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印度尼西亚的困顿中，阿富汗妇女发现自己“也可以当老板”
自从在阿富汗重新掌权以来，塔利班一直试图让妇女保持沉默。但在数千公里之外的印度尼西亚，许多人逃到那里以躲避迫害，阿富汗妇女正在寻找自己的声音。
26岁的卡特拉·阿米里（Khatera Amiri）告诉半岛电视台，“在这里，女人可以当老板。她们可以是老师，她们可以是学生。她们非常坚强。”
卡特拉是Cisarua难民学习中心（CRLC）的经理，这是2014年在雅加达以南80公里（50英里）的茂物摄政区Cisarua建立的第一个难民学习中心
该中心由一群哈扎拉难民创办，创始人最初求助于曾在阿富汗担任教师的男性来教授课程，但他们由于担心这会损害他们的保护要求拒绝了，之后女性挺身而出。
茂物现在至少有七个由难民主导的学习中心，为大约1800名儿童提供服务，雅加达有三个，泰国首都曼谷有一个。以在第三国重新安家的可能性为出发点，英语是教学语言。
悉尼科技大学高级学者露西·菲斯克（Lucy Fiske）表示，“这具有变革性，特别是对年轻女性而言。”她花了六年时间来研究难民学习中心对哈扎拉妇女的影响。
菲斯克与许多在别处重新安家的难民保持着联系。
她称，“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直接从这些学校毕业的人也去上了大学。”
许多学习中心的老师，比如卡特拉，都是从学生开始，成为了老师。卡特拉在阿富汗中部的加兹尼长大，是一名天才学生。她多次跳级，并在19岁时完成了会计课程。
2016年，在塔利班绑架了她的母亲、兄弟和8岁的妹妹后，她和三个兄弟姐妹逃往印度尼西亚，当时最小的只有14岁。
她说道，“我必须救我的兄弟姐妹。”
寻找和平
和许多难民一样，卡特拉在抵达印度尼西亚之前去过印度和马来西亚。
截至2月，该国约有12710名难民在联合国难民署登记，一半以上来自阿富汗，并且其中大部分是哈扎拉人。据说哈扎拉人是成吉思汗的后裔，也是阿富汗最大的族群之一，来自该国的中部高地。他们表示，他们长期遭受迫害，包括受到塔利班的迫害。
许多人抵达印度尼西亚，希望登船前往圣诞岛，这是印度尼西亚爪哇岛南部海岸附近的澳大利亚领土。然而，当澳大利亚于2013年9月启动主权边界行动并实施其臭名昭著的太平洋岛屿离岸移民政策时，许多人发现自己陷入困境。
Cisarua现在居住着大约5000名哈扎拉难民，其中许多人十年来一直生活在困境中，希望有机会重新安家。
联合国难民署《被迫流离失所报告》的最新数据显示，到 2022 年，全球只有114300人获得了这个机会。
卡特拉到达印度尼西亚时，她去了Cisarua，但住在远离其他阿富汗人的地方。她表示，她经历过欺凌和性骚扰。
她说道，“2016年和2017年，那是一场充满挑战和艰辛的灾难，我永远不会忘记。没有人帮助我。在这里，我是父母。我要为三个兄弟姐妹负责，特别是在一个陌生的社会。你无法相信任何人。”
一天，卡特拉在镇上遇到了Cisarua难民学习中心的一位老师，他鼓励她和她的兄弟姐妹去学习中心上课。这是她逃离阿富汗后第一个感到安全的地方。她学习了英语、数学、科学和印尼语，她的信心也得到了增强。
她表示，“我在这里找到了平静，找到了团体，找到了最好的自己。”
她的领导能力得到认可，并鼓励她申请成为一名教师。她负责管理GED项目，该项目由澳大利亚教师在线授课，让学生获得相当于美国高中文凭的证书。
卡特拉目前正在完成她的GED。她计划在今年晚些时候参加前两次考试。
她告诉半岛电视台，“我的目标更大。我的梦想更大，我想要获得大学证书，我想要一份好工作，这样我就能达到一个良好的经济状态。”
印度尼西亚不是1951年难民公约的签署国，但在2016年12月通过了自己的难民法。在找到长期解决方案之前，该法律为该国的难民提供了准入和临时保护。
那些在联合国难民署注册的人可以住在社区并送他们的孩子到当地学校上学，尽管他们不被允许工作。
然而实际上，印度尼西亚没有法律保护难民儿童的受教育权，他们在进入当地学校时面临许多障碍，包括语言障碍和流离失所造成的教育中断。
积极的差异
在社区中，学生和教师在难民学习中心之间流动是很常见的。27岁的卡特拉·贾姆希扎达（Khatera Jamshidzada），也叫苏菲，曾在Cisarua的两个难民学习中心任教。
“教学是我的爱好。当我教书的时候，我会忘记我的困境。”
苏菲是阿富汗的一名教师，但是塔利班威胁她并袭击了她的学校。
她告诉半岛电视台，“我离开阿富汗的时候，我以为我再也无法教书了。”
自从在印度尼西亚重新投入教学工作以来，她还教过来自其他国家的难民儿童。
“当我再次开始教书时，我感到非常自豪，因为我可以帮助更多来自不同国家、不同文化的孩子，而不仅仅是一个阿富汗孩子。”
苏菲认为，通过教学，她可以为难民儿童提供他们错过的童年。“我可以在他们的未来成为一个积极的人。”
法拉纳兹·萨利希（Farahnaz Salehi）是Cisarua难民学习中心的第一批学生之一，现年24岁。
她来印尼已经10年了，她还记得当初她和她的家人是如何自我孤立的。
他们一天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在睡觉，并且不与人来往，他们担心如果他们与其他难民家庭混在一起，他们将被驱逐回阿富汗。
她说道，“在我自己的国家，我是一个非常害羞的女孩。我很淘气，但我没有太大的勇气交谈和大声说话。但如今，我可以这么做。”
法拉纳兹被鼓励去追求她对艺术的热情，并且第一次踢了足球。这项运动帮助她面对难民生活的不确定性，虽然她的母亲不愿意让她继续踢球，但最终还是屈服了。
现在，她已经在Cisarua难民学习中心教了七年艺术课程，目前专注于自己的工作，并希望举办一次自己的艺术展。
她表示，“我之所以成为现在的我，是因为在Cisarua难民学习中心。”
虽然茂物的难民学习中心是社区的骄傲，但由于疫情和塔利班重新掌权，对难民工作和学习能力的限制以及难民生活的不确定性进一步加深。
2014年以来，至少有13名难民死于自杀。
重新安置计划提供的名额很少，这意味着一些难民在找到永久性住所之前可能需要在印度尼西亚待上长达25年的时间。
尽管如此，联合国难民署印度尼西亚发言人告诉半岛电视台，自塔利班掌权以来，许多重新安置国家增加了提供的名额。
发言人称，“我们希望重新安置名额的增加可以帮助该国更多的阿富汗难民找到解决方案。”
尽管因多年的困顿而疲惫不堪，但卡特拉、苏菲和法拉纳兹认为，阿富汗妇女的处境激发了她们争取更多机会的需求。
法拉纳兹回忆道，“我现在住在美国的朋友，他对我说，法拉纳兹，阿富汗的妇女，她们无法谈论她们生活中发生的事情，她们没有发言权，你应该试着成为她们的声音。”
“我能感觉到他在说什么。”