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龄是黄金：老龄化能否带来意外的经济繁荣？
从美国和欧洲到日本和中国，世界最大经济体的人口正在老龄化。在全球范围内，未来30年，预计 65 岁及以上的人口数量将会翻一番，从 2021 年的 7.61 亿增加到 2050 年的 16 亿。
根据最新的联合国人口预测，到那时，欧洲和北美每四个人中就有一个年龄在 65 岁或以上。甚至亚洲、拉丁美洲、加勒比地区和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发展中经济体，世界上最年轻人口所在地，65 岁以上人口的比例将从 2022 年的 3% 增加到 2050 年的近 5%。
年轻人口通过提供大量高效的劳动力成为经济增长的引擎。然而，在2018年，65 岁以上的人口数量首次超过 5 岁以下的人口，这预示着未来人口依赖程度会越来越高。
飞速的老龄化引发了对全球经济未来的担忧。一些研究表明，在老龄化社会中，人口收入水平的增长放缓。
然而，也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如果发达经济体能够让老年人口保持健康，他们不仅可以减少老龄化对经济的不利影响，甚至可以将其转化为优势。
所以，世界是否准备好结束高速经济增长？还是老龄化社会可以重塑自我以保持经济运转？半岛电视台向经济学家和人口学家提出了这些问题。
简短的回答是：老龄化可能会降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但不太可能对人均收入产生太大影响，这对人们来说是最重要的。专家表示，技术和更高的预期寿命水平可以提高工作年龄人口的生产力，这可能会抵消劳动力萎缩带来的损失。
此外，老一辈积累的财富可以推动未来的投资。当然这一切都不容易做到，但一些国家正在展示如何做到这一点。
经济放缓
尽管人口老龄化，但发达国家到目前为止一直处于经济黄金地带，既不太年轻也不老。由于生育率也急剧下降，东亚和东南亚、欧洲、北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目前的劳动年龄人口比例是世界上最高的，联合国将劳动年龄定为 25 至 64 岁。
然而，这个工作年龄人口现在正趋于稳定或下降。同时，到 2045 年，这一年龄段在中亚、南亚和西亚以及北非将继续上升，而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到 2050 年为止将继续上升。
然而，专家指出，虽然劳动力下降的时间表因地区而异，但后果最终将是大差不差的。通常，一个社会的劳动年龄人口生产的比其消费的多，从而导致受抚养群体（即儿童和老人）肯定会有盈余。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人口与经济学研究生院教授罗纳德·李告诉半岛电视台，“由于支持不断增长的受抚养人口的成本，人口老龄化给工作年龄段的人带来了巨大压力。” 他表示，从广义上讲，人口和劳动力增长率的放缓大致一对一地转化为类似的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下降。
不过，李表示，在某些情况下，人口老龄化对国内生产总值的影响可能更加“极端”。中国就是一个例子。与 1990 年至 2015 年每年增长 1.5% 相比，预计2020年至2060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每年下降1个百分点。
根据他对联合国人口估计的计算，他指出，即使经济的生产率以目前的速度增长，“这也将导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下降 2.5%”。
然而，李警告称，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本身并不总是衡量一个经济体如何应对老龄化的最佳指标。对于人民的福祉而言，最重要的是收入水平，这是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衡量的。他指出，随着一个国家的人口增长放缓或下降，即使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疲软也“并不一定意味着人均收入增长正在放缓”。
事实上，研究人员乔纳森·赛勒斯和林恩·阿尔·塔亚拉进行了一项研究，查看了180个国家从1990年到2017年的数据，结果表明，劳动年龄人口老龄化对人均收入水平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
欧洲卫生系统和政策观察站伦敦站负责人、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高级研究员赛勒斯告诉半岛电视台， “我们的研究表明，年龄不是最重要的，更多的是劳动力的功能能力。”
“年龄是生产力的一个非常直接的衡量标准，因为你也许在70岁时仍然健康并继续工作。”
第二次人口红利
经济学家通常认为，当劳动年龄人口比例的增加可以提供更高水平的经济增长时，人口红利对经济有利。
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人口统计学家格雷琴·唐豪尔（Gretchen Donehower）表示，有一个各国应该考虑的“长期想法”，即人口老龄化带来的二次人口红利。
她告诉半岛电视台，“随着人口老龄化，这在某种程度上是永久性的，国家有更多的人处于那个年龄段，他们有机会积累大量资本进行投资。因此，即使劳动年龄人口较小，也有其他类型的资本可以用来提高生产力。”
唐豪尔表示，这可能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即一个国家可能能够将更多的资金投入到更少儿童的健康或教育上，相对于他们正在取代的几代人，这可能会为他们提高生产力做好准备。
唐豪尔指出，要实现这种情况，政府应将政策导向提高经济的整体生产力，使每个人都能在技术的帮助下生产更多产品。
李表示，研究表明，老龄化社会会更快地采用节省劳动力的技术，向更加资本密集型转变，从而促使人均收入高于其他国家。
修复“恐怖片”
但经济学家指出，在老龄化问题上，各国也在其他方面有所失误：它们往往未能更好地利用工作年龄人口。
赛勒斯说道，“我们可能有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口，但目前我们也有很多失业的年轻人。” 2021 年，欧盟的青年失业率为 13%。赛勒斯还指出，“因此，可以通过解决这些现有差距来释放劳动力市场的潜力。”
唐豪尔表示，还有一些国家因经济的性别特征而面临劳动力短缺，妇女对参加工作感到气馁。以印度为例，女性劳动参与率从 2000 年代中期的 30% 以上暴跌至 2021 年的 19%。唐豪尔指出，让更多女性成为劳动力有助于应对人口老龄化现象。
据专家介绍，还有更深层次的系统性挑战在起作用，李称之为“制度滞后情况”，即社会的文化价值观、政治和经济决策者以及更广泛的政府没有跟上该国不断变化的人口结构。
他称，在很多国家，“既要有事业又要养孩子，这看起来就像是恐怖片。虽然老年人可能需要工作更长时间，但年轻人应有更多的闲暇和安全感。”
一些老龄化国家正试图鼓励人们生育孩子。在实行了三十年的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后，中国近年来鼓励夫妻多生孩子。现在，他们最多可以生育三个孩子。它还出台了政策措施，例如，为拥有一个以上孩子的夫妇提供优惠的公共租赁住房，以及为抚养孩子的夫妇提供税收优惠。
匈牙利几十年来生育率一直处于低水平，从针对大家庭的工资调整育儿假和税收减免，到针对拥有三个或更多孩子的父母的债务减免计划，以及扩大对失业父母的家庭津贴，它已经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澳大利亚已通过法律鼓励更多的女性参与劳动，例如从时间到工作地点，允许父母灵活地安排工作，以照顾年幼的孩子。
不过迄今为止，这些国家中没有一个国家的生育率下降出现任何逆转迹象。至少现在，这些经济体的未来取决于如何保持老年人口的健康，以及如何利用老年人可以提供的技能和经验。
东方的智慧
这是一个处于老龄化前沿的国家无法忽视的现实。唐豪尔指出，日本拥有世界上最老龄化的人口，在制定侧重于老年人健康需求的政策方面处于领先地位，同时允许年老但身体健康的人工作，从而使劳动力市场更加灵活。
日本实行终身雇佣制度，企业聘用高校毕业生，有效保障其稳定就业至退休年龄。与此同时，该国已将退休年龄从 60 岁推迟到 65 岁，并于2021 年通过一项法律，要求雇主尽量保证员工工作至 70 岁。截至 2022 年，日本 65 岁以上的人中有四分之一有工作，占 65-69 岁年龄段人口的一半。
为了改善老年人口的工作条件，日本为企业提供补贴，为老年员工提供楼梯栏杆和额外休息区等设施。
这对年轻人也有溢出效应。2000 年，日本建立了全国性的保险制度，使长期护理成为老年人的一项权利，无论其收入如何或者是否有家庭的支持。研究表明，从那时起，年轻的家庭成员在照顾老人方面的压力更小。
同样是亚洲先进的老龄化社会，新加坡自 2022 年起强制要求公司为 63 岁退休年龄的工人提供再就业机会，并且至少要到 68 岁。该国为雇用 65 岁及以上且月收入不超过 4000 美元的人的雇主提供工资抵消补助金，还有给那些为高级员工提供兼职再就业和其他灵活工作安排的公司提供福利。到本世纪末，该国计划将退休年龄和再就业年龄分别提高到65岁和70岁。因为到 2030 年，四分之一的新加坡人将超过 65 岁。
新加坡正在投资建设综合社会和医疗设施的公寓大楼，这样老年居民无需出行即可使用这些设施。
但所有这一切都需要社会接受变革的必要性。正如一些国家发现的那样，这说起来容易但做起来难。
政治赌博
近十年前将退休年龄从 60 岁提高到 62岁后，法国最近批准了一项法律，将退休年龄从 62 岁提高到 64 岁。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辩称，此举旨在防止养老金体系因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日益增加的经济负担而崩溃。
然而，此举遭到了大规模的抗议和示威，因为这推迟了人们开始领取养老金的年龄。
据专家称，政府的提议和公众的强烈反对表明，政府将越来越需要进行复杂的政治和政策制定，以维持其经济的运转。
一方面，他们必须为子孙后代着想。李指出，“如果不提高退休年龄，那么这就会把老龄化的成本放在年轻人身上，而不是老年人身上。”
然而另一方面，唐豪尔表示，各国应对提高所有职业的退休年龄持谨慎态度，特别是在不是同时投资医疗保健的情况下。
她称，“全面提高退休年龄可能会对健康产生影响。一名建筑工人可能无法像从事办公室工作的人那样在 70 岁时继续工作。”
唐豪尔指出，有证据表明，仅仅提高人们领取养老金的年龄，政府最终会导致他们购买残疾保险，或者使他们“遭受健康、心理健康和身体健康的后果”。
李表示，瑞典提供了一个比大多数国家更好地平衡经济和人民需求的国家的例子。这个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将最低领取养老金的年龄与未来的预期寿命联系起来，所以人们知道养老金会以透明的方式上涨。此外，瑞典还允许工人将其全部缴款的一部分用于他们选择的养老基金，使他们能够比以前更好地控制自己的退休储蓄，虽然这是为了减轻公共资金的负担。
可以肯定的是，各国可以而且长期以来一直在采取捷径来解决眼前的劳动力短缺问题。
一种方法是为来自人口较年轻的国家的移民敞开大门。另一种方法可能是将资本转移到亚洲和非洲的年轻国家。李表示， “将投资转移到资本回报率高的国家存在着强烈的动机，那里的劳动力更年轻且增长更快。”
但是，在许多国家日益增长的反全球化和保护主义情绪背景下，政府承受着保护当地人就业的压力，使移民和资本外包在政治上难以推行。
即使是发展中国家也在老龄化，虽然缓慢但这一趋势是确定的，这些解决方案充其量只能为老龄化的发达经济体提供暂时的缓解。
在未来几十年，唐豪尔所说的由人口老龄化催生的第二次人口红利，可能成为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国家可以指望的人口红利。老龄将必然是黄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