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平观察：比“城管”更厉害的“农管”来了
2023-05-06T09:26:47.696Z
（德国之声中文网）湖南郴州桂东县的一位李姓农民，承包了1.5亩土地，种下了一大片生姜，期盼着丰收盈利。4月23日那天，他准备去田里浇水，却发现自己的生姜全部被人铲除了。在经过多方打听后，他才知道是当地“农管”干的。
“农管”最近成为中国网络上一个热门词汇。它的官方名称是“农村综合行政执法”，简称“农业执法”。有人以为“农管”是网民借用臭名昭著的“城管”来对这支新型执法队伍进行污名化，其实“城管”的官方名称大多也是“城市综合行政执法”，官方并没有避讳二者之间的关联。
有“城管”在前，几乎不用解释，“农管”就让人不寒而栗。人们常说城管是“暴力执法”，其实都太客气了。在很多时候，城管只是打着执法的名义实施流氓行径，欺压底层百姓。他们和别的流氓的区别就是横行无阻，无法无天。
“农管”也果真是名不虚传。等到网民关注的时候，他们已经恶行累累。河南沁阳市，一养殖户的50头猪，被当地农管扣押卖了，钱款不知去向。在东北，农民焚烧秸秆，农管得意地宣称对其罚款上亿元。湖北省宣称组建了5000人的农管队伍，对农民的“管理”无微不至：在自家池塘边种植蔬果要经过批准，在自家院子里晾晒衣物也不被允许。有些地方的农管则忙着办培训班，在田间地头设置考场，农民要缴费考证才能种地。网传视频显示，有农管宣称：交警和城管管不了的事情，农管都能管！
袁印博案与夏俊峰案
桂东县的李先生找到农管部门，要求赔偿被铲除的生姜的损失。农管告诉他，生姜不属于粮食安全保障范围内的作物，必须要改种水稻，否则就是违规占用耕地，不仅不赔偿，还要处罚他。
这让我想起来二十多年前我在西安采访的一个案子。1999年，陕西兴平县农民袁印博、董翠侠夫妇在西安北郊一个农场承包了一片土地，种植了萝卜白菜。眼看就要收获了，农场场长蒲渭滨却派人抢割了个精光。
袁家将蒲渭滨告上法庭，法官枉法断案，袁印博在法官办公室喝农药自尽，其老父亲也当场晕倒身亡。随后，袁家又有两人在绝望中自尽。村长刘世俊带领村民上访抗争。我的报道在《南方周末》发表之后，此案成为舆论焦点，陕西省委成立调查组，法院最终判决蒲渭滨违法，袁家获赔。
这根本谈不上是法治的胜利。但是，当时还没有“农管”，流氓虽然是体制内的“优秀共产党员”，但还没有打着“综合行政执法”的大旗，村民们还可以将他告上法庭，舆论还可以监督。中共治下的“综合执法”，就等于没有诉讼和监督可能的非法暴力。各地都有过不少状告城管的诉讼，几乎都是以败诉告终。因此，2009年沈阳小贩夏俊峰怒刺城管，得到广泛的同情。在很多网民心中，他是反抗暴政的英雄。当局也明白这点，夏俊峰多次上诉无果，于2013年被执行死刑。
从“皇权不下县”到流氓化管制
很多网民怀念“皇权不下县”的古代中国，痛斥农管对中国乡村社会的破坏。
费孝通先生曾用“无讼”来描绘传统“乡土中国”的治理特征。他的意思是，传统中国乡村治理主要靠基于熟人社会差序格局的礼治，而不是现代社会人人平等的法治。
在政治管理上，费孝通指出中国社会结构“双轨制”特征：“我们以往的政治一方面在精神上牢笼了政权，另一方面又在行政机构的范围上加以极严重的限制，那是把集权的中央悬空起来，不使它进入人民日常有关的地方公益范围之中。中央所派遣的官员到知县为止，不再下去了。自上而下的单轨只筑到县衙门就停了，并不到每家人家大门前或大门之内的。”
这就是后来被学者总结为“皇权不下县”的治理结构。研究“三农”问题的学者温铁军说：“由于小农经济剩余太少，自秦置郡县以来，历史上从来是‘皇权不下县’。解放前县以下虽然设有派驻性质的区、乡公所，但并不设财政，不是一级完全政府。农村仍然维持乡村自治，地主与自耕农纳税，贫雇农则只交租。这种政治制度得以延续几千年的原因在于统治层次简单、冗员少，运行成本低。”
在我看来，将“皇权不下县”等同于现代社会的“小政府”理论，并期待回归“乡土中国”是不现实的。费孝通先生也曾认为，“新的司法制度却已推行下乡了……在理论上，这是好现象，因为这样才能破坏原有的乡土社会的传统，使中国能走上现代化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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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越交恶：由于越南奉行亲苏联的政策，中国和同为共产主义阵营成员的越南之间关系恶化。1979年2月底至3月初，中国军队开进越南北部四十公里纵深地带。这场由中方挑起的军事冲突中，双方均损失惨重，也很难确定哪一方获得了胜利。图为中国军队撤退后，越南边境少数民族民众重返家园。
第五个现代化：1978年，西单民主墙出现一张大字报，文中称以发展经济为目的的“四个现代化”是不够的，中国还需要“第五个现代化”——民主。这类呼唤民主的大字报稍后也出现在北京其他人群熙攘的地方。然而，这场争取民主的运动不久即遭到镇压，许多人遭到逮捕和迫害。
打压异议：民主运动遭镇压的过程中，最受关注的是时年29岁的魏京生。1979年10月，魏京生以“泄露国家机密”及“反革命煽动罪”被判处15年监禁。（编者注：图为1993年魏京生提前获释后在北京家中。）
清算“反革命集团”：1980年秋末，针对“四人帮”和“林彪集团”的法庭审理开始。对毛泽东遗孀及其同谋的控罪中包括阴谋策划武装政变等内容。北京最高人民法院于1981年1月判处江青死缓，1983年又转为终身劳教。毛本人则从未被追究法律责任。官方版本的历史书中称，毛晚年已认清江青及其四人帮的罪恶本质，并同他们划清了界限。
“八二宪法”草案通过 ：1982年12月召开的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通过了由邓小平主导的宪法修订草案，该宪法简称八二宪法。其主要的修订内容包括：删除了诸如“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 的文革语言；重新设立在七五宪法中废除的国家主席和副主席职务，规定任期一届五年，连任不得超过两届。
“个体户”诞生：八十年代初，小型私人企业被获准成立：城市了出现了首批小型私营企业，比如裁缝店（如图）、餐馆等，原材料则来自自由市场。
市场初现雏形：对农副产品贸易的严格限制开始有所松动。尽管当时农民仍然是公社社员，他们的收成仍几乎全部要以极低的价格上交国家。不过，他们在“自留地”上种植和养殖的蔬菜或鸡鸭已被获准到自由市场上去销售。
访问波恩：据称毛泽东逝世前曾对华国锋说过：“你办事，我放心”。1979年10月，华国锋以中共中央主席兼任国务院总理的身份访问联邦德国时，中国已经决定将推行经济改革。德国经济界希望中国的开放会给他们带来新的商机。但时任德国总理施密特（图右）则怀疑，中国人是否有足够的硬通货，来购买德国产品。
中英联合声明：1984年12月，中国总理赵紫阳与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作为两国政府首脑在北京签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声明指出，中国在1997年7月1日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在“一国两制”的原则下，香港本身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维持“五十年不变”。
国庆阅兵：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35周年之际，天安门广场举行盛大阅兵仪式。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检阅部队。1949年中共建政以后，彻底颠覆了中国原有的乡村社会传统，将“皇权”架构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问题不在于社会改造，而在于它并没有让中国从“礼治”走向“法治”，而是利用熟人社会实施地痞流氓化管制。严格地说，“农管”并不是今天才有的新鲜事物。从“打土豪分田地”到“四清运动”，从“文革”到“计划生育”，都是同样的运动式“综合行政执法”模式。
顺便一说，城管的受害者主要是两类人：一是城市下岗工人，二是进城谋生的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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