄罗斯显得非常地得意地说,俄官方事先早已得到了中方的通知。可以想见,在联合国投票的事件上,即便中国在两分钟内无法火速通知俄罗斯,肯定也会在投票后随即跟俄罗斯通气,让其理解中国要拉住欧洲的用意。 

但客观上,这一切肯定还是会使普京感到不欢。处于危机中的普京目前在外交上无奈也无力,中共也明白。所以,普京只能眼睁睁地让习近平一方面在做好人,强调“核武器战争打不得”,另一方面,任其追求更大的利益,即改善跟欧洲(主要是发达工业国)的关系,必要时(暂时!)把自己的伙伴搁在一边。这次联合国投票几分钟之内的表现便是如此。 

从中国国内的公开的讨论来看,已有迹象表面,中方已经不完全排除普京的军队在不使用核武器的前提下,在乌克兰反攻中被打败的可能性。而如果这样,其结局很可能就是普京的下台。这样,中方不得不考虑的是,如何跟后普京时代的俄罗斯继续保持关系,从而保证能源供应和贸易的稳定。

至于目前中欧关系更是处在一个关键时刻。这点习近平领导的中共很清楚。这在中国经济整体大环境急遽恶化条件下更是如此。欧盟外长非正式会议将于5月12日讨论中欧关系。德国的中国战略至今因为各党派之间的意见不一而无法出笼。 而在6月20日则将在柏林举行德中政府磋商会议。中国当然不会错过这些机会,制造一些亲善形象。 

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外交部4月24日与卢沙野切割,称卢的说法不代表中共政府。也是为什么中国官员向米歇尔和其他支持协议的欧洲领导人提出建议,暗示中共可以单方面解除对欧洲议会议员的制裁,但前提是“保证”中欧全面投资协定(CAI)最终会得到批准。

且不谈马克龙在北京对习近平的颇有争议的许诺。不久德国政府明确表态,(暂时不响应美国的号召),尚无实行向中国实施芯片化学制品出口管控。德国汽车巨头梅赛德斯-奔驰集团股份公司董事会主席、首席执行官康林松(Ola Källenius)这几天也特意出来为中国说话。这使得习近平认为更有理由要在欧洲问题上加把劲。 

总之,中国的外交是以机会主义出名的。所以,今后如果还出现这种机会主义的表现,在国外的观察家实在不必大惊小怪。 

本文作者张俊华为徳籍华人政治学者,在德国生活三十余年。他曾就读于德国法兰克福大学,并获得哲学博士学位。此后曾执教于柏林自由大学等高校。现为法国Ecole Universitaire de Management客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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